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9日讯】1999年4月25日，逾万名中国大陆的法轮功修炼者依法来到北京市府右街的国务院信访办集体上访，请求当局释放前两天被天津市公安抓捕的４５名法轮功修炼者；经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亲自出面和开明处理，事件合理地达成了政府和上访群众共同期望的结果。然而“4.25”以后，江泽民用两封密件，在拿不出真凭实据的情况下，以两条欲加之罪做出了镇压的决策。
许多人们把“4.25”事件说成是引发镇压法轮功的原因，那么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法轮功“4.25”和平上访的历史背景
法轮功“4.25”事件并非突发事件，也非江泽民渲染的那种包围政府要地的政治性示威举动。从1996年7月《光明日报》事件开始的舆论攻击到1999年4月在天津动用警察使用暴力，中共政府对法轮功的迫害预谋已久。
1992年5月13日，李洪志先生在长春开办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随后，官方的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向李洪志先生颁发了气功师证书，1993年又向北京的法轮功研究会颁发了“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直属功法登记证”，正式表明法轮功研究会的类别为“学术性团体”，业务范围为“理论研究，普及功法，咨询服务”三大项，活动地域为全中国。
1993年8月31日，中国公安部所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致信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感谢李洪志先生为全国第三届见义勇为先进份子表彰大会代表免费提供康复治疗；公安部主办的《人民公安报》于1993年9月21日为此亦作了专题报导。12月27日同基金会授予李洪志先生荣誉证书。
1993年，李洪志先生荣获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的“特别金奖”，以及“受欢迎的气功师”称号。
李洪志先生的著作《转法轮》于1995年元月由官方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1996年一度被《北京青年报》列入北京市十大畅销书。
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批判法轮功。1996年7月24日，中国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地发出通知，全面禁止法轮功出版物的发行。
1997年初，中国公安部在全国进行调查，搜集罪证欲定法轮功为“邪教”。全国各地公安局经充份调查后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调查就此停止。
1998年5月底，何祚庥在北京电视台的采访中批判法轮功如何有害，之后北京电视台在播放对法轮功一炼功点的采访时点名法轮功是“封建迷信”。节目播出后，很多节目中的当事人法轮功修炼者去向北京电视台反应情况，指出节目内容违背事实。事后电视台领导说，这是建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失误，并很快播放了一个表现法轮功修炼者晨炼的正面节目作为更正。
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通知》中认定李洪志先生传播谣言邪说及一些骨干利用法轮功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但通知中紧接着又提出：要掌握活动内幕情况，发现其利用法轮功违法犯罪的证据，各地公安政保部门要深入开展调查。《通知》采取了先定罪、后调查的程序。《通知》引发了全国许多地区基层公安部门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非法取缔法轮功炼功点、强行驱散炼功群众、抄家、私闯民宅、没收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等行动。
１９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公安非法对待法轮功炼功群众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在此之前，国家体育总局也于1998年5月对法轮功进行了全面调查了解。9月由医学专家组成的小组为配合此次调查，对广东12553名法轮功学员进行表格抽样调查，结果表明祛病健身总数有效率为97.9%。10月20日国家体总派到长春和哈尔滨的调研组组长发表讲话说：“我们认为法轮功的功法功效都不错，对于社会的稳定，对于精神文明建设，效果是很显着的，这个要充份肯定的。”其间，大连、北京等地对法轮功功效的民间调查也得出了一致的结果。
和平上访的直接起因——天津事件
1999年4月11日，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发表了题为“我不赞成青少年炼气功”的文章。何在文章中再次引述了其在1998年北京电视台发表的例子批判法轮功。由于该例子在北京电视台事件中已经被充分澄清，何的这篇文章也已受到北京市宣传系统的严格抵制，此次天津发表该文章，天津的一些法轮功修炼者认为有必要向天津有关方面澄清事实真相，并期望通过与杂志编辑部的交涉来消除该文章的恶劣影响。因此，4月18日至24日，一些法轮功修炼者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它相关机构反映实情。
4月23、24两日，天津市公安局动用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修炼者，导致这些人流血受伤，并抓捕45人。当其他法轮功修炼者请求放人时，被天津市政府告知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逮捕的法轮功群众不会得到释放。天津的公安亦向法轮功修炼者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4.25”上访国务院信访办
