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新中国》第四章 理想中的黄金国(21)

伊森‧葛特曼

《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中译本,博大出版社

    人气: 4
【字号】    
   标签: tags: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与世隔绝和党内斗争,顾不了广泛利用外国人为中共利益服务的这一策略,直到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将夏皮罗等人从“国际友人”贬为“极左人士”(指没有紧密跟随党的新路线的人)。现在,中国之友的定义取决于能否带来金钱(或者至少能否带来技术、政治上的信誉);因此,能够得到回报的标准从以前的意识形态方面对中共的忠诚,转变为能否积极拉拢到具有商业、政府或军队背景的外国人。政策也有了新的变化,随着对外国人旅行诸多限制的取消,大批的美国人开始涌入中国,去重新探索这个古老的国度。

(注:即使在八十年代,许多来自非盈利机构和大学院校的美国人,依然受左派空洞理念驱使前往中国,与中共的期待风马牛不相及。我之所以认为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美国左派把中共理想化,不仅是由于那个时候对针灸和赤脚医生的神奇宣传,还因为我小时候有关中国的记忆。记得我在佛蒙特家中打苍蝇时,我姨妈,一个麻省理工学院教城市规划的教授,也是个左派人士,曾笑着对我妈妈说,中国最近开始了一个运动,叫做“除害虫”,其中包括苍蝇。看来中国苍蝇已在那里绝种。只是在多年之后,我才了解到她指的是“除四害”,是由毛在五十七年大跃进期间发动的活动,不仅要除掉苍蝇,还要除掉被国家认定为异己的人。)

在八十年代,随着中国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人流变成了人潮。一些可能在中国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西方人物(比如,克拉克.雷德(Clark Randt),曾于一九八二至一九八四年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任一等秘书和商务参事,现在是美国驻华大使)开始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屠杀的后果促使在中国的外国人被迫离开或解雇,他们主要是有献身精神的中国学者、非政府组织职员、英语教师和为数不多的美国企业家,这一时期也宣告了小黄金时代的终结。

中国政府把天安门运动归咎于受西方影响的结果,因此,决定留下来的外国人,被认为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共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认同,或者是对中国的未来持乐观的态度。吸引外国人来参与中国建设的长远目标又出柜了,但随之而来的还包括:外国人要想得到友好回报,就必须首先证明他们是中国人的朋友。贝彼得(Peter Batey),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斯(Edward Heath)的私人秘书有可能是待在中国时间最长、最聪明的外国侨民之一),他敏锐地嗅到了这个新的变化,于是,在天安门屠杀事件后没几天,他就向中国政府申请经商许可,那些惊魂未定的中国官僚起先都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中共不会亏待她的朋友,现在,贝彼得是欧洲商会会长和在公关公司领域首屈一指的亚洲安可公司的主席。

贝彼得曾经公开对中国长期的稳定和发展表示有信心,这样做是为了虚张声势。对外国投资者而言,中国市场的潜力直到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演讲后才开始显现出来,这时对西方商业投资者的政治障碍才被清除。从九十年代初期到中期,所有理想中黄金国的因素逐渐依次出现:致富的可能性和东方热土所蕴涵的无限机会与褪色的马克思主义教条混为一体,与重新诞生的资本主义形成一种杂交理论:即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需要西方资本主义的三个必备条件(自由放任、民主和言论自由),他们反而认为新中国必须要排斥掉这些因素。

从马克思主义中解放出来,意味着中国自我解放,成为一个异国情调的象征,提供外国人对她表示友好的一个新渠道。即便到了九十年代,中国仍有许多令人向往的异国情调,这指的是毛时代摧残过的,流入民间的一切文化遗产。虽然杂乱无章,却保存了下来,北京到处都能看到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留下的辉煌,等待着艺术史学家、非政府组织成员和世界上前五百家财团老板们的光顾。

既然中共要利用中华遗产,即占主导地位的汉文化遗产,来达到它的目的,“五千年的历史”这句话就不再是随便说说而已了,而是闪烁著耀眼光芒,永不熄灭的火焰。美国侨民能感觉到这种火焰散发出来的能量,甚至以了解中国文化的鉴赏家自居。曾经有一出讽刺话剧(主要是攻击美国文化的实用主义),年轻的演员以他们纤瘦的臀部为傲,还运用讽刺和挖苦等很多表现手法显示他们优于美国的同龄人。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名符其实的性革命--把一切都搞得更性感和更悖于常理,与西方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中国古老文化遗产的美丽,被建设超级强权的气锤、起重机等机器设备所撞击而扭曲时,整个中国社会好像不约而同地对他们新发明的汉文化持更为开放的态度并且信心十足--尤其是在西方记者、史学家和收藏家眼中。

