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敢抢皇上钱袋子的资政院

李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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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15日讯】【按:商人不必然支持自由市场。靠专制特权牟利的人,会对自由市场有几个热情?而在自由市场中牟利的人,又会对专制特权有几个好感?】

20世纪初,流行欧美的宪政文化开始为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和政治革新派们所接受,开始认识到争取私人财产权和维护纳税人财产权的重要性。两次鸦片战争和洋务运动之后,中国闭关锁国的格局已被打破,国内统一的大市场开始形成,客观上要求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建立一个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结构,构建保护私人财产权的法律体系。而清末的专制政体仍然是钳制工商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民族资本和市场交易饱受清政府的搜括和破坏,私人财产权得不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苛重的捐税窒息着企业的生机,关卡层层勒索的釐金制度更让商人畏如猛虎,如张謇所说:清政府“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过捐卡而不思叛其上者非人情,见人之酷于捐卡,而非人之欲叛其上者非人理,商之视官,政猛于虎”,商人们对此有着切肤之痛,使他们深切地感到参政与限政的必要性,认识到自己“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更有监督政府的义务”,而参政、限政与监督政府的根本途径就是建立和实施宪政体制,用宪法和法律节制政府的权利,要求统治者对工商业的发展和私人财产权采取保护的政策。

在著名的“国会请愿”运动中,商人们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人们认识到:“中国无国会,而致不能有完备的法律,不能制定正确的商业政策,税收不合理,进出口税利洋商不利华商,说明商人的命脉完全系于国会”;“国会不开,则财政不能监督,财政不能监督,则吾民朝以还,政府夕以借。吾民一面还,政府一面借,又谁得而知之?谁得而阻之?徒然使吾民于租税捐派之外,多一代官还债之义务,吾民虽愚,又谁愿以有限之脂膏,填无底之债窟乎?”

1908年,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先后崩殂,其时革命风潮大涨,其势已不可遏,摄政王载沣不得不诏令办理立宪事宜,成立各省咨议局,将九年立宪改为六年。在各省设立的咨议局,商人们不仅开始拥有一定的发言权,而且以该局为权利基础进一步凝聚社会力量,限制政府的专横权力。预算与税收权争夺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权力之争,因为这两项权力与商人的关系最为密切。

“资政院”是中国议会的雏形,是清政府自己建立起来的,但权力一旦被制约,也给不可一世的皇权专制政府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在清政府的资政院中,以商人为核心力量的立宪派经过不懈努力,几乎将这一御用机构改造成为代表民意的国会。资政院开院之初,湖南议员罗杰发言:“现在国民之断指、割臂、剜股者相继,皆表示国民以死请愿之决心。”并说:“不速开国会,互选资政院议员不能承诺新租税。”像这样商人敢于跟政府“叫板”的事,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1911年的预算案,这是我国破天荒第一次实行预算管理,资政院的议员们据理力争,经过多次详细审核,竟迫使政府屈服,将原预算额37635万两核减掉7790万两,使岁入总额略有盈余。[i]议员们以自己较真的态度和敢于对皇权“说不”的实际行动表明,咨议局、资政院是具有一定独立品格的政治机构。

当然,清政府从本质上是不可能接受立宪、接受共和的。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和满族贵族,决意维护大清朝的君主专制统治,绝不甘心让出丝毫的权力。西太后只要活一天,什么三权分立;什么立宪,完全没有可能。所以,清王朝的政治改革是假改革,预备立宪是假立宪,经济改革的发展带来的是贪污腐败盛行。当明白这一点时,一批立宪革命派便诞生了。如徐锡麟,初时他是一个保皇改良家,后来变成了民主革命家。暗杀恩铭以后,在被受审的大堂上,他说:凡是假立宪,必来真革命。为什么?那就是因为他终于明白了,立宪是个幌子,是维护政权专制统治的一个幌子。既然不愿意再受欺骗,只有起来革命。当时法国的报纸有一篇报道,评论清王朝的立宪,有两句话非常精彩:“清政府之立宪实乃清太后之愚民之术也,不过是愚弄人民而已,你用立宪来愚弄人民,人民一旦不被愚弄的时候,知道你是假的,当然就要推翻你。”[ii]于是想起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明知道自己这一百多人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攻击衙门不过是用鸡蛋撞石头,此去必死无疑,但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他们的英勇牺牲,真的非常值得,因为它带来了真正的历史进步。

清王朝的“改革开放”具有专制改良的性质,它没有走通,失败了,折腾够了,也就给孙中山所领导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带来了历史的正确性和政治的科学性。辛亥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共和革命也。孙中山10次起义,开始为天下所弃,后来为天下所拥,人民越来越觉得只有用共和革命的方法推翻满清王朝,才能够真正的走向共和立宪的道路上去。不是孙中山要革命,不是历史没有给清王朝以机会, 是清王朝自己没有抓住时机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是它自己断绝了中国在清王朝后期用和平变革方式实现君主立宪制的可能性,当清政府连“体制内”的改革者都不能容忍,把他们统统推向“体制外”时,一场社会革命便难以避免了。

辛亥革命后,共和终于上路了,它马上给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带来了新的生命活力。人民在这个新国家里开始享受从思想到政治,到经济到文化各方面的前所未有的自由。在思想上,任何主义,任何思潮都能在中国被宣传,包括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从来没有过的三权分立,从来没有过的政党政治,从来没有过的法制,在这个时候有了。在经济上,1911-1919年,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超过辛亥革命前40倍。1914年4月15日,在上海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华工商业联合会。

这就是历史的进步,中国社会本质性的发展变化。它是用鲜血换来的,中国的事情从来如此,要办成什么事情,得用命去换。

[i] 参见侯宜杰:《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刘军宁:“中国商人的宪政情怀”,《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60页。
[ii]杨奎松教授访谈录,南方周末2005年7月28日。

--原载:《李炜光Blog》,2008-04-30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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