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书：谈废除《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必要性

【大纪元6月17日讯】《南方周未》报导了《法学界提请对劳动教养制度启动违宪审查》一文，经《文摘周报》（2007年12月7日）转载，文中说：今年10月，经历被劳教之苦的河南陈超，起诉洛阳市劳动教养委员会,认为《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的劳动教养。是一种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制度，违反了《行政处罚法》而应失效。劳动教养制度在中国至今实行几十年，类似陈超的有关劳教的个人诉讼一直存在，而知识界要求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呼声近年也是越来越高，2007年12月4日的全国法制宣传日，69名专家学者向全国人大提交公民建议，建议提出了劳教制度的以下四大法律问题。

一、劳教制度违反了宪法保护的人身自由权；

二、劳教制度与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等上位法明显冲突；

三、劳教制度与中国已签署的国际公约无法接轨；

四、从政治管理角度而言，劳教制度是中国一大弊政。特别是最近的现实是，劳动教养已经成为错案、冤案的温床和打击迫害上访、举报、维权公民的工具。

以上四大法律问题是从理论上提出来的，而我们由于参予了重庆维权人士李国宏，肖成林的不服劳动教养案的行政诉讼，我们从诉讼实践中，谈一下我们对劳教制度使用的法律依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违宪。先简略介绍一下肖成林，李国巨集的诉讼情况：

重庆北碚的一根筋农民肖成林，不服错收农业税被抄家一案，上访十年，历尽艰辛，搞得惨不忍睹，并且三次被行政拘留，仍不停访息诉，依据不成文的“三拘一教”惯例，2006年12月，重庆劳教委以肖成林在北京上访扰乱北京公共秩序，送肖成林劳教一年半。事发后，重庆上访维权人为之不平，首推钟声牛，刘廷忠为其申请复查，复查时，重庆劳教委答覆刘廷忠说，只要肖成林保证不再上访，可立即放人。肖成林拒绝。复查维权失败。上访人感到自已法律水准太低。由钟声牛特邀重庆后起之秀张起出马。向重庆第一中级法院提起诉讼。开庭辩论后。于2007年7月，法院以“该案曾向被告申请过复查，要对《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的复查程式的理解和适用的问题走访研究”为名，裁定中止诉讼。不知几时又开始诉讼，判肖成林败诉。上诉到重庆高级法院。尽管我们和肖成林认为一审认定事实不请，依法要求二审开庭审理。因重庆高级法院知道开庭就是出法官的丑。所以宁愿违法也不敢开庭。又判肖成林败诉。

重庆维权人士李国宏先生。多次在网上发表文章，为我们上访维权人呜不平。2007年10月中旬，听说李先生来重庆，可惜重庆上访维权人大多数都在地方政府稳控中，不准自由外出，因而未曾会面。后来听说李先生在河南濮阳被劳教一年半。几经周折。钟声牛在永川找到李国宏的夫人，向李夫人表示，重庆为肖成林上访维权的人们，愿意自费到河南为李国宏诉讼喊冤。李夫人说，李家至今没得到李国宏的《劳动教养决定书》，向法院起诉没有证据，法院不会接案受理。而且她去河南也没有见到李国宏，无法拿到李国巨集签名的授权代理委托书。因此，重庆上访维权人对李国宏劳教案，插不上手。

从以上两案来看，我们认为，1982年改革开放初期公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早已违反了国家宪法，使基层的公检法部门闹出很多笑话，严重降低了法律的威信。现具体说明如下：

一、《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与《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相互矛盾。依据立法法和行政处罚法的规定：限制人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毫无疑义，《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就是限制人身自由的，而他又不是由国家主席签署公布的法律，因此理应无效。在肖成林不服劳教一案中，23岁的张起首先提出这一让官府极为头痛的疑问。而重庆劳教委的代理人——北碚公安分局的张卫东在法庭上辩解说：“试行办法就是法律，《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是公安部部长签发的，更是法律。”张警官真是法盲，他的辩解使他在场的顶头上司和法官都哭笑不得无法下台。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行政庭就玩滑头，在经过一年的拖拉，绞尽脑汁后，玩起了文字游戏，在判决书上说：“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强制措施，不是行政处罚，原告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限制人身自由可多达三年的劳教，不是处罚，这一说法不能服众。反而说明法官的业务素质太低。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不符合立法法的规定，法官却避而不说。而在要求废除劳教制度的今天，这一疑问已是众人皆知，每一个被劳教的人，在诉讼中都会提出这一理由。基层法院怎么办？如果依法判决劳委败诉，政府有多少钱来赔？如果法院不依法而乱判，我国又怎么成为法治国家？

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对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收容劳动教养。这一条也明显过时。经修改后的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上，没有反革命罪，也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因此，劳教的这条规定和我国刑法挂不上钩。

