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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伦理
【大纪元2月21日讯】〔自由时报记者王昶闵、胡清晖／台北报导〕订做宝宝救另一位孩子的生命，看似合理，却涉及许多伦理议题。
看似合理 涉及争议却大
北医人文医学所所长蔡笃坚表示，订做救命宝宝可能使手足间的生命地位多了相互亏欠或依赖关系，变成先天不平等。
蔡笃坚不反对低调发展此新科技，但台大将其变成新闻事件，恐带给当事人很大压力，做法有待商榷。
台大认为 只是顺势救命
不过，台大医院妇产部主任杨友仕强调，台大订做救命宝宝的父母，双方都是带有重度海洋性贫血基因的健康带因者，生下重症病童的概率有四分之一，本来就想藉由胚胎着床前的基因诊断技术，再生一位健康的宝宝，同时取脐带血移植救哥哥一命，并不是为了救哥哥，才刻意去生这个宝宝。
台大基因医学部医师苏怡宁表示，国外曾有订做宝宝的骨髓移植成功案例，但对宝宝的风险很高，反之，取脐带血则不会伤害宝宝，争议性低。
台大小儿部教授林凯信则坦言，虽然移植失败率很低，但若失败，可能仍得考虑周边血或骨髓移植。
法规规范 无法扩及父母
卫生署国民健康局认为，人工生殖法规定，若有重大遗传性疾病，经由自然生育有生育异常子女之虞，可适用人工生殖，然而，人工生殖的后续医疗行为必须回归医学专业判断。
卫生署医事处处长薛瑞元指出，该案例的父母究竟是本来就要生第二胎，或是要救小孩才生第二胎，外人很难得知，目前医学伦理主要是规范医事人员，父母不是医学伦理主要规范范围。
一位不愿具名的台大妇产部教授表示，订做宝宝的人权问题值得重视。英国设有“胚胎代言人”制度，由牧师或伦理学者担任，以免利用胚胎方式有违伦理或成长过程中人权受损，台湾对此应谨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