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在汉人未进入开发前，最初的景观便是原始森林遍布，而樟树为其中重要的组成树种之一；原住民虽然知道樟树不同于其他树种，因为有强烈气味的白色结晶物，但似乎对于制造樟脑之法不得其门而入，未曾朝此方向发展。
台湾樟脑在荷兰据台时期之产销，全为荷人所主宰，但记载不十分明确。后来，十七世初叶显示，郑芝龙(郑一官)与日本交易，台湾樟脑就是项目之一。相传制脑技术是由福建的漳州、泉州等地的移民（或军民），因跟随郑芝龙、郑成功来到台湾，制脑技术也随之传入，从此奠定了台湾樟脑事业的基础。
远在明末清初，郑芝龙因得海运往来之便，就曾运过樟脑到日本销售，这是台湾樟脑外销的首次记录。郑氏时代的樟脑贸易，数量及产销地点资料十分稀少，仅得知台湾樟脑已是郑氏对外贸易中的一项产品。但我们可以总结地说：台湾樟脑业的发展是随着郑成功来台传入制脑术而揭开序幕。
清领时期的发展
一六八四年清廷将台湾纳入版图，并划台湾为一府三县，隶属福建省。此时清官员便发现，台湾山林盛产樟树，而樟木是造船最好的原料之一，因而在一七二五年时，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奏请台湾水师战船在台湾设厂修建，并采伐樟木以作为建造军船的原料。一八二五年清廷在艋舺及恒春两地分别设立军工料馆并兼办樟脑事物，此时军工匠除采伐樟木外，也生产樟脑，以作为工匠的资金补助。然而，清政府在领台后便下令封禁蕃地，禁止私入山林伐木制脑，但经常也出现因为樟脑利润丰厚而甘冒风险犯法入山私炼樟脑的人。所以最初樟脑的生产是附属于军工料的生产，只有得到特许的军工匠首可以生产，形成官方独占。
台湾樟脑业的兴起，主要乃是因应国际市场对台湾樟脑的需求。十九世纪初期时，英国商人便经常出现在台湾沿海一带，进行樟脑与鸦片的走私贸易，而此时的交易多是私煎的樟脑。一八六０年台湾开港，樟脑成为开港通商后重要的出口货品，而外商为降低成本、牟取更高利益，直接向制脑者收购。但樟脑专卖是台湾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因而在一八六三年艋舺的军工料馆改为脑馆并在新竹、大甲、后龙设立分馆，外商需透过脑馆及买办来购买樟脑。所以一八六八年英商“怡记洋行”私购樟脑准备私运出口，而被清政府所查扣，英商前赴谈判时，却被袭击，使得英国从香港出兵，引发“樟脑纠纷事件”。事件后取消樟脑官办外商得以进入内地采买樟脑，进而主导台湾樟脑业的发展。
事实上，在一八七五年沈葆桢来台进行“开山抚番”之前，法令上樟脑都是由军工匠所独占；换言之，由军工匠首生产，料馆贩售，其余皆属非法，但清廷早已无法遏止樟脑的私制及外商势力的介入。
一八八六年时，鉴于私煎樟脑容易产生争端及蕃害，所以刘铭传奏请将樟脑改为官办，其收入用来作为开山抚番的经费。一八八七年时，设立脑务总局，并于产地设分局管理樟脑事务，生产的樟脑由脑务局收购，再卖给特许的商家，例如客籍人士蔡南生在大稻埕所开设的恒丰号商行。然而，国际间对樟脑的需求增加，私煎樟脑无法遏止，并且这样的措施遭到外商强烈的抗议，所以到了一八九０年，樟脑专卖再度废除。
清末台湾樟脑的产量已位居世界第一位。清政府两度实施樟脑专卖制度，主要便是想藉由樟脑的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然而，两次都因为外商的反对与纠纷而终止专卖。外商凭借列强的政治势力为后盾，并以优势的资金为支柱，入山采购樟脑，进而独占台湾樟脑的经销权。
樟树生长于亚热带气候地区，主要分布在中国长江以南、台湾、日本南部及其附近的岛屿，并延伸到越南、婆罗州、菲律宾、澳洲等地。台湾樟树的分布以中北部居多，南部较少。台湾开发初期，樟树生长遍及平原与山区，先民经常砍伐樟树林，以做为水稻耕种之地。樟脑的生产地与樟树林密不可分，随着开垦的脚步进入山区，樟脑的产地也越深入山地，所以一说来制脑地点都是在汉番交界地区。
台湾开港初期，樟脑的产地以大嵙崁溪、后垅溪、大甲溪、凤山溪为主，集散中心有艋舺、竹堑、后垅、大甲等地。一八七０年代外商入山采购樟脑，大嵙崁（大溪）、三角涌（三峡）、咸菜瓮（关西）成为全台樟脑最主要的集散中心。一八八七年刘铭传设立脑务总局时，北路总局便设置于大嵙崁，并在双溪、三角涌、竹堑设立分局，中路总局则设置于彰化，并在罩兰、南庄、集集、埔里设立分局，南路则在恒春设立脑务局。另外，在清代宜兰地区也曾经是重要的樟脑集散地。总之，台湾樟脑产地以北部为主，随着樟脑的开采由平原转向丘陵山地，生产和集散地也转往山区。
甲午战争后，清廷与日本签定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一八九五年十月日本政府便公布“官有林野及樟脑制造业取缔规则”，其中有关樟脑制造及管理规定，主要仍然承袭清代规定。一八九六年公布“樟脑营业取缔及樟脑课税规则”，改由殖产部拓殖课抚垦署管辖。一八九八年废抚垦署，而改由办务署掌管。一八九九年六月台湾总督府实施樟脑专卖，并于台北、新竹、苗栗、台中、林圯埔、罗东等地设置樟脑局，管理樟脑制造与配售等相关事项。一九００年七月台北樟脑局提升为樟脑总局，其他各局改为分局，并在各地设立督察所。一九０一年台湾专卖局成立，樟脑业务亦并入其中。
