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我认识的所有美商代表中，美国商会主管麦可‧佛斯特（Michael Furst）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人。部分原因是他在官僚内部争斗中非常顽强，部分原因则由于他到北京的金山不完全为了钱，而是为了领略攀登的挑战。迈可喜欢危机，对美国商会所扮演的第三方沟通角色和起到的抚慰作用尤为自豪。他并不把这些纯粹看做是为了自身商业利益的举动。他会注视着你的眼睛，笑着问：中国人反美能对谁有利呢？我们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与中国人打交道，所达到的亲密程度根本不是美国外交使团能想像的。我出去到山里边，和这些人一起喝白酒。我们知道该做什么。（暗示国务院一窍不通。）
在一次非正式会见中，美国商会一位著名人士指出了问题所在：招惹中国人，肯定激起自卑心理。既然如此，尽量避免敏感话题又有什么不对呢？话说得婉转一点，避免站在使馆一边鹦鹉学舌一点也不费事。
艾兹拉‧乌戈尔（Ezra F.Vogel），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前柯林顿政府时期高级情报官员，极力主张扩大美中贸易，与美国在北京的商界人士联系密切。在轰炸使馆事件一个月之后，他在香港科技大学发表演讲，指出美国方面有意掩盖这一事件。乌戈尔强调“受精确打击的部位正好是使馆保卫的要害部位”。他接着说，像许多使馆一样，中国大使馆也有许多电子设备，”暗示它成为打击目标主要是因为它的电子信号所致而不是误炸。
乌戈尔的说法被原封不动地登在亲北京的英文报纸《虎报》（HONGKONG STANDARD）上面。他们所持的说法在中国高干子弟圈里广为流传：所有塞尔维亚军事通讯和电视信号经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发出。这是米洛舍维奇指挥战争的神经中枢。美军探测到这些信号，追踪到中国大使馆，然后试图得到柯林顿总统的首肯以便摧毁它。与当年古巴导弹危机的情况十分相近，柯林顿拨通江泽民的电话，秘密通话，留下一个措辞强硬的最后通牒：把通讯设施立即从大使馆搬走，否则由我们动手。但是与赫鲁雪夫相反，江没有动摇，这大概是猜测美国不会冒失去在华巨大投资的风险而贸然动武。就这样贝尔格莱德成为这场超级大国京剧中的独幕一章。（注：轰炸确认了美国的霸主地位，确认了中国一直是个受害者角色，并确认了中国构想的“中央王国”是个以五千年历史主导世界的中国。所以随着美国的解释姗姗来迟，并逐渐出现在中国媒体上的时候，中国使馆不在中央情报局的目标上以及不在中央情报局资料库的说法，已不具任何意义，而变成一种对中国人的羞辱。）
乌戈尔后来对自己的看法这样解释，他只是“就地图的说法提出一些严肃的问题”，他的观点立刻成了他的同伴求之不得的礼物，并从此在中国官方控制的媒体上连篇累牍地被引用。
大多数美国商会成员私底下对此不屑一顾，质问：美国袭击中国使馆究竟能给美国带来什么好处？不过还是有几个人会降低声音，用眼角的余光瞧你，向你暗示这绝不是一个意外事故。据他们讲，这个结论是情报官员向他们的朋友透露的。这一类人多数在中国有广泛的人脉关系，远超过他们在美国的关系网。他们向他们的中国合伙人讲这样的看法似乎顺理成章。即使一些国会议员以及他们的助手公费来华逗留时，也会主动暗示中国人的说法正确（他们绝不会公开站出来讲这番话）。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迎合主人的面子需要，从而提高自己讨价还价的本钱。
每年美国在华商会都会挑选一些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公司驻京代表，组团前往华盛顿国会山庄游说。五月九日引发危机时，恰巧赶上这次游说活动。
以往这类游说就是见见议员、呼吁放宽对中国市场的限制以及在政治上对中国经商的束缚。当使馆被炸和中国反应强烈的消息传来时，游说团立即意识到国会山对中国各方面的兴趣迅速上扬，对来自第一线的评估特别感兴趣。商会代表这次会见重要参议员和国会议员特别痛快，即使需要延长会见时间也轻而易举。他们趁机重谈商业前景、勾划中国市场惊人的进展、强调双边经贸关系的重要。
但是，美国商会代表也发现他们处在一种奇怪的身份危机中。他们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在双方关系恶化时成为祭坛上的羔羊，是为了强调美国在华投资与政治无关，且极具积极的意义。然而，当国会议员对他们刨根问底，期望对中国下至街道、上至领导人的动机有所了解时，他们发现他们会身不由己地就外国人如何欺负中国人，给他们上一堂历史课。在他们介绍为什么中国对一些问题极为敏感时，这些代表们会不约而同地发现他们说话的方式，好像同当地人如出一辄，几乎成了中国领导人的传声筒。美国商会的负责人不得不重新调整，做出新规定：不允许任何商会代表单独会见国会议员，除非三人一组，统一口径，以避免各说各话，引发混乱。
