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制服朱德 1928~1930年 34~36岁
毛泽东一接到中央任命,就准备扩大地盘。国民党军队也要打来了。一九二八年六月,蒋介石打败了北京政府,统一了中国大部,建都南京,着手恢复秩序。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毛率领朱毛红军离开井冈山。朱毛红军经过一些变故,眼下有人马三千。
毛在井冈山住了十五个月,留下了一块千疮百孔的土地。中央巡视员杨开明向上海报告说,红军到来前,井冈山的农民“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气象。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
“自从红军到达井冈山以后,情形就大大改变了。因为红军经济唯一的来源,全靠打土豪。又因对土地革命政策的错误,连小资产阶级富农小商也在被打倒之列。又以大破坏之后,没有注意到建设问题,没有注意到经济恐慌的危机,以致造成乡村全部的破产,日益激烈的崩溃。”
毛走后,国民党军队攻下了井冈山。朱毛红军走时留下的伤兵病员和地方干部,落在他们手里的被机关枪扫死。被反共复仇的民团捉住的,不是剖腹、烧死,就是活活割死。即使这样的残酷,据当时对中央的报告:“房子烧了,群众首领杀了。但是一般群众并不十分增加对反动派的仇恨。”
井冈山原来的山大王多是本地人,毛走时他们留下,大部分都活下来了。一九三○年三月,袁文才、王佐死在共产党手里。莫斯科秘密命令中共这样对付这些人:“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结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袁、王死后,余部逃进山里。奉命搜捕他们的红军李聚奎回忆说,他“亲眼看见当地群众对我们的行动很反感,而对王、袁的部队,则倍加爱护。”既在土匪又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过的井冈山人,显然更喜欢土匪。土匪带来的灾难跟共产党比是小巫见大巫。
毛泽东离开井冈山时,未曾有一眼回顾,一丝惆怅。他兴致勃勃,跨着大步,跟随从们开着玩笑。他有理由轻快,莫斯科已全盘接受了他的要求。他一离开井冈山,苏军情报局长伯金就跟中国事务负责人米夫(Pavel Mif)开会,讨论苏联怎样“给朱毛具体援助”。这是第一次有记载的莫斯科专门讨论给毛军援。毛已名声显赫,报上都说他是“共党中最巨者”。
政府军在毛身后紧追不舍,一场鏖战中朱德的妻子被捕。她后来被杀,头由一根竹竿挑起,悬挂在长沙城上。在这样的险境中,毛却发动了针对朱德的权力斗争:离开井冈山不到两个星期,他取消了中央特别成立的以朱德为书记的军委,剥夺了朱德的军事指挥权,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
对中央,毛只字不提他夺了朱德的权。他写了一份又一份报告,字里行间透着自己如何像久旱盼甘霖一样渴望中央指示。三月二十日,他写道:“望中央将一般计划指示我们。红军应该怎样行动,尤盼飞速指示!”“六次大会的决议案非常正确,我们欢跃的接受。”四月五日,他又写道:“以后望中央每月有一信给我们,我们亦至少每月给中央一信报告。”毛是在讨好中央,希望他夺朱德权一事一旦被上海知道,会得到认可。
朱德没有反抗毛,也没有向中央告毛的状。他没有那么强的权力欲,也不擅长搞阴谋。朱德一时忍了下来。
三月,在对付国民党军队方面,毛的运气来了。尽管南京政府建立已近一年,但国民党内讧不断,有的政敌对蒋介石政府开战,追击毛的队伍被调去打政敌,放过了毛。毛兴奋地告诉上海说:“后卫距敌才一里……〔敌〕张旅忽然折回,盖湖南战事爆发”。毛得以轻松地拿下了闽西,包括首府汀州。这里的汀江航运繁忙,明清已出现了“上八百,下三千”的景象。四海商贾云集,欧洲大厦跟南洋小摊相映成趣。毛大打了一番“土豪”,丰富了库藏。他告诉上海:“给养已不成问题,士气非常振发。”
红军没收了一个给国民党军队做军服的工厂,第一次穿上了整齐的军装。迄今为止,士兵们穿什么的都有,甚至有女人的裙装和天主教教士的神袍。新军装是灰色的,跟国民党一样,只是多了红帽徽、红领章。
守城的郭凤鸣旅长按毛的指示先被活捉,然后杀掉。尸体倒挂在一棵板栗树上,旁边站着毛,手指着尸体在万人大会上讲话。会后郭的尸体被抬着游街示众。作为与旧制度决裂的象征,市政府被一把火夷为平地。
毛把指挥部设在一座俯瞰汀江的雕梁画栋的楼房里,日子过得十分惬意。不久,好日子被一名不速之客给搅乱了。来者叫刘安恭,刚从苏联受军训归国,上海派他来当朱毛红军的第三把手。刘安恭发现毛挤掉了朱德,非常愤慨,说毛“抓权”,“书记专政”,“家长制”,“自成体系”,“不服从中央”,说朱德是“拥护中央派”,而毛泽东是“反对中央派”。
毛再也没办法对上海封锁消息了。六月一日,他第一次向中央报告,找借口说:他离开井冈山后,“每日行军或作战,在一种特殊环境之下,应付这种环境感觉军委之重叠,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但是,既然有理由,为什么在这之前他写的信中不向中央报告呢?毛自知理亏,想把这事遮掩过去,把这段话埋在有十四条小标题的洋洋长文的第十条中间,算是报告了,希望不引起上海的警觉。报告其他部分充满甜言蜜语:“最近得到中央及福建省委各种指示,真是意外的欣喜,睢江西省委三年来不曾有一个字给我们……这种情形太不好了,请中央确知江西省委千万改正这种状态。”“请福建省委负责在厦门设交通机关,专任前委与中央的传达,设立机关经费,付上价值一万元的烟土”。
