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新中国》第三章 参观日(16)

伊森‧葛特曼

《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中译本,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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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在继续。我们也会就他们早先会晤几位中国政府官员的情况表示某种试探,目的是借机显示我们对中国政要颇为了解。我们透露些少量与中国某些官员相关的小道消息,就像中餐馆提供的小菜。不需要特别强调,点到为止就可以,我们知道各自的地盘,他们心里也明白,于是提问开始了。他们提出的绝大部分问题仍未能跳出“七大必问题目”的范围。事实上,他们的提问不外乎“寻求保证”的模式:“你如何能保证西藏的状况(或者是对台湾的军事恫吓,或者是人权状况等)在得到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后将得到改善?”

这是合情合理的问题。比共同利益更重要的是,美国能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得到什么回报?我们知道,要想中国在一些最基本的商业厉害关系上(例如盗版问题)与我们进行合作是多么的困难,更不用说台海关系等真正涉及中共利益关系的问题了。但我们并没有去钻牛角尖。相反的,我们巧妙地把他们的提问引到其他完全不相关的方面,例如:

--让我们从更加广阔的前景来看待这件事情……

--有另外一个问题更加值得我们去关注,那就是……

--也许您会问某某事为什么是真的,但你知道吗,……

--这个主意很好,但同等重要的是……

--为了使每个人都更了解,我将告诉你们一些背景资料……

……我们要做的就是使他们的注意力分散。我们其中的几个人甚至还提到了过去不堪回首的日子:在经济体制改革前,中国没有基础建设,中国的流通体制与外国截然不同。“看看,中国现在起了多么大的变化”,我方的一名商人一边说着,一边站在窗户旁边用手比划着建国门大街和中国贸易中心的形状。“我知道你们的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凑,但是你们没有机会走到街上亲身感受并与人们进行交流实在是个遗憾;与那些小商贩、企业家交谈,吃当地餐馆做的饭菜,让真实的北京展现在你们的面前。”

引用历史对照当前取得的进步往往很有用,因为这会使对方的标准降低(还有什么能比文化大革命时的毛泽东经济体制更糟糕的呢?)。回避那些关于国有企业衰败、银行濒临破产、工人暴动和潜在危机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也是有帮助的。但这样做只等于成功了一半。当一位目光敏锐的国会议员幕僚开始抨击中国在人权状况上的退步时,尤其是在对法轮功运动的镇压上(必问题目第五题:假设性选择--经济利益与人权公义,哪一个更重要?),我会点头表示同意,对他关心的问题表示非常了解,然后开始支开话题:

--问得好,但更为重要的是……

--让我们来看看这里面深层次的问题……

--在这方面还有另外的挑战……

根据“游说人员手册”“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的原则”,我们继续抛出讯息:美国商业是中国人权状况能够获得改善的长期催化剂。我们并不只是简单地指出资本化在最终会带来自由,还列出了中国在重要领域方面上取得的进步。我们正式地引述中国在法制和可行性法规方面的发展趋势,提出法制意识的不断加强有助于结束为中国领导人独裁统治而服务的国家安全机器为所欲为的局面。西方法律工作者在与中国同行的交流中已经为增强他们的法制意识打下了基础。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美国商界开始努力的结果,但是我们仍担心在这方面已经比欧洲同行慢了半拍。

更有效的方法是讲述你的亲身感受。谈论我们的中方雇员和他们在美国企业文化氛围中工作的正面事迹,鼓吹民主价值在中国的社会化程度,所有这些自然而然会导致对方提出另外的必问题目:你有多少当地雇员?他们的平均薪水是多少?与你的美国雇员相比,他们的薪酬要少多少?

虽然这些听起来不像压倒性的论据,但我可以向你保证,国会工作人员很难对它们进行反驳。尽管听起来很重要而且合情合理,但国会工作人员还是能隐隐约约感到我们在夸大其辞。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去过美国公司驻北京的办公室,虽然在美国大使馆工作的中方雇员穿着讲究,举止得体,但还是难以相信他们会成为民主运动的支持者。好比我们指出的那样,这些代表团成员中没有中国语言方面的专家,也没有时间在道地的北京餐馆品尝当地菜肴。所以,我们说什么他们就只能听什么。

我们现在开始行动,将问题引到关于中国开放的市场上,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用对美国商业蕴涵着的巨大的潜在商机来自由发挥。游说员到了这一步需要把握的要点是“抓住重点”。为了使一切显得自然,我们使用“欲言又止”的谈话技巧,就是抛出一个基本上无关紧要的话题,然后突然中断表述,“可以诱使对方提出他想知道答案的问题”。比如:

--我们最近完成了一项调查,它是关于……

--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能够在以下四个方面使美国获得战略上的利益……

--我们制订了短期和长期的计划……

--在中国市场中有许多起作用的因素……

然后对方会提问,我们就回答:关于中国在各方面的发展资料;网路扩展的指数;世界上最大的行动电话市场;美国农业、保险业和电讯业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扩展机会。在演讲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还会倡议就未来数年甚至十年内对拓展中国市场的信心做举手表决。当然,所有人都会举手表示有信心。

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我们的举动非常鲜明地表达了商界的立场,充分说明中国与美国的融合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性发展趋势。不管怎么说,布丁好坏,一尝便知,是吧?