而官府任意把“反革命”的帽子，可以乱扣在任何人的头上。文革时扣在刘少奇、邓小平头上，说他们走的是反革命路线，文革后又扣在林彪、江青头上，说他们是反革命集团。当然，说本文作者是“反革命”，我们只有“哑口无言”。可见，这条规定应废除。

三、《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劳教人员应遵守“五要”守则，“五要”规定的第一要是：“要认罪认错”。这一条太霸道了。使现在的冤假错案越来越多，要强逼维权者认罪认错，失去人道，失去民心。只能让受害人含冤到死，只能让贪官更贪更腐，激起民变民反。国家宪法存在就失去他存在的意义，国家与社会怎么稳定和谐？

四、在具体执行中，《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规定与现行法律不相容。《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不服，由审批机关组织复查，而没有进行行政覆议和行政诉讼的规定，而《行政覆议法》和《行政诉讼法》则没有向审批机关复查的规定。肖成林一案，因先向审批机关重庆劳教委申请了复查。重庆第一中级法院不知该怎么办，只好中止诉讼一年，去寻找假公济私的藉口来搪塞维权者。

五、劳动教养实际是由公安机关一个部门决定。没有检察院，法院的相互监督制衡，易产生冤假错案，在现实中，成为违宪违法的官吏打击迫害上访维权人士的工具。

就拿肖成林、李国宏两案来看，重庆公安部门是以肖成林在北京非法上访，扰乱北京公共秩序定的罪。如果真有其事，就理应依法由北京公安部门处置，而不是应由重庆方面处理。何况说肖成林扰乱公共秩序的“证据”，全是欲加之罪的政府部门公文，没有一份固定证据。而公文上的政府部门官员，无一出庭作证（庭前我们依法申请过证人质证。）李国宏就更冤了。网上载明李国宏去河南濮阳为石油工人维权，公安局先说李国宏是“法轮功后又以扰乱社会秩序定罪”，因李国宏的家属至今没有见到《劳动教养决定书》，所以定的什么罪也不知晓，没准是依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条第（一）款定的反革命分子罪。因为以这条规定定罪证据最充分，李国宏在网上发表了这么多维权文章，如果在这些文章中断章取义，找几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言论太容易了。李国宏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但如果通过现行的司法程式，情况就可能不同了，李国宏能用法律为武器，替别人维权，自然能力不低。肖成林虽然不懂法，但公道自在人心，他三次被拘留案中，两次行政诉讼全是我们维权者义务代理，一直到再审程式。肖成林虽然没有第三次提起行政诉讼，但已让法官出尽了丑，使法院头疼。李国宏、肖成林案如不是按劳教制度而是宪法的精神进行，检察院无法公诉，仅是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也不能判他们的刑。检察院和法院既掩盖了上司违法利益，还有欺骗世人说他们在“执法”。用劳教来压制打击受害人维权，使李与肖两人各被劳教一年半，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

有人会说，被劳教人可寻找司法救助，提起行政诉讼。这一说法只能在理论上，但实际上是不可行的，这有三个原因，一是目前法官欺软怕硬，明显表现是，一般情况下，被告胜诉多。在北京东庄人群涌挤的最高法院接待站里，原告（上诉人）明显多于被告（被上诉人）。原告是找司法救助的弱者，司法救助成功者少。二是法官严重惰性。表现在二审、再审多是维持原判，改错的少。三是法官与其他权力部门权权交易，官官相护。这就是世人说的，打官司难，打行政官司更难。告官难于上青天，2007年上半年，重庆在北京上访被行政拘留的有65人，而被拘留人起诉到法院，尽管公安局的证据不值一驳，而被拘留人有铁的证据和法律依据，但无一胜诉。肖成林被行政拘留和劳教的三次行政诉讼中，没有一次胜诉。在法庭上，我们提供了公安部档和最高法院行政庭公布的案例，却被黑法官杨兴云说成是公安部不懂法，最高法院失误。我们告到北京，最终是杨兴云提前退休，而再审至今无结果。李国宏就更惨了，法院是否受理，还是一个未知数。就是受理了，李国宏也肯定败诉。

以上众多的问题，我国司法部门早就知道，但到现在，快十年了，劳动教养的立法至今无进展。我国政府在联合国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出国访问时，也多次承诺，要履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1998年11月30日公安部发布的《公安部关于劳动教养范围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已作为目前法院审判劳动教养案“不公开”的法律依据。这个通知的第二条就明确规定：“……对各地政法机关联合发文所作的规定与法律之间的冲突问题，要个案解决。……人民法院在受理劳动教养行政诉讼案件时，要充分考虑农村的实际情况，慎重对待，不要轻易作出劳动教养审批部门败诉的决定”。因此，上访维权人又怎么打得赢官司。

因此我们重庆维权者强烈呼吁，不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应废除，而与他配套行政档规定也应一同废除。(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