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8日讯】最纯粹的人，囚禁在中国。我说的是胡佳，以及胡佳们。
当那个实际上常常让人分不清究竟是谁的“国家”将其拘捕时，我的整个心都碎了。许多天过去了，我依然不能明确地知道“国家”的具体姓名或者某个被冠以称呼的组织，但无论如何，这都是被人所憎恨的。从当前的局势或者人道主义来看，实施拘捕者及其幕后的所有人与势力，都是这个国家最该死的组成部分。他们是吃羊的狗，他们是鹰犬，他们理应受到诅咒、抵制和反抗，不仅仅是因为胡佳的确足够、足够、足够优秀，更因为这种丧失太多太多道义乃至最基本的法治精神的举动，是对全中国人民的恐吓，是对于包括你和我这样的普通公民的致命威胁。
胡佳非但无罪，反而是青年一代的楷模。他的整个人生历程如果非得注定要遭受这样的劫难，那么就连这劫难也是他的辉煌。他之纯粹超越了政治，超越了意识形态，所做的一切是连职业政治家也需要虚心求教的。在他的身上，满载着志愿者或者类似ｎｇｏ的单纯，满载着维权者的坚韧与信仰者的悲天悯人。他的父辈、朋友，有着超出我们想像的磨难堆积，而他本人的正直、勇敢、顽强、迅速，以及不顾一切而又低调做事的风格，一直深深打动着我。老实说，当许多失落包围着我的时候，我的头脑里曾经闪耀过他的名字，仿佛一盏明灯，在隐隐照亮着我。在他的朋友之中，也有着我的朋友，有一部分对于公众而言等于无名无姓——他们都是默默做事的人。
对比起胡佳来，就拿艾滋病这块的维权来说，许多志愿者都是力有余而力远远不足。他们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调查、记录训练，没有足够准确、全面的表达技术。他们虽然拥有火热、愤怒和努力压制自己的火热、愤怒的心，但是过于单纯、过于浮浅，最终也只能将事情做到两败俱伤的程度。胡佳不一样，他曾是真正的记者，有着准确而专业的表达方式，长相与气质虽然都接近“大男孩”，但内里却有着超越他的表面之深刻。他可以是《南方周末》或者《新京报》式的深度记者，可以是反应最为迅速、背景挖掘更深的公民记者，可以是中国第一流报告文学的素材提供者，可以是每一个最可能被掐掉的新闻线索的记录者。
他将自己置于一个极其危险的环境，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事实上，人们通常所说的“敏感人物”几乎都在胡佳的视线范围之内。在北京这样一个造就太多假象的城市，总有太多勇敢且具备非凡力量的人物，他们可以站在官方的另一面来说，而且不论他们的整个智识系统是来自西方还是东方。那是个卧虎藏龙的城市，如果要知道这当中足够多、足够深的真相，就必须参照胡佳及胡佳们的所见、所闻、所言、所行、所感。每一个城市，都散播着自由的火种，跳动着勇敢的心灵，正因为如此，没有信仰的人们才不至于那么快地纸迷金醉、懦弱避世。胡佳正是这样的人当中的一员，他得到的评价高到怎样的程度都不为过，相较于已获得太多荣誉的知名人士而言，他显得更为纯洁，更受人所信。
在我目力所及之处，整个中国与之最为相似之人，是四川的黄琦。但胡佳的此次受难，比黄琦更惨——胡佳刚刚当上父亲，便立即遭殃。如果是我，如果恰恰是我的孩子刚出生便受难，我非得拼了不可。简直岂有此理！诺大之中国，居然蛮横至此。男人们都应当愤怒，女人们都在落泪，而他的孩子又有什么过错呢？此次拘捕，难道又是三年、五年？直至那么多年过去以后，那么小的孩子看见面前突然出现的“陌生人”，非得躲到母亲身后拉衣角，问“妈妈，他是谁”？我已是已婚男人了，我也很想当父亲，但是这样的父亲，在面对那样的孩子的眼神时，我会伤感，我会愤怒，我会将自己关在一间没有人的屋子里痛哭。
从内蒙古的环保，到河南的艾滋病维权，直到范围更广的民主奋斗、信仰抗争，胡佳的所作所为，按照章天亮的说法，已经走向“维权的宽度与高度”。许多年以来，在这个领域里挣扎，我也明白一点：事易，而大事不易。即使数千万乃至上亿的拖欠工资或者腐败大案，在我眼中都是极普通的事情，因为普遍的社会背景在这里，拖欠工资就必须拿出来，贪污腐败就必须抓起来。这是没有什么高难度的事情，因此我一次次地成功解决，一次次地虽然惊动着公众但仍然仿佛没有风险那样地活着、做着，并继续做了下去。然而，对于太多在中国这种“特色”环境下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诸如国家恐怖主义、专制、信仰压迫这样的并没有获得或者没有机会获得民众普遍认可的“高级领域”，所维之权就难得不是一般难。