但朱德起来反抗毛了。他有了刘安恭这个同盟,再加上部队大多数人也站在他这一边。毛不得人心。他后来自己多次说:“我很孤立,只有二十八团的林彪支持我。”据陈毅给上海的报告,很多人说毛“太独裁,不民主,对党实行家长制,爱发脾气,会骂人”。对朱德也有些批评,但只是这样一些问题:“对士兵讲话时,动不动就说我们要扩大武装,可以打到南京去住洋房。讲到高兴时不自觉地把裤子拉到大腿上,有流氓习气,太不尊严。”
六月二十二日,朱毛红军的党代表们在福建龙岩举行大会,辩论朱毛问题,并投票选举。会上毛泽东被选掉前委书记,由陈毅接任,朱德重获军事指挥权。毛曾威胁说:“若你们来武装解散前委,我有一个班的兵力,还可以抵挡。”他的对手也早有准备:他们在会前把毛所有的跟班缴了械。
毛马上开始打迂回战,要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他计划先夺取闽西红色根据地地方政府“特委”的领导权。这块新开辟的根据地,是共产党所占土地中最富饶的,有一百二十五万人口和一支地方部队。毛对朱毛红军新领导说:既然被选掉,他不能留在红军里了,希望“到地方做些事”。没人意识到毛的动机。
毛躺在担架上离开了红军总部,跟着他的有妻子贺子珍和几名亲信。其中一个后来回忆说:“我们离开部队由龙岩出发时,把我们的马也扣留了,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这一小队人直奔闽西特委所在地蛟洋。闽西根据地是朱毛红军打下来的,特委书记邓子恢是个听毛话的人,毛去之前就叫他准备召开闽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毛的打算是利用这次大会建立新特委,用计谋把跟他前来的亲信安插到关键职位上。毛没有任命权,闽西特委归福建省委领导。
到七月十日,五十多名闽西代表聚集蛟洋,会议按通知第二天开幕。但第二天没有开幕。据会后闽西共产党人向中央的报告:毛叫他们去“从事各项调查”,“费去一礼拜之久”。终于开幕了,毛又用这个那个理由,使“会场上耗费时间太多”,“自十日起至二十九日止,延长二十天之久”。毛在拖时间,以使代表们在“选举新特委”这项议程前不得不离开。果然,会还在不痛不痒地开着,国民党打来了,“大会不能继续下去,遂在二十九日以前闭幕了”,“会无结果而闭会”。
代表们前脚刚走,毛马上就指定了新特委,算成是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听话的邓子恢仍然居首,毛带来的人,一个当特委秘书长,一个当组织科长负责干部,一个控制地方部队。这几个人像毛一样是湖南人,都不会说当地话。
当闽西共产党人发现毛把他的人强加在他们头上时,非常愤怒,当时就对中央说大会是“极大失败”,第二年一有机会时又起来反抗,引起了毛泽东在闽西的一场血腥清洗。
还在开代表大会时,代表们已经表现出对毛的恐惧。给中央的报告说,会上“代表少发言。后来毛同志病了,大家争论极烈,得了很大进步”。代表们想要他们的上级福建省委派人来给他们做主,可是,蹊跷的是:“交通被捕,报告失落,致省委无人前来指导”。这种怪事已经不止一次发生,未来也将反覆出现:关键时刻,联络会按毛的需要莫名其妙地断掉。
一旦抓住闽西根据地,毛便着手跟朱德捣乱。他在朱德的队伍里有个同谋:林彪。林彪那时二十出头,是个孤傲不羁的人。他有三个特点吸引了毛。一是军事才能。林彪从小喜欢军事,后来上黄埔军校,在军旅生活中如鱼得水。他喜欢研究军事战略,在战场上屡显锋芒。二是他不守纪律。跟许多中共高层军事人员不同,他没在苏联受过训,没在严格的共产党纪律里熏陶过。部队里的人都知道,林手脚不干净,常私自留下缴获品,像金戒指等,还染过淋病。林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自尊心极强,绝对不能忍受批评。朱德作为上级批评过他,他对朱德怀恨在心。
林上井冈山后不久,毛就开始拉拢他,说的话都是顺耳舒服的,还单请林去演讲。毛、林从此建立了特殊关系。几十年中,毛小心注意不使林的自尊心受伤,让林凌驾于纪律之上。作为交换,在毛需要时,林总是十分配合。
第一次搭档是对付朱德。一九二九年七月底,国民党军队进攻。作为军事指挥官,朱德制定了作战计划,令所有部队在八月二日集结。但时间到了,林彪却不见踪影,他跟毛和毛控制的闽西红军待在另外的地方。这两支部队合起来差不多占红军(当时有六千多人)的半数。朱德只得率领一半的兵力反击国民党军。虽然朱德没受到太大损失,但半数红军不听命令,总不是个办法。在这种分裂的状况下,朱德指望中央给他拿主意。(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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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官方关于法轮功报导的限制解除了。