随着天津使用暴力抓人以及放人需要北京授权的消息在全国传开，从4月24日晚开始，各地法轮功修炼者怀着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和期待，纷纷自发通过上访国务院信访办的途径来寻求“天津事件”的公正解决。
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安静的站满了国务院信访办附近的街道，让出了人行道和盲人道，交通没有受到阻碍。
4月25日中午时分，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李昌、王治文和其他三位北京法轮功修炼者作为法轮功代表进入国务院同政府官员会谈，申诉了法轮功学员的三点要求：
1）释放天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
2）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
3）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
政府官员轮流参加会谈的有国务院信访办的负责人，北京市的负责人，还有天津市的负责人。傍晚时分，天津按照中央指示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江泽民密件推翻总理结论，决定镇压
4月25日当夜，江泽民以中共总书记的身份，给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关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江泽民指控“4.25上访事件”有“幕后”高手在“策划指挥”。(绝密，中办发电[1999]14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江泽民同志给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关领导同志的信》的通知”)
6月7日，江泽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声称“‘法轮功’问题有很深的政治社会背景乃至复杂的国际背景。”“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事件。”该文件于6月13日在中共内部秘密传达。(绝密，中办发电[1999]30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抓紧处理 和解决“法轮功”问题的讲话》的通知”)
据一些中共高级官员透露，在上述两份密件中，江以明确提出4.25上访事件“究竟同海外、同西方有无联系，幕后有无‘高手’在策划指挥？”等流露出一种对个人权力的过度保护心态，并在拿不出真凭实据的情况下确定了镇压的错误决策。
自1999年5月下旬开始，全国许多地区法轮功学员的日常炼功活动受到城管、公安部门的驱散。一些地区公安用高压水龙头驱赶炼功人群，并用高音喇叭干扰炼功。各地法轮功辅导站负责人被单位和公安找去谈话、盘查，受到监视、跟踪和电话监听，并被规定不得离开当地。
江泽民在7月19日的高层会议中正式宣布定案，全面取缔法轮功。20日全国展开逮捕法轮功学员行动，中共对法轮功的灭绝性迫害从此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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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４．２５”事件的常见问题
一、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去？
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修炼者集体和平上访的人数，中国官方宣传中说是一万人，而据见证人估计，这个数字是被大大缩小了。有人问，这么多人，是怎么在短时间内得知消息行动起来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弄清两件事：一是法轮功学员的人际接触方式，二是当时炼法轮功的人数。
第一，法轮功学员的人际接触方式
法轮功从1992年传出以后，炼功人数所以会迅速增长，主要是因为有人炼了功以后觉得好，就会告诉周围的人，这样一个人炼功后，他的亲朋好友、街坊邻居、同学、同事等有社会联系的人，都有可能走进法轮功修炼，所以炼功者之间本身就有种种联系。另外，法轮功在任何一个居民区附近都有炼功点，住在附近的学员每天在一起学法炼功，天天见面，有的地方是一早一晚每天炼两次功、见两次面。这种人际接触方式，对于信息的传递是极其方便的，有任何消息，根本不需要任何人通知，就会迅速地传到每个修炼者那里。
第二，当时炼法轮功的总人数
按照中国官方的统计，当时全国学炼法轮功的人有七千万到一亿，仅北京一地就有几十万，“４．２５”当天只有一万多人去上访，相对于法轮功的总人数，其实是很少的，只有万分之一。
二、为什么有会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４．２５”集体上访时，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排列的队伍秩序井然，安静平和，他们离开后的地面不留片纸，甚至连警察扔下的烟头都被他们清扫一净。国际社会对于法轮功学员表现出的和平理性和社会公德予以高度评价。但是，长期受中共党文化思想灌输的人却认为这是“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是经过严格的组织训练达到的，是有人幕后指挥的。
但事实是，法轮功学员除了炼法轮功，没有任何其他的组织纪律的训练。“４．２５”的集体上访也完全是自发的行为，没有任何所谓高人指挥。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状态，来自他们平时的修炼基础，是他们修炼状态的自然流露。众所周知，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每个修炼者都严格要求自己，事事处处先考虑别人。这样的一群人走到一起，所表现出来的高度自律，当然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其实，法轮功学员并不是只在“４．２５”那天这样，他们平时就是这样的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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