传递讯息的第一要素是不要低估中国的反应，但在解释时，不必循规蹈矩，把它当做是中国大众的一场马戏演出。中国领导人有他们自己的统计调查（就像您也有您自己的统计调查一样，议员先生）。不要把北京街头展现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当成普遍的现象或未来中国的发展趋势。就把轰炸使馆引发的反应当成是雷达萤光屏的一景好了，只是一时的挫折，不是中国真正特点的表露。（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发生后，为中共游说的人也采用了相同的办法，只不过更为隐晦罢了。）
讯息的第二个要素是美中关系的未来远比这一进程中出现的任何挫折都重要（鉴于这个原因，华盛顿制定政策决定的人士最好不要过于夸大其词）。美中贸易协会主席罗伯特‧柯白（Robert Kapp）形容双方围绕这一政治议题的讨论令人“震耳欲聋，竞相利用媒体做政治攻击，两国有时……甚至到了带有露骨的种族歧视般的含沙射影。”柯白提倡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他用的“种族”一词对中国没什么震撼力，但在美国却影响巨大，足以禁止这类的政治讨论。
第三个要素是针对中国听众的：只要有媒体在场，尽可能地表示悲哀。幸运的是，中国政府的喉舌、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摄制小组恰巧也在华盛顿。至今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商会代表们同意出席在中国大使馆举办的一个早餐会。当他们出现在大使馆门前时，中央电视台的摄影机早已恭候多时。进餐前，不知谁领的头，也不知出于什么缘由，这些美国商界代表居然一起祈祷或短暂默哀。
在这之前，中央电视台在美国拍到的只是柯林顿总统表示遗憾的几个没有任何份量的辞汇，以及国务卿、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北约负责人较为正式的致歉，都表示了深切悲哀，但又都刻意以息事宁人的口吻表示这一事件仅是个技术错误。这类内容对中国政府处理国内发生暴乱的中期有用，以便显示中国的国际大国身份和合法性。这种被理解为缺乏诚意的致歉可以有效地把中国人的愤怒维持在沸腾状态，由此为中国政府提供谈判的筹码，以及把这种情绪充分利用的机会直至经过六四镇压周年为止。但这一事件最终会淡化下来；北约司令部毕竟没有人被拉出来枪毙。如何控制住中国民众的情绪，同时又能加强领导层的地位呢？这就必须要有一个像样的道歉。
现在中央电视台终于有了中共领导层求之不得的机会：洋人叩头！中央电视台可以把早餐会上拍摄的情节配上中国播音员沉重悲伤的语音，来表现美国商界悲痛的道歉。美国工商界巨头鞠躬，不是向上帝，而是向中共！对中央电视台而言，这是多么珍贵的镜头，对在华的美国商界是多大的推动，真是双赢！
吉姆‧斯特拉特福（Tim Stratford）那时是在华商会会长（福特驻华高级代表）。他向我抱怨了中央电视台这种不负责任地利用早餐会镜头的手法，说中国大使馆曾向他许诺，早餐会绝不会用于政治宣传，还说他们欺骗了美国在华商会，使人们相信商会出席早餐会就是为了拉关系赚钱。依我之见，斯特拉福德的正直引人争议，但也绝不是个傻瓜。他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但是，尽管存在他回忆的上述情况，我还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鞠躬呢？（在无神论的北京，我自始至终就不记得有谁在出席早餐、午餐、晚餐或舞会等与经商有关的活动时会先祷告或者鞠躬什么的。）即便这次早餐会创下先例，为什么非要当着中央电视台的面鞠躬呢？
使馆轰炸后不久，《人民日报》号召全中国加快解放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以便“保卫国家主权和尊严”。军队将领则公开声称要恢复空间核子试验，以显示他们要与美国领导的北约盟国抗衡的决心。在这类的咆哮下，地质移动发生了。在邓小平时期，军方的目标和设想以服从国家经济建设为前提，待到国家经济达到成熟阶段再做考量。江走的也是这个路子。使馆轰炸事件像个催化剂，促使经济显得外表成熟（真实情况绝非如此），加强了“强硬”派势力（主要证据是随后每年官方国防预算呈两位数增长）。改革派对此持不同看法，认为任何强硬派的方案有赖于持续的外国投资。
使馆轰炸事件后，美国公司采取的做法向中国政府发出了一个信号，即他们愿意合作。现在的美国商业利益不仅与美中两国的睦邻关系牢牢地拴在一起，更与扶助中国领导人建立他们所希望的力量均衡紧密相连。
如果这听起来有些自相矛盾，别介意，我们在北京所做的一切都是自相矛盾的。
(待续)
转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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