文立拥搂着我，他懂得我此刻的伤感。

我出生的时候，家住北京东城区小甜水井4号的“浙江会馆”，我们住在会馆里的一个独立院落里，在那里已经住了三代，珍藏的照片可以看到家里的基本状况，房子虽然是标准的北京四合院，但家中陈设一应现代，沙发、地毯、钢琴……，这也曾让我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心里一阵一阵发虚——毕竟是资产阶级的派头。后来，我也曾前去寻找故居，那里先是盖成了“红霞公寓”，供北京市政府的高干们居住，后来又在那里扩建了北京饭店，我家的痕迹早已没有了。

现在，在台北，面对如此破败的房舍，揣测着父亲的晚年竟然如此凄凉，徒让全家背着父亲的包袱，他老人家的境遇却是如此！文立认真地将绍兴老酒徐徐洒下，安慰我说：“爸爸知道我们来了，比什么都重要！”我接过那坛酒，也徐徐洒下，琥珀色的浆液含着我忍不住的泪水溅落在街头，此处可曾有过父亲的足迹？百般的滋味翻滚在心头。

街口的小吃店老板看我们当街洒酒，好生奇怪，便问我们所为何来。他一把年纪，顺房檐撑起的简易房屋摆放着三张桌子，小店前的路边另外摆着两张八仙桌，络绎的食客不断，虽不兴隆却也忙碌。我们一行便顺便坐了下来，文立仔细地向他打探可知我的先父否。我坐在那里细细观望四周，街道很窄，一溜几家类似的小吃店在道路两旁，巷子的两侧都是陈旧的楼房，整个街巷里飘浮着炝锅的味道，地面全部是水泥铺就，路边用水泥抹出了方便流水的沟壑，不知是为了疏导雨水还是为了路边餐馆的方便？邻里之间彼此都很亲络，小店老板的孙子放学回家，一边脱衣，一边卸书包，衣服拖在了地上。孩子吃饭就在空闲的餐桌上，饭刚吃完，母亲催他们就在那里写作业。马路上不时有人开着机车（台湾特有的机械自行车）矫健地通过，小巷很短，几家餐馆过去，就是水果摊和菜摊，新鲜时令的水果五颜六色，透红的莲雾、金黄的杨桃，番石榴、木瓜、菠萝、橙子全部新鲜而诱人。

小店老板说自己是外来人，到这里没有几年，他建议我们去敲对面楼房的门，说那位才是老住户，文立客气地按铃，主人打开房门，房间里面却和这街巷大相迳庭——宽敞而干净，老先生听后抱歉地说，他买这里的房子虽然很久，但也并非老住户，60年前的情景显然不得而知。文立又向附近的住户和店主们一一打探。他们说，小杂货店的女老板一直在这里做生意，恐怕是知道的。我们返回路边的餐桌，小店老板也忙里偷闲地放下炒杓，正跟隔壁的老太太说着，那老太太经营一个小小的杂货铺，见我们过来便走了出来，她和颜悦色，和善可亲，“我倒是从小长在这里，不知你们要寻哪一家？”文立说，是岳丈贺子謇，60年前来到这里，街巷、门牌就是这里，却不知他当年住在这里的情形。老人家笑了：现在的门牌可不是当年的，按你说的，当年，这个门牌是在现在前面那个商业大楼的位置，六十年前么，应该是一溜日式的房子，每套房子都有围墙，院子里面种满了竹子、鲜花，很好的日本房。她还记得，当年是有一个老先生住在其中的一套，是民国三十七、八年罢，很少出门……。但是，她记得那位老先生很胖。显然，这不是我的爸爸，因为我爸爸很瘦；也许是。但我感激上苍赐予我这位老人的记忆，起码让我知道我父亲的晚年

是体面、安详的。当然，我更感激我的夫君，他不懈地一家又一家寻访讨问。老人说六十年前，这里可不是这样，那时，这边是运动场，那边是很讲究的日式平房，而且当年是很繁华的市区；现在看到的一溜水泥居民楼是50年代后建的，台北工业化后外来的人涌进来，这一带也越来越乱……。我心情豁然开朗，这也印证了信庸大哥1978年第一次从新加坡回来找到我时说的情景，大哥说，爸爸当年在台湾买下的是日式房产的地上产权，后来，原地盖了商业大楼、停车场，当年的房子早没有了。

我便和老人家攀谈起来，她老已经80多岁了，但是，说她只有60多岁也让人相信，她领我看她小店的后面，很小，一个用得油亮的巨大竹梯矗立在一个隔板前，隔板上面堆满了货物。她说，以前她和她的先生买下这个小店，夫妇俩和五个孩子就睡在上面，“很苦啊，但是，最终五个孩子都成了高学历”，老人家满意地说着。如今，老伴儿过世了，孩子们都不可能接手这个小店，但是老人却一直坚持经营着，“只当是个解闷的事，如果不干了，糗在家里，恐怕早痴呆了”，老人笑着说。她每年都会关门些日子，去美国、加拿大看孩子们，她说，孩子们都孝顺，说，妈妈这样大年纪还这么辛苦，要让外人笑子女不孝呢。老人说，我自己挣钱自己花，每年还自费去看孩子，哪个孙子孙女学得好，我就发奖金，这样的奶奶就是好么！她想得开，说：“钱就是给孩子的，死去了给，不如活着的时候给，看得着大家高兴”。老人现在遇到进货、上货，因为年头久了，自然大家都来帮忙；说话间，邻居来了，拿了瓶酒，老人只是说，“先拿去用吧。”她说，只要身体还行，就全当锻练吧。我看着老人家健朗的身体，回味着老人家的真理：做一个让人高兴的老人。是啊，家尚且如此，国不更该如此嘛？@

原载香港杂志《开放》08年2月号(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