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新中国》第六章 谁扼杀了中国大陆的互联网?(35)

伊森‧葛特曼

《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中译本,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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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国大陆互联网之父可不是件容易事。孩子们跑来跑去,船桨拍打着湖面,空气中弥漫着烤羊肉的味道;而麦克.罗宾逊这位年轻的美国电脑工程师,僵硬地坐在什刹海前的岸边,面对空无一人的咖啡馆,低声说着中国大陆互联网受到管制的事:“哪个更好呢?极权监控式的互联网?还是根本就没有互联网?”

  一九九六年麦克被中共当局和冠博通讯(Global One,由美国速跑公司Sprint、法国电讯France Tele-com和德国电讯Deutsche Telekorn合资组成)聘为总工程师,负责在中国大陆为大众浏览国际互联网建立第一个与之联结的网路系统。

  有一天他心情非常难受,因为与他一起工作的中国大陆工程师突然召开一个特别会议,想知道是否有可能对中文互联网上的电子邮件和网址做关键字搜索。麦克回答这很难说,因为在网路上旅行的所有资讯都被分割成包裹;试图窥探这些资讯包裹很难,加密的包裹尤其困难,你需要在传送过程中拦截到这些包裹,然后查核其中的资讯。他们接着说,你可以做到吗?第三次开会时,麦克发现就连他的这些电脑怪才同伴也打算放弃这种念头了。但高层的某人坚持着,在进一步兴建互联网之前,他们需要监视中国大陆用户到底用互联网做什么。对工程师来说,这只是为了保护自己而走走形式而已。只要这个外国人保证将来中共能够建造互联网防火墙来排斥外部世界并监视自己的国民,工程师们就能与他继续工作。“是的,可以做到。”麦克这样告诉他们,于是他们回去工作了。

  美国人乐于作梦,前往中国大陆的每一代人都与梦想同行。一九七九年以来最大的梦想就是中共垮台,中国大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市场。美国商人与熟悉中国的人们长久以来反复这样预言,认为此景已经出现或即将来临。然而,麦克并不那么天真,他认为所谓“民主即将到来”的这种花言巧语是为一己之私服务的。身处其境,他可以感受到中共当局建造互联网的真正意图。

  麦克的朋友彼得.劳洛克(Peter Lovelock)说:“这些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既要控制通讯手段,又要利用这些手段,使其充斥了中共的声音。如果他们能隔断外部世界、隔断中国大陆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谁还会跟着别人乱跑呢?”彼得在北京主持资讯咨询公司MFC(Made For China)的调研部门。
  
但对麦克而言,对互联网特有结构设计的执著,超越了成为中共当局共犯的顾虑。互联网最初是由兰德(RAND)公司的研究人员所发明的系统,旨在美国遭受苏联核攻击后,能够透过受损的网路传递美方的指挥命令讯息。这种系统显然可以有效且安全的在成千上万的中国大陆网民的杂讯中传递讯息。任何抵抗都是徒劳无功的,甚至在中国的外星人也无法抗拒。言论自由这只精灵一跳出瓶子,那些关于中国大陆民主时代来临的预测,早晚会成为事实。
  
但是那种前景现在出了问题,不是因为网路结构设计有纰漏,而是因为美国公司的价值观在几个个案上出了问题。让我们接着麦克的话题,在北海坊膳享受三十道菜肴的宴席期间,听听一位温姓中国高级工程师一边喝着鱼翅汤,一边讲给我的故事。

  随着中国大陆互联网的扩展,美国思科(Cisco Systems)公司引起中共的注意。该公司在建造防火墙阻拦病毒和骇客方面享有盛名。然而中共当局要思科解决的问题有点特别:如何防止国内十亿人从现在开始无法接触政治敏感的网站。

