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9日讯】这次四川大地震破坏空前严重，从地震爆发至今，不断订正的死伤数字一直在令人揪心地与日俱增，已经造成的财产损失巨大得简直无从估量。为支援当下的灾区救济和随即要展开的灾后重建，从国内到国外，四面八方都向灾区送去了救援的物资和捐款。美国等不少国家在震后及时向中国捐出数量可观的款项，港台方面的民众和财团竞相大份额捐赠，尤显出彼方人士在急人之难上一贯的厚道。连日来，大陆的电视节目全天报导灾情和捐款盛况，再加上网络和手机铺天盖地的信息传递所造成的情绪鼓动，大陆范围内形成的捐款救济热和压倒性的悲情氛围已举国震动，同时波及海外的华人社区。奥运火炬燃起的愤怒和兴奋尚未平息下来，这几天突然激发的救灾热情又起波澜，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捐赠风潮。
*普济全球的慈善活动更吸引人
笔者所在的耶鲁近年来与中国来往密切，在大陆三天的哀悼日内，校园里也有相应的表示。耶鲁同仁的捐款活动计有两起：其一由中国学生和学者联谊会（ACSSY）主办，参与者在烛光哀悼集会的现场响应募捐；其二由耶鲁音乐学院等单位举办，通过名为“Help Can’t Wait”的义演，从入场的观众中募捐。按理说，我更适合去中国学生学者群集的场合捐款，但我没有去。自从杜克大学的王千源遭受该校中国学生和学者联谊会骚扰打击的消息传出后，在北美的校园中，不少华人已对此类与大陆官方有暧昧关系的组织敬而远之了。之所以更喜欢去“Help Can’t Wait”，是因为该募捐活动除救济中国地震灾民外，也对先后发生在缅甸和美国南方的风灾表示关怀，所有捐款将用于三个方面的救援。这是一个有其常设机构的慈善活动，早在东南亚海啸和新奥尔良飓风两次大灾发生之日，“Help Can’t Wait”就在耶鲁进行过义演募捐。在今日灾难频仍的世界上，作为海外华人，对于远方发生的灾难，我自然最容易心系中国，但如今我毕竟身处美国，更能吸引我参与的还是那种普济全球的慈善活动。
*奉献靠人们各自涵养的私德发扬光大
我走向胡锦涛曾发表过讲话的那个音乐厅入口，先捐了钱，随后入场就座。没看见任何标语和张贴，场内肃穆而安静，出席者早已从网上得知今晚义演的目的，大都着装朴素，仪容庄重。现场捐赠（现金或支票）后会得到一张门票，上面写有所捐的数字，可在将来报税结算时作减税（deduction）的凭证。一般来说，捐赠在美国不只利他，同时也含有奖励性的利己成分。富有者乐意大笔捐款，自然和减税额的利益有一定的关系。至于收入平平的普通人，躬逢捐赠的场合，纵掏不起大钱，小小的破费也还承担得起。大家都出于自愿来这里意思一下，怀着烧一支香那样的随喜心情，既不声张，也无意攀比，因而对己对人都不构成压力。从教友捐款教会到校友捐款母校，直至形形色色的基金会各有其财源和资助对象，在这个已经确立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中，奉公的行为及其所体现的奉献精神都是靠人们各自涵养的私德发扬光大的。这就是说，人际的互助互爱和同情心既不是政府号召的结果，也非突发事件激发的冲动，而是出于日常习养，捐赠和奉献在这里本来就是生活常态。正因其为生活常态，即使颠迫造次之际，同情心的表现和慈济行动的运作都显得有节有序，可能取得的效果也比较扎实。长期生活在美国，我才逐渐发现，在这里，捐赠的财务管理一直都被纳入商业投资的方式，也就是说，很多捐款常常被汇集为盈利的基金，只将其盈余用于救援和资助，这样日久天长地运作下去，遂积累成滋补社会的深厚资源。
*中国应恢复六十年来破坏殆尽的常态
今日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随着新出现的差别日益增多，要建立官方所谓的“和谐社会”，政府和社会首先应努力去做的就是恢复六十年来破坏殆尽的生活常态。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在一部分人已先富起来的情况下，建立健全的捐赠机制，培养公民的捐赠习惯，至少对目前因贫富悬殊而产生的紧张和不满会起到一定的润滑作用。然而执政当局仍坚持在党权的包办和监控下营造表面的和谐，连民间的慈善活动，党都要通过行政的手段加以干预和垄断。