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新中国》第四章 理想中的黄金国(22)

伊森‧葛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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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夏皮罗和李敦白式。即紧紧跟着党走,永远为党的目标奋斗。但这不仅仅是动动嘴皮子,经过了五十年的历练,中国领导人虽然在处理公共关系方面还是生手,但却能熟练地判断出一个西方人所说的话的可信度是多少。

第二种,即用之于亚洲地区皆准的商务活动--送礼(投资、政治优惠或者是技术上的援助)。如果贝彼得能为中国引入投资,并愿意在其他外国企业纷纷撤出的时候表示对中国的局势有信心,那么他将会立即得到部长们的接见。如果通过他的公共事务机构进行运作,起码要花上数年的时间。

第三种,学者或记者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拍马屁,对中国文化大加赞赏。这种方法如果运用得好,很多时候会被认为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对中国的向往。

每一个成功的外国商人都会用一到两个上述的办法。就我来说,来中国是帮助北京电视台打造国家宣传企业(夏皮罗和李敦白式),并通过我工作的公关公司为中国引入外资(贝彼得式)。另外,只要看我选择寓所的地点(在北京小街小巷中),就可以说明我是热爱中国文化的,同时我还在追寻中国文化的精髓--任何一位我的中国同事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有人会问,难道真的需要这些虚伪的做法吗?又有谁会在乎你是不是中国的朋友呢?虽然每个外国商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经历,但我相信,使大家想要成为中国的朋友的动机中,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部分。我不敢对他人的动机妄加评论,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是如何一步步发现真相的。一方面,有像艾德这样的人,从另一方面来说,成为中国的朋友将有丰厚的回报:地位、金钱、甚至还有浪漫的生活方式。我来北京不到几个月就认识了龙安志(Laurence Brahm),他是所有这一切的化身。

我来北京后不久,美国驻华商会的主管傅中宝(Michael Furst),就向我提起过安龙志。龙是一位美国律师,自从八十年代起就频繁出入中国,在北京上流社会中是个名人,他也许会对我的纪录片感兴趣。

所以,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我出发前往安龙志在东四的办公室兼寓所,它位于北京中心地带附近的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里。冬日的阳光透过计程车车窗玻璃暖洋洋地洒在我的身上,汽车因避震器失灵而左右摇晃,让人昏昏欲睡。从下车时付的计程车费判断,我在龙安志的红色木头大门醒来之前,司机已经带着我在北京市里兜了一大圈。

我迟到了一小时,觉得身上很冷,脑子分不清方向;我略带迟疑地按了门铃,一只红眼睛的小哈巴狗突然狂吠起来(跟许多在北京的小狗一样,安龙志的这只也有结膜炎,这是北京长年被工业粉尘笼罩的结果)。安的助手带我穿过宽敞的庭院,前往他的办公室。看着两旁的盆景,我发现一间满是革命纪念品、雕像和骨董的大屋子,每一个细节都是中国化的。

这些中国物品在我这个涉世不深的人眼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九九年的北京,类似的独门庭院之家没剩下几个,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绝大部分都被征用,改造成多户人家共同的住所。附近的庭院正一个一个的被推土机夷平。因此,想住在像龙安志这样经过精心修复的小庭院里,你需要的不仅仅是金钱,还需要流利的中文;但更重要的是与当地官员的良好关系。

龙安志个子很高,须发修饰讲究,一副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的相貌,一头长长的、浓密的银发和湛蓝的眼睛,在北京人眼里是一个绝对的老外。他脸上有一种忽隐忽现的不耐烦,却又同时存在着一种随时可能接受你的表情。在中国商人眼里,他的办公室可能很过时,甚至在政治上也是不入时的:优质的明朝仿古家具,木头格子上挂着他与各位高官和高干子弟合影照片的镜框--显示他有着广泛的人脉。为了引起他人的注意,名片背后印有办公室所在位置,刻意标明与中国外交部挨得很近(还标出了司法部和文化部的位置)。

我们相互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龙安志告诉我,他在中国和香港生活了二十年,是越南和老挝问题专家。九十年代他担任中国政府的顾问,曾运用他的学识帮助许多军工企业在香港股票交易市场上市;他也是南龙集团(Naga Group)总经理,一个为世界企业五百强提供资讯的小型咨询公司。妻子是高干子女,来自一个军队高层将领的家庭;他在修缮自己的庭院时用的是曾经在故宫工作的工匠。

作为一名律师,他对那些关于北京房地产买卖和建设方面荒唐的拉锯式谈判官司有着出乎寻常的爱好。最特别的是,他还是一位写了二十本书的多才多艺的作家(《中国第一》、《诸葛亮处理中外合资危机的艺术》、《在中国谈判之三十六计》、《当“是”意味着“不”》等等)。这些书大部分在香港出版发行,瞄准的是在亚洲经商、生活的外国人。龙安志会讲流利的普通话和广东话,还是空手道黑带。

当他对我述说他的经历时,我不只一次感觉他在吹牛,我甚至还希望他能编出他是如何在人民大会堂做钢琴独奏表演的,或者是用毛的打火机烧了他的手掌。他的口若悬河使我感到有点惊恐,看来他肯定不会对我的纪录片提供任何资助。虽然我搞不清楚他对我用的是什么谈判技巧(诸葛亮的?还是孙子的?),但我还是硬拿妻子少得可怜的钱购买了两本他的新书。