最后一批“粗俗和快乐的外国人”(这是八十年代就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侨民对他们的称呼)开始如潮水般地涌入更开化且更令人舒适的北京。在这里,他们不仅可以享受到传统的中国菜肴,还有咖啡、万宝路香烟、鸡尾酒和大批的白糖。但对于追求理想黄金国的人而言,条件依然存在:庞大的臭名昭著的国家机器、没有规则和诚信可言的血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固执而且愚蠢地操纵每一次为成交所进行的谈判,从以上千万元资金建立进口水果的销售系统,到街头水果店为单个香蕉的定价,无奇不有。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你在冬天的北京可以买香蕉,而不只是冬储白菜。任何对新中国过多的抱怨和批评只能说明你并没有真正了解它,还说明你来得太晚,不知道男人是男人,白菜是白菜。
(注:在八十年代,美国的国内机构非常热中于把代表派到中国来,然而那些代表们由于缺乏基本的物质保障和工作条件,或者是对中国官僚制度的腐败现象无所适从,因此成效非常有限。但到了九十年代,情况有所转变。随着中国外来投资的增长,要想在中国市场获得利润变得越来越困难。同时,外国商人也在提醒我们,中国正在发生变化,至少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得到改善。虽然偏远的西部地区仍处于八十年代的生活水准,但我到中国后不久,美国国务院就将北京从“艰苦岗位”的名单中剔除了(许多外交官员对此感到惊愕)。国务院的决定没有错,妻子带了一箱她爱用的品牌的卫生纸来中国,因为她误以为在中国买不到这个品牌;而我则带了一箱隐型眼镜清洁液,后来发现不仅在中国的药店有出售,而且价格比在美国便宜,还附赠眼镜盒。再举一些小例子,早在九十年代前,在中国的一般美国商人就远比在美国的商人过得奢华,家里有仆人、司机,充裕的金钱可负担儿童保育,可以享受成熟的社区服务,持有美国商会的尊贵地位、乡村俱乐部会员身份,打高尔夫,吃最好的食物,并有机会与那些贪图上述享受的人保持廉价的、不道德的性关系。因此,当美国国内机构对与中国打交道感到厌倦时,这些商务代表马上就鼓吹在中国“保持影响力”的重要性。)

新到的外国侨民很快就明白,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就必须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接下来就意味着你要被认作是中国的朋友。中国领导人至少建立了三种方法让你显示友善。

(待续)

转自【博大出版社】
更多讯息……(http://www.dajiyuan.com)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资料给大纪元,请进入安全投稿爆料平台。
  • 在中国很容易结交朋友。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我在北京城的西北部遇见了艾德。
  • 首先是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在这个没有法制、腐败猖獗的社会中,尤其是面对如此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美国商界绝不会忽略中国政府部门。事实上,要想在中国获得营业执照--即加入游戏,不仅仅需要与上面人士拉关系,还需要与几个下面的人士同时打通关系,通常包括一些地方官员。一个公关公司如能吸引具庞大人脉且有相当级别的前政府官员加入(用我们的行话),就能为公司加分。一些像摩托罗拉、斯科和柯达等大公司都有专门的强大的工作部门负责与中国内部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但这只是例外。大多数公司需要透过我们去与中国官僚队伍建立关系和依赖我们的策略分析。很公平地,我们从中抽取佣金。
  • 中国政府将这种花言巧语当作证明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工具。每天都可以在报纸上见到,比如,《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打出“美国国会议员呼吁人们加强对中国的理解”的标题,下面附上国会议员西蒙"G奥维兹(Simon Orvitz)的厥词:“中国的发展真是突飞猛进,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哪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与中国相比。”当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代表来中国访问时(无论以何种标准,这里连人类都不适合居住,更甭提动物了),北京政府办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幅照片:基金会的代表们坐在一个支援中国申办奥运会的标语横幅前,拥抱着吉祥动物熊猫。
  • 国会代表团的成员从他们的座位上站起来,四下张望,好像不知道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做。总之,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下一个活动上去了,在行程安排中可能还包括观看中国小学生关于爱护环境的歌唱表演。
  • 早餐在继续。我们也会就他们早先会晤几位中国政府官员的情况表示某种试探,目的是借机显示我们对中国政要颇为了解。我们透露些少量与中国某些官员相关的小道消息,就像中餐馆提供的小菜。不需要特别强调,点到为止就可以,我们知道各自的地盘,他们心里也明白,于是提问开始了。他们提出的绝大部分问题仍未能跳出“七大必问题目”的范围。事实上,他们的提问不外乎“寻求保证”的模式:“你如何能保证西藏的状况(或者是对台湾的军事恫吓,或者是人权状况等)在得到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后将得到改善?”
  • 清晨时分的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初升的太阳把光线洒在可以供二十人就餐的大宴会桌上。当中国服务生端著盛满水果和糕点的大盘子小心翼翼地来回穿梭时,客人们开始鱼贯入座,他们都是一些屈指可数的美国各大公司驻华首席商务代表,诸如波音、大通曼哈顿,也许还有福特,以及美国国会代表团的所有成员。
  • 我非常感谢那位接受我采访的电脑软体工程师。他对我很生气,因为他觉得我是在戏弄他。我试图让他平静下来:“你说的确实没错,但更重要的是,在北京,他们说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得到美国资助的,就是说,你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经济利益。在对你的采访中,你不能不对此进行反驳。法轮功是一个清贫的组织,它没有任何的政治野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传媒机构偏向的是受害者,法轮功就是真正的受迫害者。”
  •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官方关于法轮功报导的限制解除了。魏的几个工作人员冲进了我的办公室喊道:“伊森,电视上在报导关于法轮功的事情!”我赶紧到接待处,看到中央电视台做的紧急新闻报导。节目主持人很不自然地瞪着大眼睛,用高了几度音阶的声音严正指出,法轮功是非法的。中国公民禁止在公共场合或者是自己家里炼法轮功。正当我们盯着萤幕时,窗外传来大功率广播车的高音喇叭宣传。富华大厦和整个北京城到处都充斥着这种声音,宣布法轮功是一个非法组织。魏的几个女职员开始神经质地笑着,双手捧着她们的脸,嘟哝著说,自从文革结束后就再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
  • 一年后,我在中国世界贸易中心的席琳.狄翁(Celine Dion)商店旁遇见了毛和他的妻子。毛现在是“同走一条街”的主持人,但他看起来很沮丧,称那是一个“多么愚蠢的节目”。毛的妻子认为这只是暂时现象,过一段时间,关于美国和中国独立电视制作方面的禁令终会解除的。其他的电视制作人偷偷告诉我,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暴行。直到那时侯,电视上播放的都是“在线电视战争”。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