魏的几个工作人员冲进了我的办公室喊道:“伊森,电视上在报导关于法轮功的事情!”我赶紧到接待处,看到中央电视台做的紧急新闻报导。节目主持人很不自然地瞪着大眼睛,用高了几度音阶的声音严正指出,法轮功是非法的。中国公民禁止在公共场合或者是自己家里炼法轮功。正当我们盯着荧幕时,窗外传来大功率广播车的高音喇叭宣传。富华大厦和整个北京城到处都充斥着这种声音,宣布法轮功是一个非法组织。魏的几个女职员开始神经质地笑着,双手捧着她们的脸,嘟哝着说,自从文革结束后就再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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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长沙到处是儿童跑来跑去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这首“国民革命歌”曲子是《Frere Jacques》——法国的儿歌。出现在街头的另一个欧洲发明是纸糊的高帽子,拿来戴在被游街的人头上,作为耻辱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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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艾希礼所爱的正是她的这些东西。正因为了解这一点,她才觉得生活还能忍受下去。她了解艾希礼很欣赏那些深深埋藏在她身上、唯独他看得见的美好东西,但是了为保全名誉,他只能够对他保持着一种遥远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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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感谢那位接受我采访的电脑软体工程师。他对我很生气,因为他觉得我是在戏弄他。我试图让他平静下来:“你说的确实没错,但更重要的是,在北京,他们说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得到美国资助的,就是说,你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经济利益。在对你的采访中,你不能不对此进行反驳。法轮功是一个清贫的组织,它没有任何的政治野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传媒机构偏向的是受害者,法轮功就是真正的受迫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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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会想起要到这里打扰她,而她正需要时间来安静地想一想。刚才脑子里闪出的那个念头原来这样简单,她不明白以前为什么她竟没有想到过。“我要从巴特勒那里弄到钱。我要把钻石耳环卖给他,要不就向他借钱,用耳环作抵押,将来有了钱再还给他。”这时候,她觉得大大放松了,结果反而显得虚弱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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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到行动,她就昂头挺胸起来。她清楚,这桩事不会是轻而易举的。上一次,那是瑞德在讨好她,而她自己是掌权人。可如今她成了乞丐,是个无权提出条件的乞丐了。“可是我决不像乞丐去求他。我要像个施恩的王后那样到他那里去。他万万不会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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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吞了一口气,觉得自己能说出话来了。她可能让这些北方佬知道她害怕呀。她一定要在他们面前显露出她最漂亮最大方的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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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他激起来的旧恨宿怨此时还在她心中起作用,因此她很想说些刻薄话。但她还是装出满脸笑容,一副逗人怜爱的模样。他拉了把椅子过来紧靠她身旁坐下,她也就凑过去,装着漫不经心地把一只手轻轻地搁在他的臂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