  它是这么做的:如果一名中国大陆网民设法浏览国外一个有政治内容的网站,譬如《大参考》网站(由中国异议人士在美国创建),或是其他宣扬民主、独立或人权的中文网站,其网址将被一个过滤程式认出,而被剔除。浏览请求将被扔进电子垃圾箱,同时用户会收到一条平淡的讯息:“操作逾时。”

  真了不起!但中共当局在实现这个操控机制上有一个问题。由于中国大陆借着互联网可获利丰厚,八家主要网路服务提供商(ISP)迅速涌入,并且有四条通道与外部世界相连。另外,中国大陆一些小公司也到处接触与美国直接联网的大公司,伺机购买后者剩余的网路容量。那时西方投资犹如淘金般的狂热,正是中共当局摩擦互联网神灯,乞求精灵带给他们实现成功的愿望。值此之际,中共当局的监控似乎有些失调,几个部门为了争夺管辖权引发分裂,造成中国现代史上“战国七雄”的局面。

  中共当局逐渐认识到,一旦放出互联网精灵,将造成巨大“损害”。在华外国侨民经常提起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解放军将军周末上网漫游,发现不仅可以浏览异端西方新闻,还可以看到《花花公子》杂志的裸体插图;于是他呈报中央领导,汇报这个新技术带来的一些问题。中国当局寝食难安,他们需要西方投资,以避免城市失业状况失控;也需要继续维持国有垄断(这样可以从他们手中控制的,如中国电信这样的实体中,继续获取回扣)。政治生存的需求迫使他们使用尚未拥有的技术来控制这一新兴且强而有力的媒体管道。

  为强迫众人与政府目标保持一致,中共当局决定对互联网实行标准化,并在全国各地配置防火墙。公安系统一直以人工方式,利用关键字检索,搜索网路上的“违法网站”(譬如浏览西藏独立网站),并将封锁的网站名单通知给网路服务提供商。

  问题是,互联网的使用量成指数增长,到一九九八年为止,在线账号已超过二百万户,相对于四、五百万名使用者,上网人数每六个月增长一倍。由于网路交通量急速上升,公安部与网路服务提供商的过滤与内容检索工作几乎忙得焦头烂额。
  
  在中国大陆,“防火墙”与“审查制度”几乎是同义字;整顿互联网不仅需要外来协助,更需要特殊的装备,以便从内部将大陆的网路交通重新导向、拦截。电子邮件是其中防范的要点。

  一九九七年,当中共当局决定建造一条电子长城时,由中共资讯产业部牵头的几个部委至少考虑了三家公司:海湾网路公司(Bay Networks)、昇阳公司(Sun Microsystems)、以及网路霸主──思科公司。隔年,思科击败所有对手,取得中国电信大部分合约,负责打造中华网。

  思科在产业中以客户满意与“一条龙”解决方案著名。北京的工业专家都知道,中共互联网的防火墙出自思科之手。思科是如何获得这独霸一方的地位呢?据中国工程师温先生说,思科专门为中共当局所垄断的电信业开发了一种路由器设备、整合器、和一个“特殊防火墙盒”以满足政府监控的目的,还慷慨折价出售防火墙盒。温说,在西方类似产品五万美元一个,在中国一个盒子只卖二万美元左右,而中国电信买了“数以千计”的盒子。

  一九九七年IBM总裁罗.哲斯特那(Lou Gerstner)与江泽民会面后,IBM协助安排了尖端技术贷款,导致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中国大陆防火墙采用了思科的路由器。麦克.罗宾说:“思科公司狠赚了一笔,他们已经遍布各地了。”在整个中国大陆,只要互联网用户搜索被封锁的网站,他们就会看见“操作逾时”。

  思科不否认在中国大陆的成功,它的代表最初也不否认曾根据中国大陆市场的“特殊需求”对产品可能做过改进。思科公司从来没有在世界其他地方这样做过(稍后思科有位经理对我的朋友证实,这种作法在思科公司内部引起很大争论)。但思科断然宣布,对于中共当局如何使用它的防火墙,不承担任何责任。

  北京思科公司的系统工程经理大卫.周(David Zhou)在北京西郊的公司总部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们对中共当局的规则毫不关心,这与思科无关。”我承认这说法有一定道理,即枪本身不会去杀人,而是使用者的问题。你能期望一家制造防火墙设备的公司做什么呢?难道停止制造防火墙吗?

