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新中国》第四章 理想中的黄金国(24)

伊森‧葛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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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侨民住在什么地方跟他们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从北京东北面的首都机场开始,一直到五环路外,当你仔细观察,在高速公路的两旁你能看到一派乡村的景色:被树林分割开的田野,贫穷的农村和少得可怜的耕地,破旧的厂房,然后你的视线被高墙隔断,里面是不断在增加的大量外国侨民的住宅。美国的商务代表就住在这样的地方。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利用美国企业的基础来发展个人事业,虽然他们被视为外国侨民中的佼佼者,但许多人还是选择住在这种便于搭机旅行的房子。这些房子集中在首都机场高速公路两旁的空地上,远离喧嚣的北京市中心,龙苑别墅便是其一:

在风景如画的顺义县,毗邻著名的京郊高尔夫俱乐部和骑术训练场。为您呈献十四种设计风格迥异的二百三十一栋豪华别墅。北美风格式的建筑,宽敞的全景住宅,加上无边的景色,演绎出和谐的美感,对崇尚完美的人有着极大的诱惑力。社区不动产管理团队将全心全意地为住户提供上完美无瑕的服务。

在这些被欧式建筑风格高墙环抱的广场里,有精心修剪的草坪,备有氯气消毒游泳池的健身俱乐部和出售各种西方货品的商店,以及大批的警卫。这些住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资本支撑著外国侨民社区,在某种更大的程度上,他们也支撑著中国自己。

理论上来说,大企业家们在中国投资后就没有必要再证明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但实际上,许多企业都有当地合伙人,这些人常惹出麻烦。即使经营的是外资而不是合资企业,也躲不开中国政府部门和官员的干预,他们掌握著(或者说控制着)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进口结关证、关税、税收、房地产和基建审批权等,清除这些障碍的唯一办法就是未雨绸缪。最后,你不得不与某位部级的高官建立关系,而且还要做两件事情:一件是为高官,另一件是为中国(为高官打掩护)。比如,富士施乐(Xerox)和通用公司(GM)帮助北京争取主办奥运会;或者星空电视(StarTV)的执行总裁梅铎次子詹姆斯.默多克出席在比佛利山的比尔克恩学院举行的公开论坛时称法轮功是一种“危险的”和“迷信世界末日的宗教”。凡事贵在坚持。如果你不能参加美国商会每年为感谢中国官员而举行的“美国商会感恩晚宴”,那么这将对你事业的发展带来坏处,并失去很多机会(曾任英国商会主席的贝彼得,曾就座位安排引出的纠纷在类似的宴会上为英国保险公司的老板们劝架)。

从北京首都机场和五环路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到市中心的路上,耸立着一系列广告招牌:诸如朗讯(Lucent)、摩托罗拉和西门子(Siemens)等,这些广告招牌压在一排行道树之上,把这些公司的意图表现无遗。防沙林后面是一排用砖盖起的平房、自行车和缺乏动力的面包车--陈旧共产主义中国的残渣。然后,在五环和四环路之间,一片片混凝土公寓住宅出现在眼前,好像一个遭受地毯式轰炸后的大城市正在进行重建。其中一些是外国侨民的公寓,这些小区效仿香港风格,不同的建筑群使用不同的色调加以区分。小区的边上是小商店、意大利餐厅和营业至深夜的咖啡屋,它们都是中国人开的,瞄准的消费群体就是住在这里的外国人。在这儿住的都是劳工阶层和野心勃勃的、想着有朝一日能成为大资本家的美国青年。从他们位于首都机场和紫禁城之间的位置来看,他们不打算在北京久住。他们喜欢快节奏的现代中国,许多人可能很快被派往纽约、东京、香港,或者至少是上海等地方。因为他们都处于管理层以下,住在四环路边上的美国劳工阶层不需要去证明什么,只需与他们年轻的中国同行一样--厌恶政治,唯公司高层的命令是从。在所有外国人的社群中,他们是最自由的,因为,艾德和他的同类不会跟踪他们。

如果你进入三环路以内,展现在你面前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北京。极权统治下的拙劣作品:标有国际东方文化交流贸易中心等诸如此类的建筑群;有专人警卫的景点:为高干子弟开的餐厅、行人地下通道兼防空洞、名字叫“成功”之类的性俱乐部、大铁门上标有某路某号的共产党机关和国营的外国人住宅区。这就是北京疯狂的城东地区,荒诞无常、腐败糜烂。到了夜晚,你的感受会尤其真切:被灯光照得血红的建筑物、坦克为特别节日进行演练、穷困潦倒的北朝鲜大使馆经营的冷面馆以及太空九号俄罗斯迪斯可。贫穷和粗野弥漫在这个缺乏管制地带的各个角落,甚至偶尔还会爆发疟疾,就像不断扩大的丛林在蚕食分崩离析的巴西利亚广场。

这里是大多数长期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的居住地,他们是中国真正的朋友:维持美国驻华商会和美中贸易委员会运作的商人、律师和顾问,正是这些人每年在游说国会,并为中国引入大量的投资。他们住在新落成的高层建筑里,其中有些人还能在租金方面得到小优惠;交换条件是允许将他们的名字和照片印在宣传单上,以此来吸引中国的暴发户。房间里配备了最新的家用电器和大萤幕超薄彩色电视,与其配套的是高档仿古家具,包括宫廷式的配有四根立柱的睡床,这一切反映出这些外国人意在中国久居。外国记者和使馆工作人员也住在这里,许多住在外交人员公寓,这些楼房布满了天安门镇压期间自动武器射击留下来的弹孔。尽管楼房的外表看起来简陋,但里面房屋的面积非常大,而且位于市中心,视野开阔,一览无遗,只是墙壁里布满了大量的窃听器。