地震爆发后，官方一面通过媒体的渲染，把民间自发的捐款热潮诱导成全国范围内盛大的赙仪——好像政府给死去的灾民办丧事，让大家都来吊丧送礼；一面又严密掌控局势，对维权人士的捐款活动以及其它不愿意把钱捐到官方机构而更喜欢自行筹集的团体，都迅速采取了取缔打压的手段。一个郁积着官民对抗和民族分离的社会，平日里本来就缺乏互助互爱，现在突遭天地不仁的灾变，那么多的人口一下子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生命的大忧大惧才撞击得长期受压的私德呈现出向公德靠拢的趋势。普通人以随喜烧香的方式捐出力所能及的数目就不必论说了，新兴的富豪和各类职业的高收入者，以及在华的外资公司能捐出大笔款项，就今后建立捐赠机制来说，的确是一个良好的起点，很值得鼓励和赞赏。遗憾的是，中国人的生活常态紊乱的岁月已经太久，连人性向常态回归的过程都难免表现出种种扭曲的形态。
*“逼捐”和“仇富”是荒谬的闹剧
最近从网上和国内发来的电子邮件中看到，不少人对外国政府以及在华外资公司捐款的数目斤斤计较，说三道四，他们公然据所捐的多少排起名次，在夸奖多捐者的同时，对所捐较少者竟报以横加贬斥的言词。有人还杜撰文革用语，叫嚣什么“逼捐有理”，大有把声势汹汹的促捐言论强化到勒索他人的地步。比如指责美国捐款远远少于沙特，嫌保洁和微软才捐了一百万元；更有人列出“国际超铁公鸡”的排名榜在网上公布，怒斥“可口可乐、肯德基、麦当劳”等外企“在中国发大财而不捐款”，对他们发出“滚出中国”的吼叫。在四川南充，竟然发展到群起围攻一家麦当劳店，俨然要砸摊子的架势。从抵制家乐福到逼捐麦当劳，中国的愤青已从爱国暴徒堕落成无赖的乞丐。从爱国到爱同胞的热情，从迎奥运到救灾的群体行动，都在央视的煽情节目鼓噪下发生了变态。在中国，至今还有太多的民众热衷于营造人民的盛大节日，自以为都是满怀激情地参与了演出，浑不知所演的多是些荒谬的闹剧。
这种捐款的攀比倾向也给或富或穷，捐多或捐少的国人形成了压力，甚至伤害了不少热心人的感情。比如，姚明两次捐款多至150万元，结果仍被人讥笑为吝啬，致使这位率先站出来慷慨解囊的高收入球星伤透了心。救济和关怀就这样被逼得走了味，在几近索要的骚扰下，很多捐款人都被推向了无奈和尴尬的前台。
从分地主的田产到没收资本家的企业，在中共的领导下，自称为“无产阶级”的劫富革命可谓源远而流长。邓小平向外商开放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已推行几十年了，仇富和排外的意识在中国大地上依然阴魂不散，即使在发生巨大灾变的今日，不过是一场可能向生活常态回归的捐款救济活动，都难免涌入一股股逆流，将私德向公德靠拢的过程搅扰得不伦不类。
*在公民社会常态中 捐款积少成多
日前在英文网上读到一篇文章，谈的是美国政府和社会疲于救灾和捐款（Disasters Fatigue）的问题。应该指出，全世界并非中国一国在遭灾，中国人别以为只有自己的灾情最应该受到全世界关注。最近不只在四川的地震损失惨重，不久前缅甸的强台风已夺取十三万人的生命，受伤和无家可归者更不计其数。由于缅甸军政府不作为不合作的态度，美国把更多的救济工作指向了那里。美国是世界上的救灾大国：几年前，巴基斯坦发生了死亡8万人的大地震，美国援助1亿5千万美元；东南亚海啸，美国捐出19亿2千万美元。随后美国本土发生飓风灾，对新奥尔良的救济花费了53亿慈善捐赠，最近南方的龙卷风造成的破坏仍急需救援款项。正如中国在南方雪灾后又继之以地震，今日的地球上，各个角落都处于一灾未平一灾又起的状况。各国政府和财团因而被拖到疲于救灾的境地，同样，不少慈善机构已显得左支右绌，很多乐于捐款的个人大有捐不胜捐之感。就在我起草本文，挥笔至此的一刻，一个要求捐款的电话正打到家里。我们总是面对一系列捐款的栏目，就像一个人匆匆填写表格时不能不慎重做出选择，有时你得勾“Yes”，有时你也会勾“No”。据2006年的统计，美国人全年共捐款2千9百50多亿，其中有将近四分之一用于国外的救济。这里面肯定有一部分款项，就是通过无数个电话和来信的迫切请求，一分一文取之于民的。在公民社会的生活常态中，捐款就是这样积少成多，汇为资源，同时细水长流地发挥作用。
*捐款不是向党和政府表态
