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不去问魏为什么这部片子对她有这么大的影响,直到后来我逐渐对她有所了解后,才意识到她真是一个有趣的中国新一代,“红色角落”中让她落泪的并非与中国政府斗争的艰辛,或是那些贫苦的受迫害的中国老百姓,而是影片中白灵饰演的女律师。在这个角色中,魏仿佛看到了自己理想的化身:自信、积极进取、充满理想且具有坚定的信念,在制度所允许的框架内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而奋斗;虽然事业还未成功,但是个人相当独立;能与美国保持密切的联系,同时又不为这种关系所左右。
我开始为魏工作。一段时间后,我们成为了朋友,她向我讲述她的故事。六十年代初期,魏出生在南京,她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或“黑五类”家庭的第一个孩子。她的祖母来自地主家庭,而祖父则拥有数间纺织工厂、货仓,甚至两个妻子。因此,魏出身富贵,享有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但就在她四岁的时候,这些优越的条件在文化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变成了沉重的负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来。魏的父母被批斗,魏也被送给亲戚抚养。
就像其他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一样,魏积极地投身共产主义理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想以此洗刷烙在自己身上的印记。她自豪地回忆起曾经有一次,她代表自己的学校独唱了一首“东方红”。但是,她始终未能摆脱“黑五类”的身分,无法享受进一步学习的权利,所有的机遇都向她关上了大门。当她还是少女的时候,她被送到山东南部偏远的农村,与农民一起劳动,接受“再教育”。
魏靠着自身的努力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困难,身子弱小的她卖命地工作,博得了周围人们好感。在某种意义上,她既吸收了毛泽东的集体主义思想,又接受了农村劳动的磨练,但仍未放弃个人的抱负。在她的回忆中,有一件事情令我感到非常讽刺。那是在一九七六年,当时她与朋友走在路上,公社的广播公布了毛泽东的死讯,魏一下子跪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仿佛自己的苦难到了尽头。显然,她的第一个机会开始向她敞开双臂;四人帮被打倒后,大专院校恢复招收学生。她努力争取这个应得的平等权利,为能进入大学而奋斗。
魏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名大学生,在校园里观看了生平第一部令她激动不已的美国电视节目“海洋世界”。当时还有一位住校任教的美国教授,她逐渐成为美国教授的常客。就像所有在文革中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一样,她变成了理想主义者和向往美国式自由以及公平的人。同时,魏早已学会了如何适应现存的制度。曾经有人说过,只有加入这个制度才能改变它,魏直到现在都还坚信这一点。
需要再次说明的是,魏的故事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很多中国人都从文革的经历中学到了许多不同的教训。有些人对当局失去了信心,成了革命分子或抱持不同政见,其中相当多的人离开了这个制度。有些人则是不断掩饰心中的无助,成了拜金主义者或性解放主义者。这些在文革中幸存下来的人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点:常年没有安全感,无论说话还是做事都小心翼翼。而魏把自己所面对的问题处理得很好,甚至保持了非常积极进取的心态,她总结出的教训是:要想成功,就必须做最坏的打算。这意味着要不断地发掘多余的可供选择的新计划,要像松鼠收集坚果那样不断地更新自己的商业运作网络,营造有利于自己的氛围,就像守卫在帝王陵墓入口的武士雕塑,将争斗、肃反和羞辱隔挡在外。
就在她第一次接触美国文化后,魏决定逐步离开中国。为了通过托福考试,她在冰天雪地里骑着自行车去英语补习班上课。为了拿到美国的学生签证,她来到北京,在美国大使馆前排了好几天的队。八十年代中期来到美国后,她没有费力在有关美国学术研究或资本主义体制方面发展,而是把自己变成了罕有的美国电视纪录片领域的中国专家,最初是在“西北太平洋”,然后是纽约市。在有关中国的作品中涉及的通常是具有政治敏感性的主题,比如人权状况和天安门事件等。相应地,魏有了新的转变,也就是在看完“红色角落”后,我从她身上发现的转变,她抱持的是不同的政见。魏在电视纪录片这个行业中获得了许多荣誉(特别是关于天安门屠杀事件的作品),在这当中她与天安门事件的流亡者、美国学者以及中国政治家都建立了关系。但这还远远不够,她还有更远大的目标,那就是重新回到中国,创立一个独立的最终主导中国电视业的电视制作集团。
一九九四年,她搭飞机回到了中国,住进了酒店,开始到处打电话应征中国电视业执行主管的职位。她发现在自己离开后,北京有了很大的变化,成了创业的热土,在索尼和其他一些企图在中国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的企业的大力赞助下,中国的传播业在技术设备的更新上有了很大进步。被允许在电视上播出的作品反映的却是另外一种主题,在猎猎飘扬的五星红旗下,沿着党的政策前进,不断进取,节目的内容没有任何创意。满足容易使人不思进取;因此,魏决定再次调整她的人生定位,她不再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勇于揭露真相的电视纪录片制作人,而是一个纯粹的美国电视娱乐节目制片人。
