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新中国》第六章 谁扼杀了中国大陆的互联网?(36)

伊森‧葛特曼

《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中译本,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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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企业原本估计,这个新规定是中共内部权力之争导致的一个副产品,大家都希望国家密码管理委员会很快消失,退回到原来不闻不问的状态。但是在二○○○年一月,委员会向所有在华外国公司发出最后通牒:在三十一日前必须要进行注册,否则将面临财产充公和起诉。

  这次人们恐慌了。有三家机构开始着手应对这起事件,它们是美中贸易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和中国电子商务论坛(E-Commerce China Forum)(一家西方科技公司在北京建立的游说团体)。美中贸易委员会与中国的部委之间有着非常牢靠的关系,因此又开始了常用的软硬兼施的策略。但是,鉴于中共当局显示要一劳永逸地解决密码使用问题的坚定决心,没有人真正知道下一步如何去应对;甚至连美国大使馆也感到相当的茫然。

  在美国商会的每周例会上,使馆商务处承诺会有援兵到来:商务部长威廉.达勒(William Daley)将于一至两个月内到访中国,他会与中国领导人会面,解决所有问题。同时,使馆商务代表希望美国公司能进行一些牵制性的活动,并利用卡拉OK、三温暖等机会,借机向中国大陆的商业伙伴提及密码问题上的新规则,并拜托他们把我们的关注反映到中共领导层。

  出于维护切身利益,我找了一位原先在电视公司结识的美裔华人朋友,他是我原来老板魏女士的丈夫,大概是个不公开的高干子弟。他的办公室挂满了他与朱镕基、李鹏等大人物的合影。这样的办公室在北京很常见,但我知道这位高干子弟货真价实。江泽民对他父亲非常重视,在美国进行访问期间曾到他们位于新泽西州的家里喝茶。依据中国的约定俗成,这个儿子继承了父亲与中央领导层的直线关系,即使不是与江泽民本人也无妨。此外,他执着地推动互联网的发展--相信这种新经济模式会为中国大陆创造出奇迹。

  但是他不属于那类喜欢泡卡拉OK、酒吧或洗三温暖的人。因此,经过一番关于中共互联网最新统计用户数的简短交谈后,我开始切入正题:如果密码管理委员会坚持原先的立场,那么美国商界和大量的西方投资可能会被迫撤出,中国大陆的最惠国待遇将变得非常不确定。中共领导人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呢?他的脸上转变成一种神秘莫测的微笑表情,看得出来非常得意。他说,他将对此事做些了解,然后再与我联系。

  我不是反应过度,中共领导人这回赌得大了点儿,可能失去一切。与各大企业代表参加完在丽晶酒店举行的策略会议后,我邀请微软公司的法律顾问刘凤鸣一起喝咖啡。他现在的处境比较困难:中国微软公司的前任中国籍副总经理写了一本非常畅销的小说,她在书中揭露微软公司参与了美国反华政策以及对中国大陆实施帝国主义图谋的事情,致使微软公司成为中国大陆媒体的众矢之的。所以,我猜测身为美裔华人的刘凤鸣之所以被微软聘为法律顾问,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背景。

  在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北京,这是常用的方法,可以与中国人较为顺利地进行谈判。刘看起来是微软公司的装饰品,但同时也是我在北京所熟悉的商人中最出色的一位。在策略会议会上,他根据现场的气氛,以轻松的、让人容易接受的方式讲述微软公司的立场,使人不至于对微软公司的目标产生误解。

  当我们在咖啡屋里时,我能感觉到表面的平静正掩盖着内心深处异常的愤怒。服务生走开后,这位微软公司法律顾问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交出我们的原始码?我们很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有的规定都是冲着我们公司来的。微软公司绝不会容忍这一切的!”刘凤鸣炯炯有神的目光充满了愤怒,眼球似乎就要冲破金丝眼镜的羁绊。如果密码管理委员会不做出让步,那么微软公司将撤出中国大陆,也不会在中国大陆公布微软视窗2000作业系统;一切都将取消,永远取消。

  透露这种重要资讯非经过深思熟虑不可。微软操控著中国大陆市场,没有了微软的产品,中国大陆的商业将面临沉重打击。同时,这等于投了一张举足轻重的不信任票,其他企业也可能撤出中国大陆。