比如说，我们甚至不知道“国家”是谁。当我们喊“国家，住手”时，这个“国家”其实并不明确。安全部？公安部？党？抑或某位政要及其派系？这一切都是迷。在这个国家，960万平方公里就像是被黑色玻璃扣住似的，外面的人总是仰起头想知道里面究竟是什么样子，但是里面照样黑暗着，根本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必说民主政治，就是透明政治在目前这个制度下也是可望而不可求。这就好比你在深更半夜伸手不见五指的氛围里，被一大群看不清模样的人狠狠地揍上几拳、踢上几脚、刺上几刀、放上几枪那样，即使你死了，鲜血横流，尸体变臭，你都不知道究竟是谁出的手。究竟谁在明、谁在暗呢？他们没有安全感，你也没有安全感，整个中国都没有安全感。然而，自古以来，躲在暗处伤人的总是懦夫，即使这里指的是“国家”，这“国家”也不例外。
当“国家”成为某种统治工具，成为强势群体对付手无寸铁的弱势群体的杀手锏时，谁都必须站在“国家”的一边，否则就意味着“专政”你、教训你、打压你。这极像是一种劫持，胡佳的受难就已经把这种恐怖的统治逻辑暴露得非常清楚。我们回头去想，胡佳究竟都做了什么？“国家”干嘛非得跟他过不去？他保护野生动物，揭露艾滋病真相，为弱势群体说话，为维权群体及英雄喝彩，从中，他得罪了掩盖真相的人，也从中遭到官方的盯哨、监视。他的诸多作为，得罪了要实现政绩的政客，对于奥运前必须“和谐”的北京而言，他是必须要闭嘴的。
诸位有没有看过《黑金》这部电影？梁家辉饰演的黑社会人物，一方面要进军台湾政坛，一方面要大揽政府工程。他把他的所有竞争对手都关在一个危机四伏的屋子里，整个会议由他一个人说了算。他说：“我们的政府很有钱啊！”既而谈及工程问题，工程他要，你们这些竞争对手分点利润就算了。第一次，他问：“谁赞成？谁反对？”一个人说：“我反对！”于是，他微微调整了分配比例，再问：“谁赞成？谁反对？”那个人还是说：“我反对！”梁家辉一脚将其踢翻，直到此人被埋伏的杀手折磨死为止。不受制约的权力，是利益战争的最大支撑者。无权者的抗争，按照一般人弱肉强食的逻辑，就像那个两次喊“我反对”的人那样，只能牺牲性命。
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过来的，打打杀杀，热血沸腾，坐穿牢底，杀一儆百，可到最后，谁胜利了呢？有人说，谁都没有胜利。错！胜利的是人民！不管你手中掌握多少权力、武力、财力、人力，不管你手中掌握多少智识、勇气、良知、道义，不管这当中经历几千次还是几万次的抗争、较量，或者是谈判，或者是关押，或者是革命，但最后总是人民从中渔翁得利。我就不信所有人都疯了、怕了，我就不信天下所有的勇士都灭亡了，只要一息尚存，正义就有希望实现，就算第二次法西斯突袭而来，就算数万个希特勒重生，这里的人民到最后的最后，都会赢！
很多人不这样想，因为他们豁不出去，根本不敢拼一拼、博一博。但是，时代真的变了，豁不出去的有一天还是要豁出去的。我常听人说：“现在的人啊，比哪个时候都要精明，比哪个时候都要奸滑。”普遍犬儒、普遍低头的状况，是道德在窒息而浮躁的社会制度下沦落形成的，但是无论它如何沦落，到最后还是要升起来的，因势而变而已。
我没有见过胡佳，他与郭飞雄不同，不是那种英雄式的人物。准确地说，他就是一个够诚实、够坚韧的公民。在他的身上，我看不到彪悍之气，看不到武者般的狂飙、冲天的气概，他是一个佛教徒，可以看破红尘却又在纷纷俗世之中当“苦行僧”的修行者。在他的同龄人之中，胡佳绝对是个异数，而且是异数当中的异数。我有时在想，如果胡佳当年一直在北京电视台做下去，那么今天的他会是怎样的一番状况？他还会为高智晟呐喊吗？还会有《自由城的囚徒》这样的摄制机会吗？那个一身是罪的“国家”会不会重用他，让他一天到晚歌功颂德、粉饰太平？
当我问到这些问题时，“良心啊”，闪现在我的眼前。大牌记者我见过，他们带着过分敏感慎微的目光，没有胡佳那样的坚毅，没有胡佳那样的纯洁。酷爱摇滚乐的我，有时甚至也这样不恰当地想，胡佳很像唐朝乐队已逝的张炬，虽然张炬走了，但是他却赢得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的尊敬和纪念。我相信，在北京，乃至在整个中国，胡佳都是一个人缘极好、宽宏大度、谦卑受敬的朋友。我因胡佳而憎恨北京，我因不识胡佳而遗憾至此。
愿佛主保佑一颗勇敢的心。此刻，这颗心正生长在囚禁于中国的胡佳身上，它灼热跳动，生生不息！阿弥陀佛。
简介：杨银波，独立作家，原籍中国重庆，系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第一届会员。
──转自《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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