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新中国》第四章 理想中的黄金国(20)

伊森‧葛特曼

《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中译本,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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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很容易结交朋友。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我在北京城的西北部遇见了艾德。

一九九九年一月,我和妻子来到北京城还不过几个星期,暂时借住在其他旅华外国人的公寓里。当时手头上没有多少钱,我们找到一位专门给外国人介绍住房的地下中介(这在中国是违法的)。几天后,中介打电话来说有一套租金便宜、位在市中心而且靠近地铁站的房子。在一个寒风刺骨的星期六早晨,我们搭地铁去到了那个地方。展现在面前的是典型的北京街道:十字路口的转角处矗立着一排排毛泽东时代的小商店和矮楼房,只有几层楼高,年久失修的残破外表预示着它们即将在未来的城市改造中被夷为平地。身边走过的人们穿着垫了厚棉絮的笨重衣服,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工人,一边走着一边不停地跺脚取暖。

我们一开始以为会是电话中严肃的女中介来接待我们,但出乎意料的却是一名中年中国男子,他的穿着举止明显具有中国新贵阶层的特征:款式新颖的皮夹克、V字领的羊绒衫、彬彬有礼的言谈,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他自称为艾德,来自北美的温哥华,是代替朋友来带我们看房子的。当我们来到一处僻静的楼房时,他开始与我并肩走在一起,漫不经心地问我在北京都做些什么;我告诉他,我正在为一部描写美国商人如何在中国奋斗成功的纪录片筹集资金。他对此很感兴趣,我们交换了名片,他的工作跟一个我闻所未闻的贸易或发展机构有关系。

公寓座落在一片水泥建筑群里,家具上盖着发霉的红色丝绒布;也许是公寓的主人看了几部美国八十年代的电视剧,认为这样的布置对外国人具有吸引力。然而,我却在担心隐私问题。有一位来自瑞士的朋友,搞IT产业,他刚到北京时也租了类似的寓所。一天早上,他盯着厨房里被薰得乌黑的抽风机时,看见了一个麦克风,就像中国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使用的那一种,静静地挂在那里。于是,我和妻子很委婉地告诉艾德,我们不想租这个房子。在与艾德愉快地做了一番交谈后,我们急匆匆地搭地铁离开了。

过了一个星期,我接到艾德的电话,他说:“我一直在考虑关于你纪录片的事情,一起在长城饭店共进午餐吧?”我表示同意。艾德所指的午餐很昂贵,包括鱼翅汤以及漂亮的中国女子演奏琵琶助兴,旁边还有假山和人造小溪,营造出中国南方夏日情调的气氛。一开始,我们的交谈进行得很缓慢。艾德显得有些紧张和局促,而我也在想如何打破这个沉闷的局面。我开始询问他的一些基本背景,他含糊地表示他是从事商贸教学的,还提到他曾经任职加拿大政府代表,在古巴待过几年。然后,他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我有什么赞助者?我在北京认识些什么人?我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持什么看法?出于本能的反应,我试图表现出热情而中立的态度,但是艾德的兴趣看起来好像无穷无尽。

其实我不喜欢艾德,但他似乎对我很感兴趣。数周后,他向我抱怨,说找我不容易,问我去哪了?当我提出在一家我喜欢的四川饭馆见面时,他却很婉转地暗示我,长城饭店的西式自助餐做得非常好。他说到这里时故意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等我发出邀请;从他的语气中我感觉到,从现在开始我要每个月请他吃一次饭。