  他满怀信心地补充,思科的路由器有能力拦截资讯和进行关键字检索,“我们有能力深入查看这些封包。”这表示他们只要愿意就可在中国大陆网路上随意进行关键字检索吗?对,就是这么回事,周表示同意。当我问他思科的工作要向哪家政府部门汇报时,他说,思科接受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和人民解放军的直接监督。

  思科允许解放军查看封包吗?周可能不知道,也可能不愿意说。但二○○一年四月十八日,著名民运人士齐瘦竹用朋友的电脑从一个网站上列印一些促进中国民主的材料,几分钟后就在拥挤的长春火车站被拘捕。由于他随身携带了民运人士冷万宝的文章,警方随后在吉林省也逮捕了冷。这种仅仅因为参与网路活动便遭到逮捕的事件每天都在中国大量发生著。无论是羽翼未丰的民运网路论坛传递电子邮件地址,还是法轮功及基督教地下教会在网上寄发帖子,都难逃这种厄运。这说明思科也许不是唯一一个可以深入查看网路封包的单位。

  其实思科的防火墙也并不是那么有效。每天都有包含被禁内容的新网站涌现。由于互联网服务供应商阵容日益扩大,且希望更多用户上网,令中共当局更新被禁网站黑名单的工作力不从心。因此,中共安全部门发现,对搜索引擎也要采取控制措施,这是找到新网址的渠道。

  商业新闻把中国大陆市场上本地化的入口网站和搜索引擎描绘成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造成美国AOL、Google和Excite之间的竞争,也把搜狐和新浪为夺取市场龙头老大地位的竞争,形容成殊死搏斗。中国雅虎这个来自美国的先驱者,目前排在第五位。二○○一年七月,一位前雅虎驻京高层代表告诉我,雅虎实际上是中国大陆最流行的入口网站,遥遥领先其他入口网站。雅虎公司耍了一个聪明的手段,在每一次大型统计时,他们把雅虎分成好几个地区网站,这样一来雅虎就不会成为排行榜上的第一位;这样做是为了混淆网站的点击率,“被视为太张狂,太具有外来色彩不是好事。”他是在我答应不提及他的名字和身份特征的情况下讲出上述这番话的。

  中国人的惧外心理使很多其他美国公司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但是雅虎公司显得更急于讨好中共当局。所有中国大陆网路聊天室和论坛都有一个“大妈”,是所有审查小组的负责人,她的下属会及时删除网路上任何不合政府口味的言论。但雅虎的处理方法截然不同。如果你在讨论中间打出的文字是:“我们应该在全中国举行多党派选举!”其他人不会对你的话做出任何反应。虽然你可以看到自己发送的话,但仅仅显示在你的萤幕上而已,见证这一言论罪的只有你和雅虎大妈。在对其进行拦截并阻止发送后,雅虎大妈会热心地给你发来一封友好邮件,建议你言辞谨慎。这种审查制度居然还带有新时代维护自尊的特点。

  该雅虎公司前代表还承认,在中国雅虎上搜索“台湾独立”不会有显示结果,因为雅虎对特定的关键字设定了搜索限制,比如“法轮功”和“中国民主”(搜寻著名异议分子网站“大参考”时,你会受到一击,中共当局的一个网站会出现在面前,把前者抹得干干净净。)雅虎公司怎么会采取这样的规定呢?这位前代表解释:“这是一个未雨绸缪的办法,国家新闻出版署负责监督,保证我们必须符合要求。这样做是为了不受到他们的指责。”依这个逻辑,当雅虎拒绝美国之音提出的购买广告空间时,其缘由一定是为了保持网路功能畅通无阻。对如此这般的审查制度,他是这样辩护的:“尊重当地的管理至关重要,我们不创造资讯内容,只是个媒介,一个有选择的媒介而已。”