  几天后,我搭计程车去一位在日本商界中颇有影响的商业代表的办公室。他叫白仁杰(Tibor Baranski),美籍匈牙利人,成功打入了等级分明的日本商界。他的会议室俯瞰著长安大街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街上购物的中国人如苍蝇般四处蜂拥窜动着。被污染了的金色阳光洒进屋内,我们喝了几杯辛烷含量较高的日本茶,抽了一包非仿冒的肯特牌香烟,经过四小时,我们大致达成一个协定:一经日本政府同意,日本商界代表将出席美国商界就密码一事举行的会议(没有本国政府同意,日本公司似乎不会贸然采取任何行动)。

  一周后,那个不公开的高干子弟打电话给我。当我到达他的办公室时,他看了看我,目光阴郁,然后宣称他已经找过一位高层人士,得到了明确回答。他说:“打开视窗吧”,然后平静地点了点头。我想我是不是听错了,或者他的点头意味着事情有了转机?

  “打开视窗?”我愚蠢地重复了一遍。“是的,打开视窗。”他严肃地说。他向我解释:中共领导人相信美国的加密软体,比如视窗等,实际上是安插在中国大陆的某种特工。的确,微软的加密软体可以保护金融交易,但也会锁定所有使用视窗的中国大陆电脑。“当解放军进入台湾海峡(这是中共‘入侵台湾’的委婉说法),中国大陆的电脑都将接收到美国卫星发来的一个讯号。一个视窗会弹出,要求输入一个只有美国人才知道的密码。中国大陆所有的电脑将因此而瘫痪。”

  我寻思这真是典型的想像!如果他们有能力的话,这就是他们想要对我们做的事情。所以他们推论,既然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一定会对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我禁不住争辩说,这好比电影“X档案─征服未来”里的幻想!高干子弟说:“跟以前一样,你还是不了解中国!”他摇摇头,结束了我们之间的交谈。
  
  但几天后,北京的外商们决定不再坐等救兵到来。当中国大陆南方的海关扣押了一家著名日本公司的加密DVD影碟(用来防止仿冒)后,美国、欧洲以及日本商会,会同来自IBM、微软、摩托罗拉、NTT Docomo等公司的代表,在位于华润大厦顶楼的美国商会的会议室会合,我们紧急地草拟了一份联合公报,上面盖有各个商会的印章,并送达相关的中国部委。

  紧张的局势开始扩大,如果中共领导人认为我们的举动是历史上船坚炮利外交的翻版,那将是什么情况呢?这是日本、美国和欧洲洋鬼子联合起来想要遏制中国大陆吗?尽管刘凤鸣坚持继续推动,而且我们也一再重复所说过的话,但是我们已经走得太远,加上同侪压力,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了。唯一能使人感到轻松的是从会议室可以看到北京外国使馆区的全貌。后来,当我们在会议中间抽烟休息时,一位参加者半开玩笑地说,窗户外可能出现解放军的直升机,像电影“教父Ⅲ”剧情中那样对我们扫射。

  几天后,事情进展得出乎人们的意料,国家密码管理委员会进行了相关的澄清(实际上是在相对宽松的资讯产业部指导下进行的),缩小了密码的定义范围:法律仍然有效,但是,软体可以含有密码,只要它不是软体的“核心功能”。外国公司也不需要注册了,行动电话和笔记型电脑可以自由携带。当这些装置出现故障,也可以不在政府指定的服务站维修。视窗2000可以如期推出,外国商人可以回来为建设新中国继续贡献。

  整个事件过程令人非常好奇。当中共当局命令微软公司交出原始码,作为经商的代价,微软公司选择了抗争,非常罕见地在北京带头组成了包括美国、欧洲和日本商会在内的联盟。面对失去先进技术的不利局面,中共当局依然保留了这条规定,但对其进行了重新解释,放弃了原先的所有要求。想像一下吧:由不同国家的各大公司和商会组成的联盟,在没有使馆官员的协助下,居然成功地说服了中共当局。但实际上,此类举动非常罕见。我们可能有这样的能力,但奇怪的是我们都不太愿意用它。

  理论上讲,中国大陆急于介入互联网的企图,将给那些参与投资互联网的公司很多可利用的机会,但实际上这些机会却溜到中共当局手中,这些外国公司反而要低三下四地乞求恩惠。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网景和昇昇阳电脑系统都通过支援中华网通有限公司(新华社分支机购)来帮助中共当局进行宣传的决议。为了不至于被挤出市场,实华开(Spark Ice)公司(一家加拿大互联网公司)高声宣布它的网页只提供中共当局核准的新闻。美国在线一份被私自公开的备忘录印有回答记者询问的指导原则。

