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7日讯】（新唐人电视台采访报导）
王军涛：这个理赔案件我觉得是值得再往深里讲一下，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李沛瑶这个人被杀，如果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人们就会调查李沛瑶是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当然张金龙用杀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肯定他还是继续要承担他的法律责任，但是同时要查李沛瑶应该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至少这个人不能再被共产党吹嘘成英雄。
但是，在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下，它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李沛瑶这个人它不能动，为什么呢？他是民主党派，它需要民主党派，在它的政治合法性这么差劲的时候，需要民主党派给它抬轿子，所以说这个人还要维护他的形象，也就是说要维护李沛瑶的高大形象。
那么会怎么处理呢？我估计不仅张金龙会被定为坏人，而且主管领导会说，那你当时发现了张金龙有这种想法，为什么不能即时发现，他妺妺既然被糟蹋了，那么你就给他点钱、给他打发。
过去处理毛泽东等等这些高官所糟蹋过的这些人，其实都是采取这个方式，那么同时有危险倾向的人，你要给他调开嘛！或者给安抚一下或者给它该处理处理。
其实过去共产党在战争时，都说林彪治军非常严格，比如说当时如果发现有强奸的都要毙掉，但是林彪对黄永胜也是网开一面的，就是因为他说黄永胜能打仗，这是共产党之所以能做的。
那在美国就做不到，你像巴顿将军他就鞭打了两个胆小鬼，因为在战场开小差跑到医院里，他能被撤职，他仗打得这么好被撤职，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违背老百姓的良心。
我觉得像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李沛瑶案件，如果要是发生在美国，发生在民主和法治健全的国家，那么首当其冲的应该是谁的官大，就会对谁从严要求，就会治理他。那么就因为中国这个国家是共产党垄断权力，所以所有的案件才都根据共产党的需要去办。
主持人：那我们有观众朋友在线上，我们现在接一下洛杉矶丁先生的电话，丁先生请讲。
丁先生：安娜好！陈破空先生好！王军涛先生好！纽约很晚了，在洛杉矶这年过了。我觉得这个局长杀书记，我觉得在他们两边都不是很好的事情。不管这两个人有多坏、多好，大体说来就是中国人杀中国人。
我只是广义的、客观的讲一下，给洋人看到了，那就等于看笑话，不太好。不管怎么样，这种事情我希望不要继续不断的发生，有损中国人的颜面。这是我自己的一点意见，请两位教授多多指教。谢谢安娜，周末愉快，再会！
主持人：谢谢丁先生。那刚才洛杉矶这位丁先生他说这种事情经常发生的话，有损中国人的颜面，您怎么看呢？
陈破空：我觉得丁先生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中国人杀中国人的问题。在历史上你看蒙古人把中国灭亡的时候，当时是把蒙古人当外国人，说蒙古人五万铁骑把中国人杀怕了，中国人当亡国奴，当时建立了元朝。
后来也是把满清人当外国人、当“鞑虏”，孙中山就提出“驱除鞑虏”；满清人杀进来，那个铁骑把中国人杀怕了，什么“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把中国人杀得心惊胆寒，中国人就被征服了，全部当了亡国奴。那么到了日本人打中国人的时候，南京大屠杀也是这样，把中国人杀得心胆俱碎，所以很多人当了亡国奴。
那么共产党执政它自称是汉人的政权，但严格说来，它也是一个外来政权，是以马列思想为基础的所谓“苏维埃”政权，但是它还是打着汉人政权。这个汉人政权杀得是比蒙古人、比满清人、比日本人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十倍、百倍那么猖狂。
而且蒙古人、满清人、日本人杀中国人那是为征服而屠杀，那共产党是在征服之后才屠杀，和平建设的时候大规模的屠杀。
而且每个年代都不例外，30、40年代的土改，50年代的土改或所谓镇反、反右，60年代文化大革命， 70年代西单墙的镇压，或者是其他一些对异议人士的镇压，89年的“六四”大屠杀，一直到后来90年代对法轮功的屠杀，它这种屠杀从来没有间断过。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人杀中国人，中国人杀自己的同胞。我想这种洋相已经出尽了，只不过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共产党官员的互杀，下级杀上级、上级杀下级，官员互相开杀、同级官员互相开杀。我们可以举很多很多的例子，刚刚只不过举了几个，可是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果待会儿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举一下。