中共政权六十年来赏赐给人民的党恩浩荡属于单一的行政分配方式，救济的实施从上到下，由各级干部统一管理，既不存在可从中插手的民间团体，也不许任何独立于党和政府之外的组织和力量发展壮大。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宗教活动仍受到限制和打压，所以既不可能形成像慈济或佛光山那种在台湾乃至国际的救灾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慈善团体，更不可能积累成西方基督教世界拥有的雄厚财力。至于在大陆新富起来的个人或财团，一时还难免露出暴发户的行迹，至少在短期内还很难看到有美国卡内基或香港李嘉诚那样的慈善企业家涌现出来。即或有个别刚发了财的企业家乐善好施，其中有些人也都在当今缺乏健全捐赠机制的环境下被榨取得濒临破产。
由此看来，用排名次的方式促使富人或企业大捐特捐的言论是不应助长的，至于对来自国外或外企的捐款，不管捐多捐少，接受救济一方的民众更无权说长道短。在目前这种一窝蜂倾向的局势下，被期待更多捐献的富人或企业也不必迫于形势，仅仅为争名声和搞攀比而勉强付出超出份额的捐款。捐款的目的是帮助受灾的同胞，善良的中国公民们，再不要把什么好事都弄成向党和政府积极表态的行动了。听说有些国营单位已在按人头摊派固定数额的捐款，不足的要在工资上扣除；更有人写文章，对党内发文件要求党员交救灾的“特别党费”之事发表了异议。如果像这样大张旗鼓地全民总动员搞下去，捐款岂不成收费的别称了。“捐”这个汉字本身的含义就是自愿的奉献，一旦卷入行政摊派，就有滑向苛捐的危险。而这样一来，那被期盼可能回归生活常态的契机就势必被党权的惯性势力所利用，又一次成为运动群众的杠杆。
*中共垄断慈善捐款 虚构党恩浩荡
长期以来，很多独立特行的中国人之所以被中共及其追随者斥为“反动”或“敌对势力”，根本的原因即在于他们要坚持个人选择，拒绝被党权运动，既不愿意卷入时潮的激流，也没有兴趣投身人民的盛大节日，于起哄中增强热血沸腾的快感。中共集团的强大势力并不是来自他们本身健康的强壮，他们不过善于鼓动群情，把本来发自普通人朴素的正义感、同情心和对公平的简单追求鼓动到过激的地步，并凭借那一股趋于泛滥的力量壮大其声势，将自己本质的平庸和落后不断地刷新得“伟光正”罢了。目前，中共如果能稳住这一垄断慈善和主导捐款的阵势，正好可趁势把民众回归生活常态的冲动一步步推向响应政府号召和感谢党恩浩荡的高潮。
*离弃党权 民间自主的契机隐约闪现
然而，情绪到太热调子到太高的时候，常会有失控的危险。现在捐款滚滚不断而来，管理和使用千头万绪，在整个的官僚体系日趋腐败的情况下，外援和民间的钱财全部交到各级干部手中，依旧像以往那样黑箱操作，民众和捐款人信得过吗？其实近来在网上已经出现了怀疑与指责，建议与要求。公议纷纷，汇为论坛，大有追求民主参与的势头。金钱也是一种力量，它有时可能会硬过专制的强权。民间出的钱，自然应该由民间参与救济款项的管理和使用。在灾情造成的紧张局势和捐款推动的回归生活常态之缝隙间，如今隐约闪现出离弃党权，民间自主的契机了。惊弓之鸟的中共政权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骚乱还可以武力镇压，言论暂能靠报禁网禁封杀，但由捐款所带来的监督管理钱财的诉求却是捐款人不容剥夺的权利。民主与专政的较量终于以权利赎买的方式插入了一个楔子。让我们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期待它可能引发的另一种地震吧。@
──原载《民主中国》，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简介﹕康正果，西安人。曾因“思想反动”从陕西师大中文系被开除学籍，又因企图翻译《日瓦戈医生》被劳教三年，释放后长期在农村劳动。1979年平反后入陕西师大读书，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在西安交大执教，1994年移居美国，在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讲授中国语文至今。已出版的著作有《风骚与艳情》（1988）、《女权主义与文学》（1994）、《重审风月鉴》（1996）、《交织的边缘》（1997）、《鹿梦》（ 1988）、《身体和情欲》（2001）、《生命的嫁接》（2002）和《我的反动自述》（ 2004，台湾重印本改名《出中国记》，2005）。现与家人定居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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