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新中国》第五章 成功的梦幻 (31)

伊森‧葛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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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美国侨民在某个时候都会到中国的其他地方走走。一九九九年初,我办了一个去香港的短期签证。路过广州的时候,我笨拙的中国生存技巧使自己搭错公车,并一直坐到终点,到了一个火车站。站前的大广场上挤满了成千上百的人,顶着烈日坐在那里。他们头发乱糟糟的,好像已经数月没有洗过头;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专门运送国内旅客的火车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一个警察拉扯著蹲在地上的女商贩的辫子,她摔倒在地上,头重重地磕在水泥人行道上,椒盐鸡腿从她的塑胶袋中滚落出来。几个人擡起头来无动于衷地看着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蹲伏蜷缩在原地,一动不动。

  我凝视着这一切,但是没有把相机拿出来。为了在北京的家小,我不停地在叮嘱自己,我拿的是往返签证,这不是用来收集流浪民工和违反人权的证据的。我穿过人群,拦下一辆计程车,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广州。

  这件事情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在一九九九年末,我知道,我再也不会看到那样的情景,至少在北京绝对不会。中国大地被蒙上了一层薄纱,普通中国市民往返于像广州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之间的火车票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北京定期对公路进行地毯式检查,阻止大批想要进入北京的求职民工(美国游客不会被注意,因为警察很少拦截载有外国人的车辆)。

  失业统计资料越来越令人怀疑。我的中国同事和家里的女佣人表面上很平静,但多次要求我把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当我问他们为什么时,他们告诉我,他们正在准备对付货币贬值、由于政府发行过量货币而引起的通货膨胀、银行挤兑等等。出于上述恐惧,他们不敢消费,政府所提倡的国庆日七天大周末并没有收到预期的刺激消费的作用。

  这是小的迹象吗?当然是的,但实际情况也已现出雏形。国家统计局(NBS,前国家资料局)发布了关于所有外资市场调查公司必须进行注册登记和申请许可证的规定。注册登记之后,任何问卷普查,即便是关于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这样无伤大雅的题目,都必须先经过国家统计局的认可。任何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问题,都会被删除;公司若不肯合作的话,将被吊销营业许可。这个规定既暧昧但又严厉,请一个中国人回答有关职业(或失业)状况,现在有可能属于非法普查了。询问消费者的信心更是大忌。

(注:国家统计局让类似盖洛普(中国)等具备精确计算能力进行大型民意普查(比如消费者信心普查)的公司陷入严重的麻烦之中。非常有趣的是,在规定正式生效的前几天,盖洛普公司做了一次全国性的突击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消费者的信心指数,由短短的几个月前的低下,突然大幅度上升。但是,在新闻或商业活动中却很难看到任何可以为此做出解释的迹象。是否盖洛普改变了普查方法?还是问卷问题有所不同?没有任何人做出解释。这让我怀疑盖洛普的结论完全是炒作的结果,目的是投其所好,得到国家统计局的宽容。但还是失败了。随后不久,国家统计局开始实施这项新规定;盖洛普公司现在宣布与国家统计局取得了共识,但毫无疑问,国家统计局推出这种规定的目的是为了约束市场调查公司,使其符合政府要求,对普查和普查结果做自我审查。)

  一些中国朋友向我透露,国家统计局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一个与台湾有关的市场普查专案被怀疑在搜集情报。我们公司的几个分析员认为,这跟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有关。我曾经与从事普查领域的总裁交谈,他们认为原因很简单:中国领导人想避免民众态度的分化,同时牢牢掌控作为中国经济状况参考因素的各项指标。

  在九十年代初期,需要隐瞒的事情并不是很多;随着邓小平宣布市场开放,中国对外公布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状况是惊人的:一九九二年是百分之十四,一九九五年逐渐降到了10.5%,当时的通货膨胀率维持在百分之十。国外投资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但是,中国跳跃式的增长与积重难返的国营企业问题,以及亚洲经济危机是相互矛盾的。中国的GDP变成了意料中的抛物线:一九九七年是百分之八点八,比前一年的百分之九点六有所下滑。当亚洲出口贸易彻底崩溃后,中国领导人面临着经济疲软的危险。他们相信,他们的存活依赖社会的稳定(必须防范工人组织起来,形成反对派),这就必须要把城市失业率控制在两位数以下,因此,他们认为这一切有赖于中国的GDP不能低于百分之七的年增长率。

  一九九八年,朱镕基曾强调中国企业的经济增长率要高过百分之七,国家统计局立即做出反应,尽管那一年还没有结束,仍然宣布当年中国的GDP增长率是百分之七点八。玩笑越开越大,除了云南,中国的各个省份都争相宣布当年的增长率超过了百分之七点八。令各个省份感到尴尬的是,国家统计局决定在统计全国GDP时不再以各省提供的资料作为参考,而建立一套独立的统计系统(但这套系统的实际运作情况从来没有对外公布过)。

  一九九八年后,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中国的GDP增长平稳:一九九九年是百分之七点一,二○○○年是百分之八,二千零一年是百分之七点三,二千零二年是百分之八。这些资料太完美了,与朱镕基每次的预言都不谋而合,但它们注定要受到挑战。来自彼兹堡(Pittsburg)大学的托马斯‧洛斯基(Thomas Rawski)和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列斯特‧素罗(Lester Thurow)等几名经济学家指出,只要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指数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就会发现奇怪的现象。官方公布的GDP保持平稳,没有明显的下滑;但是,尽管官方目前并没有推行大规模节能措施,工厂赖以生存的能源消耗量却在不可思议的连续下降。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的GDP在一九九八年到二○○一年增长的总和超过了百分之三十四,而能源的消耗量却在同一时期下降了百分之五。亚洲四小龙在经济飞跃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能源消耗的增加,而主要靠煤炭作为能源,又没有采取大规模节能措施的中国,又如何能开创这样的奇迹呢?

