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新中国》第四章 理想中的黄金国(25)

伊森‧葛特曼

《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中译本,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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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去做的个人原因可能因为他们是身在中国的记者,但还是可以做出下列归纳。在中国做新闻报导也许没有像在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那样困难,但是CNN的报导还是经常遭到封杀,记者被拒发入境签证,想要进军中国的大传媒机构要非常注意自己的立场(比如,白克尔和林和立同为中国方面的专栏作家,但当《南华早报》决定开创中国市场后,他们都被解聘了)。因此,新闻机构在北京不得不规范他们记者的“操行”。他们用正面消息(《纽约时报》对中国首次地方选美大赛的报导)来冲淡负面新闻(《纽约时报》揭露爱滋病在中国一个内陆省份蔓延的情况)。他们把那些看起来好像是要把西方的人权和民主观念灌输给中国的语句删掉(这些语句不“客观”)。

一位美联社记者向我骄傲地说,只要他一觉察采访对象流露了愤怒或报复的“动机”,就立即打住。这就意味着在中国,许许多多有意义的新闻题材永远失去被审视的机会。

北京的外国记者不仅要对付他们老板的删节和中国政府的监视,还必须在一个难以获取真正资讯(统计数位、公众态度、所有权、投资规模、消耗和利润甚至包括规范用语等诸如此类的新闻报导最基本的要素)的环境下工作。记者们不得不像美国商务代表那样在中国政府官员前毕恭毕敬,只报导一些日常的大众化新闻。记者和商务代表在这方面都学乖了。在一次西方商业代表的游说成功后(中国政府放宽了对编码技术的政策),我问美国驻华商会主席提姆.斯特拉特福(Tim Stratford),为什么在论功行赏时,对我所在的公关公司(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只字未提。斯特拉特福把我的话给顶了回来:“在这个地方,你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你在做什么!”美国卫星公司休斯(Hughes)和劳拉尔(Loral)发生丑闻后不久,在美国大使馆的一次聚会上,一位来自休斯的代表吹嘘著(确切地说,应该是喊叫),如何封杀了一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因为该名记者写了一些他不喜欢的文章。事实上,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新闻,只要出现一则对中国政府或者对美国在华商界造成威胁的有力度和深度的新闻调查报告,该名记者得到的回报就是被列入黑名单。

当你步入二环路,你就进入了北京的老城;喧闹的声浪逐渐消逝,尤其是在胡同的居家里面,这会使你想要寻求异国风情的愿望愈发强烈。外国人是不允许进入中国普通百姓家的,直到最近,这个禁令才被解除。在整个九十年代,野心勃勃的外国青年为了低廉的租金和体验真实的中国,冒着被警察发现的危险租住在破落的住宅楼里和新胡同住宅区,甚至搬到连热水都没有的老式院落里。他们属于最新的一类外国侨民:其中包括刻苦学习汉语的外国青年,异国夫妻、前卫艺术家、以及各式各样的人们;他们不愿意花钱坐计程车,有些人还宣称他们乐于使用大众交通工具--公共汽车、地铁和自行车。许多外国青年确实把促进中国艺术、音乐或其他方面文化领域的发展当作自己的事业;比如支援北京奥运会,既是为中国做贡献,也是为个人发展。这些追求新奇的外国青年大都在大学时期被教导,当遇上声明自己是受害者的人时,要避免使用西方的价值观或干脆不用任何价值观来判断事情。

中国宣称自己是受害者,可以接受一个正在改变的中国以及承认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但只要中国的国力不如美国,有关中国的崛起是否真的对世界造成威胁就不值得探讨,因为那种讨论会被认为有霸权主义倾向。面对每天要与中国朋友和恋人相处的压力,美国青年们很快找到了一种不触犯周围人们脆弱情感的中国式的圆滑。那就是表现出随和忍让的姿态,注重强调不同文化冲击带来的乐趣--要么拥抱这个浮躁的世界,要么孤独一人。(注:一些为数不多的、来自美国的年轻人,在中国的制度下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受到政府部门、军队首长和高干子弟的庇荫。一位来自英国的年轻淘金者非常隐涩地告诉我,他如何成功地将武器零件走私到北韩;一个美国人则虚伪地向我抱怨,他花费了不少时间在国际航班上,只因为要把好莱坞最新发行的影片带进中国,以供中国人翻制成VCD或DVD出售;有一些人无法有更好的发展,干脆搬回北美。大山,从加拿大留学生变成中国娱乐界名人。他因为在电视节目上戴假辫子而受到全中国计程车司机的喜爱,也因为愿意在天安门镇压后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而得到中国政府的青睐。)