  这份备忘录暴露了该公司权衡利弊,考虑如何处理中共公安局要求美国在线提供有关持不同政见者情报时的态度。如果决定正确,将绝对有助于中共当局加速核准美国在线在中国大陆提供互联网服务,并有可能在中国大陆电视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二○○一年十月,美国在线出人意料地与中国大陆教育电视台签订了一项重要合约(他们还为中方在美国在线的有线电视系统中播放中国大陆节目提供方便,从此实现了中共国家电视管理高层长久的梦想)。

  北电网路是加拿大一家很大的公司,野心勃勃地想要进入中国大陆的监控技术市场。早在一九八○年代,美国联邦调查局为了进行“根管行动”(Operation Root Canal),以便截取电话通讯内容,曾寻求潜在的合作伙伴。美国所有的电话公司都毫不迟疑地拒绝了联邦调查局的要求。然而北电网路率先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到了九十年代,他们通过北电网路在广东的合资公司又把联邦调查局的技术转让给了中共国家安全部。

  从二○○一年四月开始,监控技术在中国大陆IT市场的需求不断地增长。与此同时,中共公安部决定实施“金盾工程”;这是一个覆盖全国的数位网路,目的在于加强公安部的控制力和提高获取中国公民的个人纪录。中共当局的目的是把互联网作为一个全面的监控系统来使用,而这些北美的公司则急于销售,结果一拍即合。思科和摩托罗拉以及西门子公司早就表示了兴趣,最后摩托罗拉公司把最先进的加密通讯系统(TETRA)卖给北京警察机关,成了大赢家。但起先最积极地催促中共强化防火墙功能的却是北电网路,它建议中共使用个人追踪筛检程式来检查网页内容,这项技术即使是在宽频高速互联网环境下使用也运转良好。

  北电网路首先在上海推出了“个人化互联网策略”光纤网路服务,提供个人化选择和功能设定。但是,中共当局花一千万美元买下的这项技术却是为了从用户的IP地址找到用户的统计资料,甚至可能包括用户与政治倾向有关的资料。北电网路还推广一套数位监控系统,声称不仅可以对远端摄影机摄取的监控影像进行合成和分析,还可以对面貌、讲话和声音进行识别,相关资讯可以与身份证晶片的内容进行对比。从此再也不会出现警察在火车站检查,要求人们出示身份证明的不愉快场面了,而是通过一种无声的仪器读取身份证里的资料(首批装备已经运抵北京)。

  北电网路还成功地向中国电信推销了包裹交换设备,天安门和市内其他公共场所也已经开始使用北电网路的高点影像监控装置。据中共媒体报导,这种间谍技术使上海市公安局利用摄影机获取的影像对比网上影像和其他资料,成功地在上海火车站抓到了一名嫌犯。由此可见合成面部辨认已经得到实现。

  美国小公司和一些小国降低成本的本事高人一筹。当中共公安部官员和摩托罗拉、飞利浦、杜邦及西门子等IT巨人争先挤入中国网路安全新技术展览时,这些小公司也嗅到了血腥。爱可信(Netfront)公司(美国加利弗尼亚注册的网路安全产品供应商,大部分产品销往中国大陆)和美国电子商务资讯安全中心(RSA Security)(曾率先把加密软体卖给中共,闹得家喻户晓)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共公安部门的商业伙伴。由雷迪雅(Radiate)等“间谍软体”公司提供的免费下载程式(同时也在用户电脑的记忆体上安置追踪程式)也开始出现在中共当局资助的网页上。

(待续)

