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新中国》第五章 成功的梦幻 (32)

伊森‧葛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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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一些经济指数看起来也很奇怪。就业率保持平稳,在占中国百分之八十人口的农村地区,没有任何经济增长的迹象,而在作为南中国经济和金融支撑点的香港,则出现了负增长。消费指数与事实也不相吻合,当中国的GDP增长在一九九八年仍然被预测为百分之七点八时,空中旅行指数却仅上升了百分之二点二,而飞机票的价格持续下跌。通货膨胀指标却有所改善,从百分之十降到了零。出口指标波动很大,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却在某种程度上连续四年保持不变。

  托马斯‧洛斯基等经济学者注意到了这些资料,尤其是能源消耗指标,他们推算出中国的经济在九十年代后期陷入低谷并出现负增长,二○○一年的GDP增长率大概是百分之三左右。朱镕基对此的评论是,托马斯‧洛斯基从来没有来过中国。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的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不厌其烦地声称:

  “中国是我访问过的唯一一个你能够不断看见新增长的国度。”《中国经济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一家有权威的商业杂志,采取了折中的方法,称国家统计局关于一九九八年的资料是炮制的;那一年的经济明显出现倒退,但是,目前的GDP指数是精确的(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上下浮动一个百分点。香港科技大学的一名教授则指出,托马斯‧洛斯基“得出的结论太过于依赖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其他资料”,也就是说,托马斯‧洛斯基是在四面挂满镜子的大厅里操作。

  没错,是这样的,我们也不例外。正当外资盲目飞往中国时,其实正是中国需要把投资用在发展科学上面。但就个人而言,我也不相信托马斯‧洛斯基关于百分之三增长率的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意识到有两个中国,任何想要把它们各自的GDP发展资料调和到一个数据的尝试都只是猜想。在新中国即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包括我和大多数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发展的确很快,尤其是在靠消费和借贷(约占GDP总值的百分之十六)来片面刺激增长的条件下,近乎于百分之七的GDP增长率看起来说得过去。(如果你把许多分析家认为的国有银行的呆账计算在内,比例可上升到百分之七十或以上)。

  托马斯‧洛斯基所指出的诸多反常现象,让我强烈怀疑我在广州所看见的另一个中国正在衰退中。那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外国人会选择在其中生活的中国。从能源消耗指数可以看出,这个代表广大国有企业走向的数位证明,中国广大的国有工厂正在崩溃。虽然我还没有精力把两个中国的数据合二而一,但有的市场调查公司已经开始探讨这另一个中国,考量它在普查中的份量,这是中国领导人所不允许发生的事情。中国领导人不希望外国人左右国际间对中国的看法,只希望他们一厢情愿地投资经商,相信中国政府有足够的资金可以把潜在的银行危机应付过去,并相信新中国会把另一个中国阻挡在北京之外。

  难道这都是一场幻觉吗?鉴于以上所言,我觉得这对在华的绝大部分美国公司来说,中国这个市场是个无底洞:一个由口是心非的中国合伙人、死板而粗暴的官僚制度、根深柢固的盗版产业(根据有关资料显示,盗版产业占中国经济产出的三分之一)和在政治意愿驱使下,连GDP增长这样的数据都不能使人信服的无底洞。面对这些问题,为什么还要继续卷入中国市场?如果我们不能获得大额利润,到底是什么支撑美国在北京的新兵训练营并使其相信中国有着光明的经济前景?

  在北京担任商业顾问时,这些问题无时无刻地困扰着我。来自自由市场经济社会的我似乎应该早该弄明白这些问题。后来,我终于搞清楚一些客户不合乎常理的举动的原因。

  正如我上面提到的,我们的公关公司业务遍布全球,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在欧洲各国设有办公室,包括俄罗斯,甚至是在印度尼西亚和非洲。公司的口号是“大胆假设”。我的客户有国际性的问题吗?那么就让具有跨国能力的我们来帮忙解决吧!听起来很好,让人觉得有利可图;但事实上,许多在中国发生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境内解决。

  但是,我还是发现了一个问题,可以运用我们在中国和美国的能力来解决:几年来,随着对耐克公司在印度尼西亚血汗工厂调查的不断深入,我看到泛太平洋的企业责任由众所周知的衰败,逐渐演变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的成员是美国工会、反全球化左翼人士、社会上关注流动资产的自由派人士和美国大学生,前者渴望对罪恶企业机制采取政治行动。他们抗争的焦点是改变美国大企业在拉丁美洲、南亚,特别是在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所雇用的工人的悲惨境地。类似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并组成了广阔的联盟,包括反血汗工厂学生联盟(United Students against Sweatshops)、全国劳工委员会(National Labor Committee)、美国绿色企业合作组织(Co-op America)、血汗工厂监察(Sweatshops Watch)、美丽坚同盟(UNITE USA)等。上述组织通过国会听证会、日常传真和持有相同立场的记者对企业对待雇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劳工组织的活动人士打扮成投资者对中国黑暗的魔鬼工厂进行暗访,拍摄了四周围有铁丝网和岗亭的院子,真实地记录了有多少年轻的女工被赶进拥挤的狭窄的房间里(类似的房间数不胜数)、有多少休假和病假(几乎没有)、是否允许有工会活动(当然没有)、以及工人的收入(一小时二十五或三十五角)等等。

(待续)