当时,中国政府并不鼓励独立的电视制作公司,传播业是禁止引入国外资金的;因此,魏只能悄悄地进行运作。魏认识一个交游广阔但毫无商业头脑的高干子弟,他拥有一家濒临破产的制作公司和允许外国人为中国电视行业制作电视节目的特许经营牌照。魏想办法接下了这间公司并取得特许经营牌照。有了这个平台后,她很快就与中央电视台签下合约,获得几个体育节目的制作权和一场包括西方电影在内的电视杂志展览会的举办权。
魏所采取的方法是,带着一群年轻的北京雇员到欧美举办的电影节进行采访。在当地的拍摄过程中,她会拦住一个美国的影视明星,直截了当地问他的收入是多少,并追问确切的数位,因为这是财迷心窍的中国观众所关心的话题,而不是去追问他的政治态度或是性生活的细节。中国观众欣赏魏的那种带有东方特色的美国式的冒险举动。她逐渐成了下一代中国人模仿的偶像。
(待续)
转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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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冬过后迎来了一九九九年的早春,王感觉到校园里弥漫着越来越紧张的气氛。天安门大屠杀发生在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随着天安门事件十周年日子的来临,整个城市的电脑荧幕上经常弹出一些莫名其妙的电子邮件,特别是在校园网上。他们称之为“传单邮件”,是持不同政见的团体透过中国大陆境外的伺服器发送过来的。也许在网路还不甚发达的中国,这种在网上主动提供资讯的做法对大学生来说是新鲜事。大学生对这种传单邮件进行了讥讽,王也不例外。这样的举动无疑是为了自我保护。但是王还是想知道,这些不同政见人士怎么会有别人的电子信箱位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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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说道:“贤弟,闻知那人身长一丈,貌若金刚,约有千百斤气力。你这般瘦小身材,纵有本事,怎地近傍得他?”燕青道:“不怕他长大身材,只恐他不着圈套。常言道:‘相扑的有力使力,无力斗智。’非是燕青敢说口,临机应变,看景生情,不倒的输与他那呆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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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他仍然没有抬起头来,她仍然看不见他的脸。他毫不容情地把她的拳头掰开,凝神着它,接着把她的另一只手也拿起来,把双手合在一起,默默地捧着,俯视着。“看着我,”他终于抬起头来说,但声音显得十分冷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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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这个周六的下午,王高举着他的标语,带领着北京大学的学生来美国使馆前示威。每次经过美国使馆前,他都会异常兴奋。但是,当他呼喊口号和挥动拳头时,他感到自己好像赤裸裸地暴露在阳光下。他的勇气和突出表现使他成为关注的焦点,也许中国共产党可能再次镇压,那时候自己岂不也会跟着倒楣吗?游行示威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借了一个手机,找到一处相对安静的角落给自己的母亲打电话。他在电话里与母亲告别,他预感到即将有事情发生,但请不要忘记他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然后他回到了示威的人群中继续进行抗议,就在这时候,他的北京大学的同学向美国使馆投掷了第一块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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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宋江军中,因这一场大雪,吴用定出这条计策,就这雪中捉了索超。其余军马,都逃入城去,报说索超被擒。梁中书听得这个消息,不由他不慌,传令教众将只是坚守,不许出战。意欲杀了卢俊义、石秀,犹恐激恼了宋江,朝廷急无兵马救应,其祸愈速;只得教监守着二人,再行申报京师,听凭蔡太师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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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正月初头,不说梁山泊好汉依次各各下山进发,且说北京梁中书唤过李成、闻达、王太守等一干官员,商议放灯一事。梁中书道:“年例北京大张灯火,庆贺元宵,与民同乐,全似东京体例。如今被梁山泊贼人两次侵境,只恐放灯因而惹祸,下官意欲住歇放灯,你众官心下如何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