回到位于破旧的老楼里的居室,我翻看着那两本书,开始进入沉思之中。《红都》,写于一九九七年,该书热情歌颂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香港的回归。香港富翁李嘉诚(北京的支持者,我认为他是亚洲版的阿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被描写成一位与中国领导层有密切关系的“超人”。龙安志还热烈地评述了李如何推平麦当劳在世界上最大的王府井分店,成功地在离天安门广场一箭之遥的这个黄金地面建造了辉煌气派的东方新天地。这类的文章,与指责英国人在撤离香港时到处留下地雷(一座耗资巨大的“白象”机场和虚伪的民主)的各种断言,巧妙的安排在一起。幸运的是,红色政权和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将会最终战胜这些艰难险阻。

(待续)

转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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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与世隔绝和党内斗争,顾不了广泛利用外国人为中共利益服务的这一策略,直到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将夏皮罗等人从“国际友人”贬为“极左人士”(指没有紧密跟随党的新路线的人)。现在,中国之友的定义取决于能否带来金钱(或者至少能否带来技术、政治上的信誉);因此,能够得到回报的标准从以前的意识形态方面对中共的忠诚,转变为能否积极拉拢到具有商业、政府或军队背景的外国人。政策也有了新的变化,随着对外国人旅行诸多限制的取消,大批的美国人开始涌入中国,去重新探索这个古老的国度。
  • 在中国很容易结交朋友。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我在北京城的西北部遇见了艾德。
  • 首先是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在这个没有法制、腐败猖獗的社会中,尤其是面对如此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美国商界绝不会忽略中国政府部门。事实上,要想在中国获得营业执照--即加入游戏,不仅仅需要与上面人士拉关系,还需要与几个下面的人士同时打通关系,通常包括一些地方官员。一个公关公司如能吸引具庞大人脉且有相当级别的前政府官员加入(用我们的行话),就能为公司加分。一些像摩托罗拉、斯科和柯达等大公司都有专门的强大的工作部门负责与中国内部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但这只是例外。大多数公司需要透过我们去与中国官僚队伍建立关系和依赖我们的策略分析。很公平地,我们从中抽取佣金。
  • 中国政府将这种花言巧语当作证明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工具。每天都可以在报纸上见到,比如,《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打出“美国国会议员呼吁人们加强对中国的理解”的标题,下面附上国会议员西蒙"G奥维兹(Simon Orvitz)的厥词:“中国的发展真是突飞猛进,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哪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与中国相比。”当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代表来中国访问时(无论以何种标准,这里连人类都不适合居住,更甭提动物了),北京政府办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幅照片:基金会的代表们坐在一个支援中国申办奥运会的标语横幅前,拥抱着吉祥动物熊猫。
  • 国会代表团的成员从他们的座位上站起来,四下张望,好像不知道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做。总之,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下一个活动上去了,在行程安排中可能还包括观看中国小学生关于爱护环境的歌唱表演。
  • 早餐在继续。我们也会就他们早先会晤几位中国政府官员的情况表示某种试探,目的是借机显示我们对中国政要颇为了解。我们透露些少量与中国某些官员相关的小道消息,就像中餐馆提供的小菜。不需要特别强调,点到为止就可以,我们知道各自的地盘,他们心里也明白,于是提问开始了。他们提出的绝大部分问题仍未能跳出“七大必问题目”的范围。事实上,他们的提问不外乎“寻求保证”的模式:“你如何能保证西藏的状况(或者是对台湾的军事恫吓,或者是人权状况等)在得到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后将得到改善?”
  • 清晨时分的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初升的太阳把光线洒在可以供二十人就餐的大宴会桌上。当中国服务生端著盛满水果和糕点的大盘子小心翼翼地来回穿梭时,客人们开始鱼贯入座,他们都是一些屈指可数的美国各大公司驻华首席商务代表,诸如波音、大通曼哈顿,也许还有福特,以及美国国会代表团的所有成员。
  • 我非常感谢那位接受我采访的电脑软体工程师。他对我很生气,因为他觉得我是在戏弄他。我试图让他平静下来:“你说的确实没错,但更重要的是,在北京,他们说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得到美国资助的,就是说,你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经济利益。在对你的采访中,你不能不对此进行反驳。法轮功是一个清贫的组织,它没有任何的政治野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传媒机构偏向的是受害者,法轮功就是真正的受迫害者。”
  •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官方关于法轮功报导的限制解除了。魏的几个工作人员冲进了我的办公室喊道:“伊森,电视上在报导关于法轮功的事情!”我赶紧到接待处,看到中央电视台做的紧急新闻报导。节目主持人很不自然地瞪着大眼睛,用高了几度音阶的声音严正指出,法轮功是非法的。中国公民禁止在公共场合或者是自己家里炼法轮功。正当我们盯着萤幕时,窗外传来大功率广播车的高音喇叭宣传。富华大厦和整个北京城到处都充斥着这种声音,宣布法轮功是一个非法组织。魏的几个女职员开始神经质地笑着,双手捧着她们的脸,嘟哝著说,自从文革结束后就再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
  • 一年后,我在中国世界贸易中心的席琳.狄翁(Celine Dion)商店旁遇见了毛和他的妻子。毛现在是“同走一条街”的主持人,但他看起来很沮丧,称那是一个“多么愚蠢的节目”。毛的妻子认为这只是暂时现象,过一段时间,关于美国和中国独立电视制作方面的禁令终会解除的。其他的电视制作人偷偷告诉我,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暴行。直到那时侯,电视上播放的都是“在线电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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