(待续)

转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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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晨时分的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初升的太阳把光线洒在可以供二十人就餐的大宴会桌上。当中国服务生端著盛满水果和糕点的大盘子小心翼翼地来回穿梭时,客人们开始鱼贯入座,他们都是一些屈指可数的美国各大公司驻华首席商务代表,诸如波音、大通曼哈顿,也许还有福特,以及美国国会代表团的所有成员。
  • 我非常感谢那位接受我采访的电脑软体工程师。他对我很生气,因为他觉得我是在戏弄他。我试图让他平静下来:“你说的确实没错,但更重要的是,在北京,他们说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得到美国资助的,就是说,你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经济利益。在对你的采访中,你不能不对此进行反驳。法轮功是一个清贫的组织,它没有任何的政治野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传媒机构偏向的是受害者,法轮功就是真正的受迫害者。”
  •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官方关于法轮功报导的限制解除了。魏的几个工作人员冲进了我的办公室喊道:“伊森,电视上在报导关于法轮功的事情!”我赶紧到接待处,看到中央电视台做的紧急新闻报导。节目主持人很不自然地瞪着大眼睛,用高了几度音阶的声音严正指出,法轮功是非法的。中国公民禁止在公共场合或者是自己家里炼法轮功。正当我们盯着萤幕时,窗外传来大功率广播车的高音喇叭宣传。富华大厦和整个北京城到处都充斥着这种声音,宣布法轮功是一个非法组织。魏的几个女职员开始神经质地笑着,双手捧着她们的脸,嘟哝著说,自从文革结束后就再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
  • 一年后,我在中国世界贸易中心的席琳.狄翁(Celine Dion)商店旁遇见了毛和他的妻子。毛现在是“同走一条街”的主持人,但他看起来很沮丧,称那是一个“多么愚蠢的节目”。毛的妻子认为这只是暂时现象,过一段时间,关于美国和中国独立电视制作方面的禁令终会解除的。其他的电视制作人偷偷告诉我,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暴行。直到那时侯,电视上播放的都是“在线电视战争”。
  • 在一集有关政治的节目中反映的是两位退休的大使如何尊重对方。但最后节目搞砸了:美国大使不停地批评美国虚伪的人道主义,还随口提到发生在中国的工人骚动事件,由于这个禁忌的主题而没能通过中国官方电视台的审查。关于环境保护的节目中,一位中国教授批评政府当局破坏环境的言论过于激进,这显然不利于他的学术生涯。而来自美国环境保护署的一位专家只做了纯技术上的演示,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的环境恶化情况。关于电影娱乐界方面,专家们一致认为,中美两国的电影有不同之处,但各有特色。来自教育界的专家们则表示,中国儿童讨人喜欢。
  • 但是,魏还是经常感觉到文革的回潮。一九九六年的夏天,有消息谣传她实际上是为美国和台湾工作的双面间谍,她因此被中国官方电视台列入黑名单。相对于广告和电影业,电视节目制作公司在中国的唯一真正客户就是中国官方电视台。对魏而言,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指控,虽然大家都知道她同情那些参与天安门运动的改革人士。在当时旅居国外的中国人,又有谁不是跟魏抱持同样的观点呢?只要你现在遵照党的游戏规则做事情,那么无论你是身处国内还是国外,都会得到人民的赦免。从这点来看,魏正是被这个规则狠狠地戏弄了一番。
  • 我从来不去问魏为什么这部片子对她有这么大的影响,直到后来我逐渐对她有所了解后,才意识到她真是一个有趣的中国新一代,“红色角落”中让她落泪的并非与中国政府斗争的艰辛,或是那些贫苦的受迫害的中国老百姓,而是影片中白灵饰演的女律师。在这个角色中,魏仿佛看到了自己理想的化身:自信、积极进取、充满理想且具有坚定的信念,在制度所允许的框架内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而奋斗;虽然事业还未成功,但是个人相当独立;能与美国保持密切的联系,同时又不为这种关系所左右。
  • 这并不是我首次看到这样的节目。一个月前,魏的电视公司为了制作一部促进中美两国合作和相互理解的片子,曾经与一个北京电视台的新闻摄制组举行过茶会,探讨在这个专案上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对方私下让我们观看了他们最新制作的短片。故事以新闻报导的形式开头,一个戴着像赛马选手的护目镜般眼镜的主持人叙述主题:柯林顿轰炸伊拉克系列。片中有一个简介,主要是介绍波湾战争的背景,以及美帝国主义在科索沃和世界各地暴行的内在关联,并指出这一切都是为了经济利益;然后是两分钟的动画,配上同样伤感的背景音乐:美军轰炸机、黑压压的美国大兵、惊恐万分的伊拉克儿童,以及哭泣的中国儿童。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剪辑方式好像是中央电视台一贯的手法。他们甚至给这部短片起了一个我在中国电视台系统中首次听到的名字:“在线电视战争”。
  • 接下来的星期一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妻子已经从紧张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使馆区的示威事件简直占据了我们的整个周末,与每一个中国人接触的过程中都使我们有血债血偿的感觉。妻子是一个性格坚强的女人,但那天她竟然恳求我不要去上班。我只好安慰她:只要我跨上那辆破旧不堪的自行车,人们都会认为我只是一个在北京打工的外国人,而不是一个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出现的美帝国主义者;我的墨镜将会遮挡我那惶恐不安四下张望的眼睛;我会非常小心保护自己的。虽然如此,她还是把几张写有“深表遗憾”和“一场意外”等汉字的卡片放进我的衣服口袋里,以备不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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