  但这却是一个重要媒体。中共当局利用它发起针对台湾、西藏和美国的宣传攻势。当然,互联网在中国大陆被承诺是自由的而不是有所选择的。这位前代表面对这种结局露出厌倦的表情:“你要有所调整,对网上言论进行的镇压层出不穷,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很正常的。”

  但是,所谓的“正常”在中国大陆也会因为受到压力而扭曲。早在一九九九年,外国商人就意识到中国大陆对互联网实施了监控。国家安全部门几乎可以获取任何他们想要得到的正常联系邮件,但是他们能查核这些资料,读懂这些邮件吗?我们那时想,或许他们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那时工资支票照样签,商业计划照旧制定分发,投机资本依旧流入北京硅谷寻找极具诱惑力的高科技公司,都信心十足地认为加密动作保证了重要的金融交易安全无恙。

  但是,他们的信心随着警告信号的出现开始削弱:中共当局对微软公司公开丑化,指出微软公司在其产品中留有后门,可以“窥视”中国大陆金融交易的情况(并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分享有关资料),解放军计划在中国大陆推广另一作业系统“红旗”(LINUX),取代微软公司的视窗。这一切都是从那年夏天开始的。

  一九九九年十月,中共国家密码管理委员会抛出一个针对外国公司的新规定:交出内部的原始码、加密钥匙,将所使用的电脑注册,并提供所有使用加密功能(这等于包括了所有常用的商务软体)的员工的护照影印件;笔记型电脑要到政府指定的维修站进行维修(估计要把电脑里面的内容下载,供国家安全机构查看);公司内部的员工调动,从一台电脑换到另一台电脑也要备案;掌上电脑和行动电话在入境时必须如同传染性疾病一样进行申报。

(待续)