王军涛：实际上刚才丁先生说的这个，我自己之所以参加民主运动就是因为有感于中国的政治迫害。当时胡平先生曾经讲过，说我们这一代的人参加民主运动都是出于政治迫害，有的出于恐惧，有的是出于愤怒，那时当然还没有达到爱国的那种境地，那时是闭关、锁关，没有想那么多。
只是觉得“人杀人”这一点，就是一桩罪恶，所以为了结束这样的状况，我们应该搞制度。并不是说一个国家不能杀人，确实“免除死刑”人类社会还在争论，那么中国现在可能普遍还认为死刑是必要的，但是杀人是个很严肃的事，那怎么杀？根据什么程序杀？杀什么人？这是应该…那我觉得想避免刚才丁先生所说的这种情况，必须建立民主和法治。
如果要靠共产党这样一党专制的话，那么中国就永远不能避免这种情况。你可以看我刚才讲到说游戏越玩越烂，过去不是不杀人，其实毛泽东时候杀人，杀得也很残酷，杀的人比现在可能还多。那么人们讲说6千万，6千万那个数字那真的是怵目惊心，我们到现在都列不出来，很多死者的名字都列不出来，整家整家都没有了。
但是那时候为什么大家觉得没有颜面上的问题？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还不太开放，那么现在有境外的媒体，中国老百姓也比过去的政治觉悟要高一些，还有《互联网》把这个揭露出来。但是如果真正要建立民主和法治的时候，我觉得丁先生可能还要破除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这种想法。
你比如像美国吧，美国他也出现很多问题，你可以看出人性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你看美军虐待伊拉克囚徒，还有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什么强奸妇女这些问题，但是由于他们国家自己可以把它揭露出来，记者可以把它揭露出来，他也不怕丢美国人的国丑。
那么他们在这方面做出来的时候，第一、这种情况就会大大的减少，而且所有的罪犯可以被绳之以法。第二、这个国家并没有因此而丢人，相反的，我觉得因为它有这种公开的监督机制，维持比较高的水准，那么这个国家就可以赢得更多国家的尊敬。当然美国现在在世界各地不受尊敬，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还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想由于它在这方面有一个自我约束的机制，那么证实它这个制度还是在很多地方被人向往的原因之一。我想说的就是第一，真正要消除中国人杀中国人这种丢人的事情，这不光丢人，说实话是人命关天哪，也就是刚才您讲的，不管是杀人的和被杀的，都是中国人。
实际上这些官现在我们看都是坏官，我们从今天揭露出的材料来看都是坏官，我们猜他们都是坏官，但是他们这些人可能当官之前本来也可以做好人的，但在一个坏制度下他们变成了坏人、坏官，变成了今天这样狗咬狗的，为了一点利益在那儿互相厮杀。
那么第二，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还不能有“家丑不能外扬”的思想，而是要把中国这些问题公开的揭露出来，只有建立一个公开揭露的机制，公开解决的机制，一个政治透明化、司法透明化的机制，我们才能真正避免恶性的这种杀戮。
最后使得惩办罪犯这样一个工作，成为一个合理、合法、合情的过程，赢得世界的尊敬，而且给每个中国人，不管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一个安全的家园。
主持人：刚才王先生比较了美国和中国的情况，那我们知道在美国如果一个官员他有什么事情的话，一家媒体报出来之后，如果大家有疑问的话，就会不断的去追，到底真象是什么、原因是什么，那么当事人他也要站出来回应。
那我们看到在中国有很多事情，包括这个案件都是黑箱作业，就像刚才您们讲的，它都是黑幕它不说。邓小平说过一句话叫“死猪不怕开水烫”，他为什么就不能站出来说这情况是这样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呢？
陈破空：像这次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这个凶杀案发生之后，境外的媒体都打了电话去，打到姓韩的市委书记手机上，他就假装说他要接另外一个电话给打发了。那么打到那个市府秘书长手上，结果那个秘书长就承认这个王治平出事了，但是并不进一步说。