于是这就成了惯例。艾德每次在享用他的免费午餐时都会大谈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无限商机,他会说:“中国获得最惠国待遇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美国商界将会大规模进军中国!他们是如何也抵挡不住这样一个令人兴奋的市场诱惑的,对吗?”我对他的话感到厌烦,并抛出一些负面的经济资料来驳斥他,并指出中国目前还存在盗版猖獗和市场不开放的情况。我甚至引用了中国能源需求增长缓慢得令人惊奇的资料,暗指中国关于国民生产总值保持百分之七增长率的成绩只不过是捏造出来的。这时艾德会悲哀地摇头表示反对,而我又会很快地向他保证,当然,我的目的是为中
国大力引进外资,只要这一切现实合理。
我们的谈话之所以能持续下去的原因是艾德表示要对我的纪录片提供帮助,但我们的谈话从来没有就此深入过。就这样过了几个月,我告诉艾德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一个著名的公共关系机构聘请我与美国的某家大公司一起做投资方面的工作。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享用了八个月的丰盛午餐后,艾德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我,大意是他在上海找到了可能愿意赞助我的人(当然,他没有提这个人的名字),是否能在长城饭店吃午饭并向他展示我的构想。

这是我们之间最后的午餐。艾德放下啃了一半的奶油酥饼,对我做的幻灯演示竖起大拇指,特意夸奖了几番,然后凝重且认真的瞥了我一眼。他小心翼翼地表示,方案还不够完善,上海方面的投资人需要我写一封署名信,确切说明我正在中国做些什么,比如,如何通过制作纪录片来刺激外商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力度,我所做的对中国有什么好处。

某种不知名的恐惧感催促我尽快做出回复。回到办公室,我在自制的专用信纸上竭尽所能写了一封吹嘘中美贸易的信,并把它寄了出去。

此后,艾德再也没有来过电话。

一年后,我在凯宾斯基饭店前碰到了他,跟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没有什么区别,他还是穿着那件光亮的皮夹克。如今我想,艾德可能帮了我一个大忙,他用我写的信终结了国家安全机构对我的调查。

我大声喊他的名字,但艾德只是冷漠地看了看我,似乎在说:忘了那一切吧,葛特曼,这是中国城。

在每一代美国人中,总会有几个人想要寻找理想中的黄金国。这不完全是因为个人利益的获取和享受冒险的乐趣,还包括了想要拥有一个自己的梦幻世界的理想。在海明威笔下的巴黎,人们得到的回报不是金钱,而是逃离沉闷、世俗的美国,到达一个波西米亚式的乌托邦之中。六十年代,人们追求的是精神上的满足,因此理想地是穿着褴褛的印度和加德满都。在八十年代,对那些具有远大抱负的商业钜子们,日本东京对他们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而九十年代,在布拉格度一个短暂的假期则是人们的梦想。但是全球化已经起到了它的负面作用,即使在物价十分低廉的东欧也令人感受不到任何刺激。

一个真正理想中的黄金国需要有更大的目标,那是一个神秘而又充满商机、丰厚文化和拚搏精神的居住地。它应该位于遥远的地方,有着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要想融入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那儿有着丰厚的物资和精神上的回报,这些回报只有你通过了品行和意志的磨练与测试后才能获得。根据以上这些苛刻的标准,毫无疑问,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的理想黄金国就是北京。

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可及的。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就有一些美国人,,比如悉尼.夏皮罗(Sidney Sharpiro)和李敦白(Sidney Rittenburg),以及中国领导人的朋友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对中国革命的热爱使他们成为中共政府的宣传话筒。他们得到了一连串的回报,可以以特殊的身份接触中国领导人,并成为样板展示给侨居国外且在学术和科技领域功成名就的华人,告诉他们:中国是不会忘记朋友的,并将给予他们好处(或者是惩罚,李敦白就被关押了十六年)。

(待续)