由于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樟脑产量锐减。台湾总督府为因应局势，乃于一九一九年将樟脑改为官督民办，成立“台湾制脑株式会社”。一九三四年因组织缩并，而解散台湾制脑株式会社，改由专卖局直接经营，以对抗人造樟脑的竞争。一九四一年太平战争爆发后，台湾樟脑市场中断，产量遽降，甚至不及专卖局初成立之时的二十分之一。
日本人的制脑技术据传是来自朝鲜，而后由九州的萨摩藩制造，渐渐的又传到四国一带，使得九州与四国成为日本樟脑最大产区，长崎成为最主要出口港。日本与台湾是世界樟脑的主要产区，清代台湾樟脑贸易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便是日本。日本领台后日本的樟脑业自然如虎添翼，总督府更是相当重视樟脑事务。然而，日治初期台湾樟脑的产销，外商仍为主要势力，一直要到总督府推行樟脑专卖政策后，才开始转变。
台湾总督府在收回专卖权的过程上，主要实施对象为粗制樟脑，并以赔偿金减少对脑户所造成的影响。总督府并实施公开招标方式，以减少外商的反对专卖，并利用外商在国际市场的优势，拓展海外市场。最重要的是，总督府以核准的权力，大量引进日本资金和企业，进而使台湾制脑株式会社负责制造，三井株式会社负责销售，进而掌控樟脑的专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民政府由日本总督府手中接收台湾，樟脑事业也一并承袭了下来。首先，便是继续维持日治时期的樟脑专卖制度，由台湾专卖局办理相关业务；一直持续到民国56年，台湾省樟脑炼制厂因无法维持而关门大吉后，此一樟脑公卖制度才被取消。
自1985年起，台湾的樟脑业，其进口量已开始超过出口量，大量的进口樟脑和樟脑油，取代台湾本地粗制业者所生产的。因此，台湾此时的樟脑业者面临转型的契机；遂发展出与传统粗制樟脑不同的产业型态，转成用进口的粗制樟脑或樟脑油来制造高科技产品的现代化樟脑（化学）公司；我们可以说，这类的公司即为国民政府结束公卖制度后所出现的新式樟脑炼制厂，虽然数量不多，但其经营型态便是利用进口的樟脑、樟脑油进行加工，而加工后的所有产品也几乎全部出口。
1985年至1995年，民间传统的粗制樟脑业者可说是面临很大的困境，便是因为台湾本地的精制樟脑公司几乎已不再向本地业者收购粗制樟脑与樟脑油，而转由国外进口这些材料，现在市面上多由大陆进口樟脑成分含量较低，但也较便宜的粗制樟脑制品，因此造成本地粗制樟脑业者不但失去销售的管道，就连零售市场亦受到大陆樟脑的威胁，本地所生产的粗制樟脑，便除了产地之外，均很少见到。
因为近来国际市场局势的转变，导致制脑的成本高而利润低，许多业者因无法维持而纷纷结束营业，现在仅剩的少数几家粗制樟脑业者也无法每天开工，遂采间歇制度，同时市场需求量有限，就算制造太多产品也无处销售，而有卖不完的隐忧，因此这些工厂的规模都不大，变成观光示范性质浓厚，兼营让观光客体验熬脑的过程；只有少数一、两家较专业经营，除生产樟脑及樟脑油外，并进而利用这些原料制成各种樟脑制品，如樟脑香皂、药膏、洗发精等。
战后初年的脑灶大多是将日治时期各地所遗留的加以修复，继续再行使用，因此，制脑以及脑灶的地点约和日治时期的分布大同小异，但由于数量较日治时期少很多，故范围较小，多位在高海拔区，可见仍旧是以樟树林的分布地为主要的制脑地区。
此时期的粗制樟脑厂，因大部分仍为客家人所经营，因此在空间的分布上也是以台湾各地的主要客家村落为分布范围，大致上包括台北的三峡，桃园的大溪、复兴，新竹的北埔、关西、竹东、湖口，苗栗的大湖、头份、三义，南投的水里、名间，台中的雾峰、东势，台东的知本，花莲的玉里，高雄的六龟等地，若以厂数来看，则集中在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县为最多，简单说，粗制樟脑厂集中在中北部。
现代化的樟脑（或化学）公司，原料多以来自大陆地区进口，故现在的这些精炼樟脑厂的分布便和樟树林分布地已无多大的关系；而硕果仅存的民间传统粗制樟脑业者则分布在熟悉此项技术又能忍耐熬脑辛苦的客家人地区，如苗栗的三义、铜锣及新竹等乡；其多藉由经营木材业及雕刻业而取得樟木原料，再加上这些地区因为过去制脑历史悠久且闻名，才能吸引观光客前来参观或购买得以维持，遂使得分布区位与樟树林的分布无绝对直接关系。
我们可以说，战后台湾的樟脑业，只能勉强持续，因为人造樟脑与之竞争，再加上台湾樟木来源的缺乏，而结束了之前台湾樟脑的辉煌时代，不过由于天然樟脑所具独特的化学性质，以及之前所发展的技术，让台湾的樟脑业在遭受前述冲击时，能逐渐转型升级为高科技的化学制品业，虽以多赖进口，但仍能在樟脑业中占有一席之地。如今，制脑业分布范围已萎缩至台湾中北部，那些制脑历史悠久地区中的少数乡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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