转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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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自己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果美国公司想要在今后减少与北京官僚们产生潜在摩擦,从而避免支付有一定风险的“关说”费用,那就要考虑多种绕着走的办法。
  • 共产党把自己改头换面,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的政党,为了避免承认过去三十年的所为都是错误的,他们自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外国侨民,我认为这句话有双重讽刺意味。在商场上,中国特色代表着彻底贪污腐败;我开始注意到美国公司里出现的一些显著的中国特色,在其中的商业专案中,腐败已经趋向内部化。一开始是打擦边球式的:本来只有几杯饮料,但在开销账目上显得多了点,只要你说这是头一轮业务上的应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收据交给财务部门报销。美国人在国内这么做,来到中国后也这么做,当然了,我偶尔也会这样。但这可能发展成系统上的行为。
  • 其他的一些经济指数看起来也很奇怪。就业率保持平稳,在占中国百分之八十人口的农村地区,没有任何经济增长的迹象,而在作为南中国经济和金融支撑点的香港,则出现了负增长。消费指数与事实也不相吻合,当中国的GDP增长在一九九八年仍然被预测为百分之七点八时,空中旅行指数却仅上升了百分之二点二,而飞机票的价格持续下跌。通货膨胀指标却有所改善,从百分之十降到了零。出口指标波动很大,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却在某种程度上连续四年保持不变。
  • 每个美国侨民在某个时候都会到中国的其他地方走走。一九九九年初,我办了一个去香港的短期签证。路过广州的时候,我笨拙的中国生存技巧使自己搭错公车,并一直坐到终点,到了一个火车站。站前的大广场上挤满了成千上百的人,顶着烈日坐在那里。他们头发乱糟糟的,好像已经数月没有洗过头;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专门运送国内旅客的火车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一个警察拉扯著蹲在地上的女商贩的辫子,她摔倒在地上,头重重地磕在水泥人行道上,椒盐鸡腿从她的塑胶袋中滚落出来。几个人擡起头来无动于衷地看着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蹲伏蜷缩在原地,一动不动。
  • 对中国当局而言,仿造美国公司的产品并贴上中国自己的品牌销售并不算违法。(注: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可怕的故事--尽管可能有些夸张:一个外国商人开办了一家合资公司,并在中国农村建了一个现代化的工厂。这名外国商人定期对他的工厂进行巡视,但有一天他因为走错路而迷失了方向。在翻过一座小山后,他看见了自己的工厂,但却是在错误的位置。很显然,他的中国合伙人已经仿造了整个工厂,并把产品打上中国标签后低价出售。)恰好相反,类似的行为得到了默许。像思科(Cisco)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倘若他们在中国的对手华为公司(政府是其后台)要对思科的路径器进行仿造的话,思科基本上是毫无办法的(在华为案件中,他们甚至还仿造了思科的序列号,从而导致了思科采取法律行动)。
  •   我没有任何商业背景,更没有经商渴望。我怀疑公关公司之所以雇我是因为他们把我对政治的一点儿敏锐度、加上善于交际,以及社交上作风老派,混同于具备为公司赚钱的能力。但这些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公司会把我留下来,因为我严格说起来是个金融领域的废物。
  • 再往下,贝彼得还写到:
    中国长期以来非常羡慕新加坡的动态市场经济和由民主政治掩盖起来的一党统治模式。当这个模式的缔造者,著名的李光耀总理,最近宣布要进一步民主化并尽快结束人民行动党的独裁统治时,这对仰慕新加坡模式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 为什么我们要在中国领导人中区别好人和坏人呢?我的一位朋友,美国商会董事会的成员,头脑相当灵活,告诉我这很重要,因为事实上中国暗地里在与美国以及其他现代化的民主模式融合。为什么这样说呢?他最近与夏皮罗在龙安志的红都俱乐部一起吃饭。夏皮罗,一位坚定的毛派分子,自一九六三年起就加入了中国籍,他现在是全国政协负责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员。夏皮罗告诉我的朋友,在美国有共和党和民主党,因此,人们认为这样是民主的;在中国也有各种党派,但它们不能够称之为政党。在这里也有改革派和保守派,夏皮罗能够分辨出与他打交道的官员是属于保守派还是改革派。因此,他们有没有驴子和大象的标志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也照样存在竞争。
  • 搬进来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在露天走廊上聚餐。工业烟雾在白天已从城市的南边散去,北京真实的地理特征开始显露出来:由于缺乏树木和植被,这个沙漠化的城市昼夜温差比较大。当太阳消失在鼓楼后的天际时,中午的炎热已经从屋顶的瓦片散发掉,开始吹来习习的凉风。一只蝙蝠(在中国被认为是吉祥物,与“福”字谐音)在走廊上飞来飞去;一群流浪猫受到炉台飘出的菜香和一只发情母猫的吸引,聚集在屋顶上;牛排在烤架上“嘶嘶”作响,妻子摆弄著鸡尾酒搅拌器,四周飘散著高级雪茄的香味,屋里传来阵阵约翰.麦克考马克的爱尔兰思乡民谣。
  • 没有去做的个人原因可能因为他们是身在中国的记者,但还是可以做出下列归纳。在中国做新闻报导也许没有像在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那样困难,但是CNN的报导还是经常遭到封杀,记者被拒发入境签证,想要进军中国的大传媒机构要非常注意自己的立场(比如,白克尔和林和立同为中国方面的专栏作家,但当《南华早报》决定开创中国市场后,他们都被解聘了)。因此,新闻机构在北京不得不规范他们记者的“操行”。他们用正面消息(《纽约时报》对中国首次地方选美大赛的报导)来冲淡负面新闻(《纽约时报》揭露爱滋病在中国一个内陆省份蔓延的情况)。他们把那些看起来好像是要把西方的人权和民主观念灌输给中国的语句删掉(这些语句不“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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