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2日讯】胡温政权一面口口声声高唱“构建和谐社会”，一面又以“颠覆国家罪”为名，将反专制争民主的作家记者如师涛、力虹和维权人士高智晟、郑恩宠、胡佳、郭飞熊等投入监狱。据国际人权组织调查，中国大陆是全世界作家系狱最多的国家，迄今为止已有六十余名作家被以“颠覆国家罪”为名投入监狱。
中共政权从毛泽东开始到邓江直至今天的胡温，一贯强调“反对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可是自己却照搬西方民主国家的“颠覆国家罪”(Subversion Law)。殊不知，如此照搬却闹了两个世界笑话：一，西方国家这一法例，只适用于合法政权，而不适用于不合法政权，中共政府在“照搬”之前，连这一前提都还没有弄清楚；二，就算让你照搬，你也搬歪了，照搬的不是人家的原法。
西方民主国家在普通法中订立此一法例，是因为他们的国家政权是经过人民定期普选授权的，每一个公民都拥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如果你在选举中投出了自己神圣的一票，亦即使用了这一权利以后，又企图使用武力推翻大多数人选举出来的政府，当然不合理，这是对多数人意愿的不尊重；如果你对现行政府不满意，下一次普选你仍然有机会表达你的意愿。因此需要制定一个法律，大家都遵守游戏规则，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
而中共政府却是靠武力上台的，至今五十八年，完全没有经过真正“公平和普及的”全民选举，亦即没有人民授权，因此完全缺乏法理上的合法性。一方面霸王硬上弓坐上了金銮殿，不容许人民反对他；另一方面，又从不进行定期普选，不许人民有任何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却照搬西方民主国家的“颠覆罪”，实际上就是说：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就是我的私产，我就有权“永坐江山”。就如军头王震六四期间所说：“共产党的政权是牺牲了两千万人得来的，谁想要就得拿两千万条性命来换。”
孙中山先生说“天下为公”，共产党视江山社稷为私产的霸主心态，和现代文明及世界民主潮流格格不入。中外历史无不证明了如果人民大众没有“选举”的权利，唯有“造反”一途，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实现自己的诉求。西方民主国家选择了“选举”，历届政府都由选举产生，因此人民根本不需要“造反”，社会长久安定；中国选择了“造反”，大陆五千年来所有的政权更迭都产生于造反，因此社会动荡不安。中共政权自己造反成功以后，却同时禁止选举和造反，人民建言无路，泄怨无门，社会矛盾越积越深，最后必然导致总爆发。
中共根本不明白政府并不等于国家，政府垮台了国家依然存在。西方民主国家的“颠覆国家罪”是指武力推翻民选政府的行为，这里所说的“国家”其实指的是政府，可是中共却将其提升为“背叛国家”，以此将所有争取民主自由，维护公民权利的人入罪，同时还煽动愤青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和“爱国心”，转移民众对民主的诉求。
此外，西方局民主国家的“颠覆国家罪”针对的是行动；中共却用来对付言论自由，针对的是思想言论，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在西方民主国家，人民拥有批评政府的权利，批评政府的言论无日无之；在中国大陆，凡是批评政府的言论，通通都被视为“颠覆国家罪”。
中共的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称：“以造谣诽谤或者其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根据人大法制委员会的解释，这里所说的“造谣”是指“捏造虚假事实，迷惑群众”；所谓“诽谤”是指“散布有损于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而损害国家政权的形象。”至于什么是“其他方式”则解释欠奉，以备随心所欲以此罪名治罪。
一个国家的神圣庄严的法律条文居然如此模糊，足以证明这个国家的所谓“法治”是多么的虚假。如此说来，凡是批评社会现象、揭露官员腐败，申诉个人冤情，甚至仅仅是提出建议，通通都可以被扣上“散布有损于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而损害国家政权的形象。”的大帽子，以“颠覆罪”拉去坐牢杀头，在这个借口下，不知有多少热爱民主自由的志士仁人被中共监禁虐待。这和中国已经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南辕北辙，该条约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不论国界寻求、接收及传递讯息和思想的自由。”
二００三年北京强迫港府就基本法二十三条“叛乱罪”和“颠覆罪”立法，鉴于香港一百多年来一直受英国完善的法制统治，市民大众对该条法例立法非常反感，连负责推销的叶刘淑仪也不得不说，这些罪行的定义必须非常严谨，避免引起抵触基本人权和自由的疑虑，特别是有关言论自由方面。 她说：“简单而言，要构成分裂国家或颠覆罪行，必须具备使用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威胁作出严重非法性质的行动的条件。”即使是这样，还是引起了广大市民的强烈不满，导致了当年七月一日五十万人上街游行，迫使港府搁置立法，这就是人民的力量。
从历史上说，真正犯了颠覆国家罪的正是中共自己，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毛泽东就发动武装叛乱，企图武力推翻经过民主选举的国民政府。共产党说他们是效彷孙中山国民党北伐，武装讨伐不合法政府，这是对历史的歪曲。民初国会议员选举袁世凯为总统，虽然带有被迫承认他实力的因素，但毕竟经过选举，因而当时的北洋政府是合法政府，获得外国承认。但是后来袁世凯称帝，激起民愤，大部分国会议员齐集广州，改选孙中山先生为非常大总统，那时北洋政府就变成非法政府，而孙中山的广州政府乃至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就合法化了。共产党政权无论从江西到延安到北京，从来没有经过真正的民选，甚至在外敌入侵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仍然武装割据，不服从统一指挥，积聚力量准备颠覆政府。抗战胜利后，又拒绝军队国家化，拒绝参加全国普选，不惜燃起内战的烽火，武装夺取政权，这才是货真价实的“颠覆国家罪”。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为什么不说自己正在犯“颠覆国家罪”？而一旦大权在手，就挥舞“颠覆罪”大棒对付反对你老百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公理何在？
中国古代的帝王都懂得长治久安之道是“吾不负人，人何以叛？”的道理，只要你对老百姓好，老百姓为什么要背叛你起来造反？中共滥用“颠覆罪”只能说明他没有一点自信心，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被人民颠覆；也说明了连自己都已感觉到民心所向，正像毛泽东临死前所说的“人民不在我们这一边”。历史早已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政权是永固的，唯有民主宪政可以让一个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让政权的交替和平进行。中国数千年来专制统治的政权更迭每每导致“千百万人头落地”，就正是因为我们缺乏民主宪政。中共反而拿这个可怕情景恐吓老百姓说，如果中共垮台了，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中国人民已经不再相信他们了，因为同样是中国人的台湾给我们作出了最好的典范，周边国家的“颜色革命”也给我们树立了范例，他们的政权和平更替，不但没有“人头落地”，甚至没有人坐牢。中共如果真心实意想实现和谐社会，就必须放弃“颠覆罪”、放弃一切专制制度、还政于民，实行民主宪政，才能实现全民族和谐社会的理想；若是坚持用“颠覆罪”镇压人民，势必适得其反。你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早已教导过你们：“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压迫越大，反抗越大。”你们既然不想学习西方民主，那就请你们好好地学习他的“最高指示”吧！
(14/1/2008纽约)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全文刊于“民主中国”08年2月14日)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