转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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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个美国侨民在某个时候都会到中国的其他地方走走。一九九九年初,我办了一个去香港的短期签证。路过广州的时候,我笨拙的中国生存技巧使自己搭错公车,并一直坐到终点,到了一个火车站。站前的大广场上挤满了成千上百的人,顶着烈日坐在那里。他们头发乱糟糟的,好像已经数月没有洗过头;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专门运送国内旅客的火车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一个警察拉扯著蹲在地上的女商贩的辫子,她摔倒在地上,头重重地磕在水泥人行道上,椒盐鸡腿从她的塑胶袋中滚落出来。几个人擡起头来无动于衷地看着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蹲伏蜷缩在原地,一动不动。
  • 对中国当局而言,仿造美国公司的产品并贴上中国自己的品牌销售并不算违法。(注: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可怕的故事--尽管可能有些夸张:一个外国商人开办了一家合资公司,并在中国农村建了一个现代化的工厂。这名外国商人定期对他的工厂进行巡视,但有一天他因为走错路而迷失了方向。在翻过一座小山后,他看见了自己的工厂,但却是在错误的位置。很显然,他的中国合伙人已经仿造了整个工厂,并把产品打上中国标签后低价出售。)恰好相反,类似的行为得到了默许。像思科(Cisco)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倘若他们在中国的对手华为公司(政府是其后台)要对思科的路径器进行仿造的话,思科基本上是毫无办法的(在华为案件中,他们甚至还仿造了思科的序列号,从而导致了思科采取法律行动)。
  •   我没有任何商业背景,更没有经商渴望。我怀疑公关公司之所以雇我是因为他们把我对政治的一点儿敏锐度、加上善于交际,以及社交上作风老派,混同于具备为公司赚钱的能力。但这些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公司会把我留下来,因为我严格说起来是个金融领域的废物。
  • 再往下,贝彼得还写到:
    中国长期以来非常羡慕新加坡的动态市场经济和由民主政治掩盖起来的一党统治模式。当这个模式的缔造者,著名的李光耀总理,最近宣布要进一步民主化并尽快结束人民行动党的独裁统治时,这对仰慕新加坡模式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 为什么我们要在中国领导人中区别好人和坏人呢?我的一位朋友,美国商会董事会的成员,头脑相当灵活,告诉我这很重要,因为事实上中国暗地里在与美国以及其他现代化的民主模式融合。为什么这样说呢?他最近与夏皮罗在龙安志的红都俱乐部一起吃饭。夏皮罗,一位坚定的毛派分子,自一九六三年起就加入了中国籍,他现在是全国政协负责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员。夏皮罗告诉我的朋友,在美国有共和党和民主党,因此,人们认为这样是民主的;在中国也有各种党派,但它们不能够称之为政党。在这里也有改革派和保守派,夏皮罗能够分辨出与他打交道的官员是属于保守派还是改革派。因此,他们有没有驴子和大象的标志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也照样存在竞争。
  • 搬进来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在露天走廊上聚餐。工业烟雾在白天已从城市的南边散去,北京真实的地理特征开始显露出来:由于缺乏树木和植被,这个沙漠化的城市昼夜温差比较大。当太阳消失在鼓楼后的天际时,中午的炎热已经从屋顶的瓦片散发掉,开始吹来习习的凉风。一只蝙蝠(在中国被认为是吉祥物,与“福”字谐音)在走廊上飞来飞去;一群流浪猫受到炉台飘出的菜香和一只发情母猫的吸引,聚集在屋顶上;牛排在烤架上“嘶嘶”作响,妻子摆弄著鸡尾酒搅拌器,四周飘散著高级雪茄的香味,屋里传来阵阵约翰.麦克考马克的爱尔兰思乡民谣。
  • 没有去做的个人原因可能因为他们是身在中国的记者,但还是可以做出下列归纳。在中国做新闻报导也许没有像在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那样困难,但是CNN的报导还是经常遭到封杀,记者被拒发入境签证,想要进军中国的大传媒机构要非常注意自己的立场(比如,白克尔和林和立同为中国方面的专栏作家,但当《南华早报》决定开创中国市场后,他们都被解聘了)。因此,新闻机构在北京不得不规范他们记者的“操行”。他们用正面消息(《纽约时报》对中国首次地方选美大赛的报导)来冲淡负面新闻(《纽约时报》揭露爱滋病在中国一个内陆省份蔓延的情况)。他们把那些看起来好像是要把西方的人权和民主观念灌输给中国的语句删掉(这些语句不“客观”)。
  • 外国侨民住在什么地方跟他们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从北京东北面的首都机场开始,一直到五环路外,当你仔细观察,在高速公路的两旁你能看到一派乡村的景色:被树林分割开的田野,贫穷的农村和少得可怜的耕地,破旧的厂房,然后你的视线被高墙隔断,里面是不断在增加的大量外国侨民的住宅。美国的商务代表就住在这样的地方。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利用美国企业的基础来发展个人事业,虽然他们被视为外国侨民中的佼佼者,但许多人还是选择住在这种便于搭机旅行的房子。这些房子集中在首都机场高速公路两旁的空地上,远离喧嚣的北京市中心,龙苑别墅便是其一:
  • 《龙安志的中南海》一书以中国的权力中心命名,听起来分外庄严,但部分章节使其看起来在刻意吹捧中国领导人。
  • 第一种,夏皮罗和李敦白式。即紧紧跟着党走,永远为党的目标奋斗。但这不仅仅是动动嘴皮子,经过了五十年的历练,中国领导人虽然在处理公共关系方面还是生手,但却能熟练地判断出一个西方人所说的话的可信度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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