转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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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中国大陆互联网之父可不是件容易事。孩子们跑来跑去,船桨拍打着湖面,空气中弥漫着烤羊肉的味道;而麦克.罗宾逊这位年轻的美国电脑工程师,僵硬地坐在什刹海前的岸边,面对空无一人的咖啡馆,低声说着中国大陆互联网受到管制的事:“哪个更好呢?极权监控式的互联网?还是根本就没有互联网?”
  • 我自己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果美国公司想要在今后减少与北京官僚们产生潜在摩擦,从而避免支付有一定风险的“关说”费用,那就要考虑多种绕着走的办法。
  • 共产党把自己改头换面,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的政党,为了避免承认过去三十年的所为都是错误的,他们自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外国侨民,我认为这句话有双重讽刺意味。在商场上,中国特色代表着彻底贪污腐败;我开始注意到美国公司里出现的一些显著的中国特色,在其中的商业专案中,腐败已经趋向内部化。一开始是打擦边球式的:本来只有几杯饮料,但在开销账目上显得多了点,只要你说这是头一轮业务上的应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收据交给财务部门报销。美国人在国内这么做,来到中国后也这么做,当然了,我偶尔也会这样。但这可能发展成系统上的行为。
  • 其他的一些经济指数看起来也很奇怪。就业率保持平稳,在占中国百分之八十人口的农村地区,没有任何经济增长的迹象,而在作为南中国经济和金融支撑点的香港,则出现了负增长。消费指数与事实也不相吻合,当中国的GDP增长在一九九八年仍然被预测为百分之七点八时,空中旅行指数却仅上升了百分之二点二,而飞机票的价格持续下跌。通货膨胀指标却有所改善,从百分之十降到了零。出口指标波动很大,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却在某种程度上连续四年保持不变。
  • 每个美国侨民在某个时候都会到中国的其他地方走走。一九九九年初,我办了一个去香港的短期签证。路过广州的时候,我笨拙的中国生存技巧使自己搭错公车,并一直坐到终点,到了一个火车站。站前的大广场上挤满了成千上百的人,顶着烈日坐在那里。他们头发乱糟糟的,好像已经数月没有洗过头;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专门运送国内旅客的火车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一个警察拉扯著蹲在地上的女商贩的辫子,她摔倒在地上,头重重地磕在水泥人行道上,椒盐鸡腿从她的塑胶袋中滚落出来。几个人擡起头来无动于衷地看着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蹲伏蜷缩在原地,一动不动。
  • 对中国当局而言,仿造美国公司的产品并贴上中国自己的品牌销售并不算违法。(注: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可怕的故事--尽管可能有些夸张:一个外国商人开办了一家合资公司,并在中国农村建了一个现代化的工厂。这名外国商人定期对他的工厂进行巡视,但有一天他因为走错路而迷失了方向。在翻过一座小山后,他看见了自己的工厂,但却是在错误的位置。很显然,他的中国合伙人已经仿造了整个工厂,并把产品打上中国标签后低价出售。)恰好相反,类似的行为得到了默许。像思科(Cisco)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倘若他们在中国的对手华为公司(政府是其后台)要对思科的路径器进行仿造的话,思科基本上是毫无办法的(在华为案件中,他们甚至还仿造了思科的序列号,从而导致了思科采取法律行动)。
  •   我没有任何商业背景,更没有经商渴望。我怀疑公关公司之所以雇我是因为他们把我对政治的一点儿敏锐度、加上善于交际,以及社交上作风老派,混同于具备为公司赚钱的能力。但这些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公司会把我留下来,因为我严格说起来是个金融领域的废物。
  • 再往下,贝彼得还写到:
    中国长期以来非常羡慕新加坡的动态市场经济和由民主政治掩盖起来的一党统治模式。当这个模式的缔造者,著名的李光耀总理,最近宣布要进一步民主化并尽快结束人民行动党的独裁统治时,这对仰慕新加坡模式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 为什么我们要在中国领导人中区别好人和坏人呢?我的一位朋友,美国商会董事会的成员,头脑相当灵活,告诉我这很重要,因为事实上中国暗地里在与美国以及其他现代化的民主模式融合。为什么这样说呢?他最近与夏皮罗在龙安志的红都俱乐部一起吃饭。夏皮罗,一位坚定的毛派分子,自一九六三年起就加入了中国籍,他现在是全国政协负责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员。夏皮罗告诉我的朋友,在美国有共和党和民主党,因此,人们认为这样是民主的;在中国也有各种党派,但它们不能够称之为政党。在这里也有改革派和保守派,夏皮罗能够分辨出与他打交道的官员是属于保守派还是改革派。因此,他们有没有驴子和大象的标志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也照样存在竞争。
  • 搬进来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在露天走廊上聚餐。工业烟雾在白天已从城市的南边散去,北京真实的地理特征开始显露出来:由于缺乏树木和植被,这个沙漠化的城市昼夜温差比较大。当太阳消失在鼓楼后的天际时,中午的炎热已经从屋顶的瓦片散发掉,开始吹来习习的凉风。一只蝙蝠(在中国被认为是吉祥物,与“福”字谐音)在走廊上飞来飞去;一群流浪猫受到炉台飘出的菜香和一只发情母猫的吸引,聚集在屋顶上;牛排在烤架上“嘶嘶”作响,妻子摆弄著鸡尾酒搅拌器,四周飘散著高级雪茄的香味,屋里传来阵阵约翰.麦克考马克的爱尔兰思乡民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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