就说中共有多少这样的黑幕给摀住、盖住了，那是大家可想而知的。事实上我们可以简单的举一下，像贵州有个兴仁县的县长全家六口被灭门；那个甘肃宁夏中级法院的一个法院庭长是四口被灭门；还有像广东阳春市的副市长买凶杀市长；还有河南平顶山市的政法委书记谋杀镇长；像山西什么副市长杀市长等等这些事情是不胜枚举。
如果在网上仔细搜集一下，发现很多根本搜集不完，哪怕你编成一本书，几本书都搜集不完。但是现在老百姓已经麻木了，而且也已经知道中国官方就是掩盖的。李沛瑶这个副委员长被杀或者李海仓这个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被杀，这些案子都是一次给掩盖下来。
很多事情都是过了很多年之后，知情的人或者内幕的人才会点点滴滴把它说出来，所以我想共产党本身就是黑箱作业，这样的黑幕对它们来说不算什么，它们在历史上还有很多很多的黑幕。
就好像刚才王军涛先生提到了30年代在福建莆田那个大屠杀，十万红军被杀了，当时那些红军被毛泽东的亲兵所包围屠杀的时候，那些人只能喊“马克思在哪里？”、“究竟什么是革命？”就死在自己人的梭标之下。
所以这样的黑幕在共产党来说根本不敢翻，这也是它们之所以不敢改革尤其不敢搞政改的原因，一搞改革、一搞政改就遇到透明、公开化，就遇到翻历史档案，一翻它们就全完了，全是丑闻，就是这个情况。
主持人：我们看近年来中共高层所传出来的这种所谓的自杀或者他杀，在媒体报导之后，人家会发现很多疑点，但是它都是闭口不谈、不回答，就是不理睬的这种策略吧。这个报导疑点多的话，大家就会私下传，所以很多人他宁可相信小道消息，所谓的“内幕消息”，他也不相信官方的报导。
那么，王先生对中国还有中共的历史比较了解，研究也比较多，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讲一下，对官方的报导如何去判断它的真伪？怎么去鉴别它呢？
王军涛：我觉得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凡是在共产党官场上自杀或者他杀的，都是在中间有…老百姓的话叫有“猫腻”，都是有虚假的东西在里头。因为我刚才讲了共产党这个制度就是掌握权力核心的人要根据自己的政治利益来定一个案子的性质，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来塑造这个案子。
当然它实际的处理可能还会有区别，比如像高岗、饶漱石的案件，据说在底下很多人实际上已经给予平反，但公开不是这么样。为什么呢？说公开平反的话，怕什么砍旗啊或者会带来其他一些负的冲击效应。
就是说在中共的立场，比如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自杀案件，著名的案件还有个田家英，就是毛泽东的秘书，他自杀了。那么这个案件当时据说陈云和邓小平都要求汪东兴说清楚，后来比较高层面都在传这个事情。
那么汪东兴当时就冷笑说，毛的事情你们也敢查出来？那陈云就告诉他说，50年代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做过决定，在内部绝不采取这个方式，绝不采取杀人或者暗杀或者是谋杀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这个事情实际上就说出一个秘密，共产党实际上是“刑不上大夫”，这是第一个。陈云定性，他就是犯死罪他也可以不死，那就是说不准备采取这个方式来处理内部矛盾。后来汪东兴谈完之后，他们谁也不说话，结果这个材料就锁起来了，那就不公布了。也就是说其实田家英不是自杀而是他杀。
我还记得前公安部副部长，他的一个亲戚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说文化大革命时，当他被带走的时候，他转过身就告诉他的太太一句话，如果有谁说我是自杀的，你千万不要相信，要向组织上说清楚，我绝不会自杀。
实际上他在作公安部副部长期间，他知道在秦城监狱、在许多地方，很多人实际上都是被这么给谋杀了，在政治上灭口之后然后又出于政治需要，把他说成是畏罪自杀。
实际上中共中央也不是说所有的案件都不调查，文化大革命之后，为了清算毛泽东，为了让毛泽东的追随者能接受清算毛泽东，他们也推翻了大量的案件，对很多的案件进行了重新鉴别，比如我刚才讲田家英的案件等等，包括刘少奇在内都是这样做，这些人都是被谋杀，被毛泽东谋杀掉了。
当然第一、我觉得在这种调查过程中，还是为了打击自己的政敌，毛泽东的追随者可能需要栽这些赃。你可以看出林彪和四人帮这些个…中间还有嫁祸于人，可以看出来他们不服的。
第二、这些事情即使查完的时候，也进行大量的掩盖，就像刚才你讲的，这些事情并没有公布出来。这些历史上的案件，我觉得他们当时查还是查，但是这个查法是另外一种政治报复，它不是真正的依法治国的查案和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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