转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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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首先是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在这个没有法制、腐败猖獗的社会中,尤其是面对如此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美国商界绝不会忽略中国政府部门。事实上,要想在中国获得营业执照--即加入游戏,不仅仅需要与上面人士拉关系,还需要与几个下面的人士同时打通关系,通常包括一些地方官员。一个公关公司如能吸引具庞大人脉且有相当级别的前政府官员加入(用我们的行话),就能为公司加分。一些像摩托罗拉、斯科和柯达等大公司都有专门的强大的工作部门负责与中国内部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但这只是例外。大多数公司需要透过我们去与中国官僚队伍建立关系和依赖我们的策略分析。很公平地,我们从中抽取佣金。
  • 中国政府将这种花言巧语当作证明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工具。每天都可以在报纸上见到,比如,《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打出“美国国会议员呼吁人们加强对中国的理解”的标题,下面附上国会议员西蒙"G奥维兹(Simon Orvitz)的厥词:“中国的发展真是突飞猛进,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哪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与中国相比。”当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代表来中国访问时(无论以何种标准,这里连人类都不适合居住,更甭提动物了),北京政府办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幅照片:基金会的代表们坐在一个支援中国申办奥运会的标语横幅前,拥抱着吉祥动物熊猫。
  • 国会代表团的成员从他们的座位上站起来,四下张望,好像不知道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做。总之,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下一个活动上去了,在行程安排中可能还包括观看中国小学生关于爱护环境的歌唱表演。
  • 早餐在继续。我们也会就他们早先会晤几位中国政府官员的情况表示某种试探,目的是借机显示我们对中国政要颇为了解。我们透露些少量与中国某些官员相关的小道消息,就像中餐馆提供的小菜。不需要特别强调,点到为止就可以,我们知道各自的地盘,他们心里也明白,于是提问开始了。他们提出的绝大部分问题仍未能跳出“七大必问题目”的范围。事实上,他们的提问不外乎“寻求保证”的模式:“你如何能保证西藏的状况(或者是对台湾的军事恫吓,或者是人权状况等)在得到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后将得到改善?”
  • 清晨时分的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初升的太阳把光线洒在可以供二十人就餐的大宴会桌上。当中国服务生端著盛满水果和糕点的大盘子小心翼翼地来回穿梭时,客人们开始鱼贯入座,他们都是一些屈指可数的美国各大公司驻华首席商务代表,诸如波音、大通曼哈顿,也许还有福特,以及美国国会代表团的所有成员。
  • 我非常感谢那位接受我采访的电脑软体工程师。他对我很生气,因为他觉得我是在戏弄他。我试图让他平静下来:“你说的确实没错,但更重要的是,在北京,他们说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得到美国资助的,就是说,你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经济利益。在对你的采访中,你不能不对此进行反驳。法轮功是一个清贫的组织,它没有任何的政治野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传媒机构偏向的是受害者,法轮功就是真正的受迫害者。”
  •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官方关于法轮功报导的限制解除了。魏的几个工作人员冲进了我的办公室喊道:“伊森,电视上在报导关于法轮功的事情!”我赶紧到接待处,看到中央电视台做的紧急新闻报导。节目主持人很不自然地瞪着大眼睛,用高了几度音阶的声音严正指出,法轮功是非法的。中国公民禁止在公共场合或者是自己家里炼法轮功。正当我们盯着萤幕时,窗外传来大功率广播车的高音喇叭宣传。富华大厦和整个北京城到处都充斥着这种声音,宣布法轮功是一个非法组织。魏的几个女职员开始神经质地笑着,双手捧着她们的脸,嘟哝著说,自从文革结束后就再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
  • 一年后,我在中国世界贸易中心的席琳.狄翁(Celine Dion)商店旁遇见了毛和他的妻子。毛现在是“同走一条街”的主持人,但他看起来很沮丧,称那是一个“多么愚蠢的节目”。毛的妻子认为这只是暂时现象,过一段时间,关于美国和中国独立电视制作方面的禁令终会解除的。其他的电视制作人偷偷告诉我,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暴行。直到那时侯,电视上播放的都是“在线电视战争”。
  • 在一集有关政治的节目中反映的是两位退休的大使如何尊重对方。但最后节目搞砸了:美国大使不停地批评美国虚伪的人道主义,还随口提到发生在中国的工人骚动事件,由于这个禁忌的主题而没能通过中国官方电视台的审查。关于环境保护的节目中,一位中国教授批评政府当局破坏环境的言论过于激进,这显然不利于他的学术生涯。而来自美国环境保护署的一位专家只做了纯技术上的演示,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的环境恶化情况。关于电影娱乐界方面,专家们一致认为,中美两国的电影有不同之处,但各有特色。来自教育界的专家们则表示,中国儿童讨人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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