(待续)

转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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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中国当局而言,仿造美国公司的产品并贴上中国自己的品牌销售并不算违法。(注: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可怕的故事--尽管可能有些夸张:一个外国商人开办了一家合资公司,并在中国农村建了一个现代化的工厂。这名外国商人定期对他的工厂进行巡视,但有一天他因为走错路而迷失了方向。在翻过一座小山后,他看见了自己的工厂,但却是在错误的位置。很显然,他的中国合伙人已经仿造了整个工厂,并把产品打上中国标签后低价出售。)恰好相反,类似的行为得到了默许。像思科(Cisco)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倘若他们在中国的对手华为公司(政府是其后台)要对思科的路径器进行仿造的话,思科基本上是毫无办法的(在华为案件中,他们甚至还仿造了思科的序列号,从而导致了思科采取法律行动)。
  •   我没有任何商业背景,更没有经商渴望。我怀疑公关公司之所以雇我是因为他们把我对政治的一点儿敏锐度、加上善于交际,以及社交上作风老派,混同于具备为公司赚钱的能力。但这些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公司会把我留下来,因为我严格说起来是个金融领域的废物。
  • 再往下,贝彼得还写到:
    中国长期以来非常羡慕新加坡的动态市场经济和由民主政治掩盖起来的一党统治模式。当这个模式的缔造者,著名的李光耀总理,最近宣布要进一步民主化并尽快结束人民行动党的独裁统治时,这对仰慕新加坡模式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 为什么我们要在中国领导人中区别好人和坏人呢?我的一位朋友,美国商会董事会的成员,头脑相当灵活,告诉我这很重要,因为事实上中国暗地里在与美国以及其他现代化的民主模式融合。为什么这样说呢?他最近与夏皮罗在龙安志的红都俱乐部一起吃饭。夏皮罗,一位坚定的毛派分子,自一九六三年起就加入了中国籍,他现在是全国政协负责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员。夏皮罗告诉我的朋友,在美国有共和党和民主党,因此,人们认为这样是民主的;在中国也有各种党派,但它们不能够称之为政党。在这里也有改革派和保守派,夏皮罗能够分辨出与他打交道的官员是属于保守派还是改革派。因此,他们有没有驴子和大象的标志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也照样存在竞争。
  • 搬进来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在露天走廊上聚餐。工业烟雾在白天已从城市的南边散去,北京真实的地理特征开始显露出来:由于缺乏树木和植被,这个沙漠化的城市昼夜温差比较大。当太阳消失在鼓楼后的天际时,中午的炎热已经从屋顶的瓦片散发掉,开始吹来习习的凉风。一只蝙蝠(在中国被认为是吉祥物,与“福”字谐音)在走廊上飞来飞去;一群流浪猫受到炉台飘出的菜香和一只发情母猫的吸引,聚集在屋顶上;牛排在烤架上“嘶嘶”作响,妻子摆弄著鸡尾酒搅拌器,四周飘散著高级雪茄的香味,屋里传来阵阵约翰.麦克考马克的爱尔兰思乡民谣。
  • 没有去做的个人原因可能因为他们是身在中国的记者,但还是可以做出下列归纳。在中国做新闻报导也许没有像在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那样困难,但是CNN的报导还是经常遭到封杀,记者被拒发入境签证,想要进军中国的大传媒机构要非常注意自己的立场(比如,白克尔和林和立同为中国方面的专栏作家,但当《南华早报》决定开创中国市场后,他们都被解聘了)。因此,新闻机构在北京不得不规范他们记者的“操行”。他们用正面消息(《纽约时报》对中国首次地方选美大赛的报导)来冲淡负面新闻(《纽约时报》揭露爱滋病在中国一个内陆省份蔓延的情况)。他们把那些看起来好像是要把西方的人权和民主观念灌输给中国的语句删掉(这些语句不“客观”)。
  • 外国侨民住在什么地方跟他们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从北京东北面的首都机场开始,一直到五环路外,当你仔细观察,在高速公路的两旁你能看到一派乡村的景色:被树林分割开的田野,贫穷的农村和少得可怜的耕地,破旧的厂房,然后你的视线被高墙隔断,里面是不断在增加的大量外国侨民的住宅。美国的商务代表就住在这样的地方。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利用美国企业的基础来发展个人事业,虽然他们被视为外国侨民中的佼佼者,但许多人还是选择住在这种便于搭机旅行的房子。这些房子集中在首都机场高速公路两旁的空地上,远离喧嚣的北京市中心,龙苑别墅便是其一:
  • 《龙安志的中南海》一书以中国的权力中心命名,听起来分外庄严,但部分章节使其看起来在刻意吹捧中国领导人。
  • 第一种,夏皮罗和李敦白式。即紧紧跟着党走,永远为党的目标奋斗。但这不仅仅是动动嘴皮子,经过了五十年的历练,中国领导人虽然在处理公共关系方面还是生手,但却能熟练地判断出一个西方人所说的话的可信度是多少。
  •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与世隔绝和党内斗争,顾不了广泛利用外国人为中共利益服务的这一策略,直到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将夏皮罗等人从“国际友人”贬为“极左人士”(指没有紧密跟随党的新路线的人)。现在,中国之友的定义取决于能否带来金钱(或者至少能否带来技术、政治上的信誉);因此,能够得到回报的标准从以前的意识形态方面对中共的忠诚,转变为能否积极拉拢到具有商业、政府或军队背景的外国人。政策也有了新的变化,随着对外国人旅行诸多限制的取消,大批的美国人开始涌入中国,去重新探索这个古老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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