居住在三环路内的外国人一般对现状都不抱持批判态度,他们认真经营在中国的事业并拥有深厚的专业背景:如互联网分析员彼得.劳夫洛克,历史学家福里达.莫克,以及一些记者等等。在所有的外国人群中,也许你会猜测外国驻华记者都会拒绝成为中国的朋友,他们会对中国状况的改善,以及美国的商业和文化促成这一改善的主要因素持尖锐的怀疑态度。但是,在北京我看到的批评和调查性的报导比我意料中要少得多。

白克尔(Jasper Becker),《南华早报》驻北京办事处前主任,是一位专门揭露中国真相的作家,著有《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揭露了毛泽东制造六十年代初中国大饥荒的真相。他在书中指出,根据相关统计,在那段时期总共有四千万中国农民死亡。他查阅了官方文件,采访了逃荒到香港的难民;但更重要的是,他一箭中的,证明毛泽东是这场大饥荒的始作俑者!他亲自到最偏远贫穷的省区,历时数月,对大饥荒的幸存者做面对面的采访。

当我第一次遇见白克尔时,我称赞该书写得非常感人。但是他看起来好像有点无所谓,有点不当回事,“我的任何一个同行都可以写出这样的书,只不过他们不愿意去做罢了。”

(待续)

转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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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龙安志的中南海》一书以中国的权力中心命名,听起来分外庄严,但部分章节使其看起来在刻意吹捧中国领导人。
  • 第一种,夏皮罗和李敦白式。即紧紧跟着党走,永远为党的目标奋斗。但这不仅仅是动动嘴皮子,经过了五十年的历练,中国领导人虽然在处理公共关系方面还是生手,但却能熟练地判断出一个西方人所说的话的可信度是多少。
  •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与世隔绝和党内斗争,顾不了广泛利用外国人为中共利益服务的这一策略,直到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将夏皮罗等人从“国际友人”贬为“极左人士”(指没有紧密跟随党的新路线的人)。现在,中国之友的定义取决于能否带来金钱(或者至少能否带来技术、政治上的信誉);因此,能够得到回报的标准从以前的意识形态方面对中共的忠诚,转变为能否积极拉拢到具有商业、政府或军队背景的外国人。政策也有了新的变化,随着对外国人旅行诸多限制的取消,大批的美国人开始涌入中国,去重新探索这个古老的国度。
  • 在中国很容易结交朋友。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我在北京城的西北部遇见了艾德。
  • 首先是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在这个没有法制、腐败猖獗的社会中,尤其是面对如此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美国商界绝不会忽略中国政府部门。事实上,要想在中国获得营业执照--即加入游戏,不仅仅需要与上面人士拉关系,还需要与几个下面的人士同时打通关系,通常包括一些地方官员。一个公关公司如能吸引具庞大人脉且有相当级别的前政府官员加入(用我们的行话),就能为公司加分。一些像摩托罗拉、斯科和柯达等大公司都有专门的强大的工作部门负责与中国内部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但这只是例外。大多数公司需要透过我们去与中国官僚队伍建立关系和依赖我们的策略分析。很公平地,我们从中抽取佣金。
  • 中国政府将这种花言巧语当作证明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工具。每天都可以在报纸上见到,比如,《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打出“美国国会议员呼吁人们加强对中国的理解”的标题,下面附上国会议员西蒙"G奥维兹(Simon Orvitz)的厥词:“中国的发展真是突飞猛进,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哪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与中国相比。”当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代表来中国访问时(无论以何种标准,这里连人类都不适合居住,更甭提动物了),北京政府办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幅照片:基金会的代表们坐在一个支援中国申办奥运会的标语横幅前,拥抱着吉祥动物熊猫。
  • 国会代表团的成员从他们的座位上站起来,四下张望,好像不知道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做。总之,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下一个活动上去了,在行程安排中可能还包括观看中国小学生关于爱护环境的歌唱表演。
  • 早餐在继续。我们也会就他们早先会晤几位中国政府官员的情况表示某种试探,目的是借机显示我们对中国政要颇为了解。我们透露些少量与中国某些官员相关的小道消息,就像中餐馆提供的小菜。不需要特别强调,点到为止就可以,我们知道各自的地盘,他们心里也明白,于是提问开始了。他们提出的绝大部分问题仍未能跳出“七大必问题目”的范围。事实上,他们的提问不外乎“寻求保证”的模式:“你如何能保证西藏的状况(或者是对台湾的军事恫吓,或者是人权状况等)在得到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后将得到改善?”
  • 清晨时分的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初升的太阳把光线洒在可以供二十人就餐的大宴会桌上。当中国服务生端著盛满水果和糕点的大盘子小心翼翼地来回穿梭时,客人们开始鱼贯入座,他们都是一些屈指可数的美国各大公司驻华首席商务代表,诸如波音、大通曼哈顿,也许还有福特,以及美国国会代表团的所有成员。
  • 我非常感谢那位接受我采访的电脑软体工程师。他对我很生气,因为他觉得我是在戏弄他。我试图让他平静下来:“你说的确实没错,但更重要的是,在北京,他们说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得到美国资助的,就是说,你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经济利益。在对你的采访中,你不能不对此进行反驳。法轮功是一个清贫的组织,它没有任何的政治野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传媒机构偏向的是受害者,法轮功就是真正的受迫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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