作为一名新来者,我也想融入中国。就在我开始为公关公司工作后不久,收入的增加使我具备了到北京胡同里居住的条件。菊尔胡同紧挨着鼓楼,在紫禁城的北边,这里的住户百分之十是外国人,是中国最早对西方人开放的地方之一。在北京市前市长和瑞典方面的援助下,菊尔胡同被建成一条既保持了老北京风格又设有高档住宅设备的混合体;建筑物一般只有三、四层楼高,融入了新式的东方建筑元素,大部分的厕所都被设计成中国传统的蹲厕。整体融合了具有东方特点的IKEA(瑞典家具品牌)设计风格,因此大部分的公寓显得高雅体面;但是在社区的中间位置,却有一家专门卖罐焖狗肉的地下餐厅。

要想找到我们住的地方必须穿过几条老旧的胡同小巷,来到菊尔胡同的入口。这里停满了自行车,洗好的衣物挂得到处都是。你要从左边走上楼梯,如果你不小心沿着楼梯朝下走(我曾经犯过一次这样的错误),就会看到一排排阴冷潮湿的房子,里面摆满了铁架床,仿佛是运送奴隶的船舱,里面住的全都是中国的民工;他们算是比较宽裕的了,至少不用睡在建筑工地的帐篷里。我经常对站在楼梯上,用海绵从铝盆里汲水洗澡的民工惊讶不已。

走上楼梯,看到的是一个破旧的旅馆,比地下室好不到哪里去。二楼的房间条件稍微好一些(但晚上就寝还得把白天收起来的床拉出来,地板会被磨得吱吱响)。三楼和四楼就是我们的住所:一套复合式铺着木板地板的住房,两条露天走廊和一间温室;房子的面积不大,但是收拾得很俐落,最大的优点就是视野良好。北京是一个在规划中不断被推倒和重建的城市,除了几根电线杆和屋顶有小耳朵的派出所外,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鼓楼和它的姊妹--钟楼,作为这个满清城市的城墙,它们从十五世纪到现在就未曾改变过。

(待续)

转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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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国侨民住在什么地方跟他们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从北京东北面的首都机场开始,一直到五环路外,当你仔细观察,在高速公路的两旁你能看到一派乡村的景色:被树林分割开的田野,贫穷的农村和少得可怜的耕地,破旧的厂房,然后你的视线被高墙隔断,里面是不断在增加的大量外国侨民的住宅。美国的商务代表就住在这样的地方。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利用美国企业的基础来发展个人事业,虽然他们被视为外国侨民中的佼佼者,但许多人还是选择住在这种便于搭机旅行的房子。这些房子集中在首都机场高速公路两旁的空地上,远离喧嚣的北京市中心,龙苑别墅便是其一:
  • 《龙安志的中南海》一书以中国的权力中心命名,听起来分外庄严,但部分章节使其看起来在刻意吹捧中国领导人。
  • 第一种,夏皮罗和李敦白式。即紧紧跟着党走,永远为党的目标奋斗。但这不仅仅是动动嘴皮子,经过了五十年的历练,中国领导人虽然在处理公共关系方面还是生手,但却能熟练地判断出一个西方人所说的话的可信度是多少。
  •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与世隔绝和党内斗争,顾不了广泛利用外国人为中共利益服务的这一策略,直到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将夏皮罗等人从“国际友人”贬为“极左人士”(指没有紧密跟随党的新路线的人)。现在,中国之友的定义取决于能否带来金钱(或者至少能否带来技术、政治上的信誉);因此,能够得到回报的标准从以前的意识形态方面对中共的忠诚,转变为能否积极拉拢到具有商业、政府或军队背景的外国人。政策也有了新的变化,随着对外国人旅行诸多限制的取消,大批的美国人开始涌入中国,去重新探索这个古老的国度。
  • 在中国很容易结交朋友。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我在北京城的西北部遇见了艾德。
  • 首先是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在这个没有法制、腐败猖獗的社会中,尤其是面对如此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美国商界绝不会忽略中国政府部门。事实上,要想在中国获得营业执照--即加入游戏,不仅仅需要与上面人士拉关系,还需要与几个下面的人士同时打通关系,通常包括一些地方官员。一个公关公司如能吸引具庞大人脉且有相当级别的前政府官员加入(用我们的行话),就能为公司加分。一些像摩托罗拉、斯科和柯达等大公司都有专门的强大的工作部门负责与中国内部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但这只是例外。大多数公司需要透过我们去与中国官僚队伍建立关系和依赖我们的策略分析。很公平地,我们从中抽取佣金。
  • 中国政府将这种花言巧语当作证明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工具。每天都可以在报纸上见到,比如,《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打出“美国国会议员呼吁人们加强对中国的理解”的标题,下面附上国会议员西蒙"G奥维兹(Simon Orvitz)的厥词:“中国的发展真是突飞猛进,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哪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与中国相比。”当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代表来中国访问时(无论以何种标准,这里连人类都不适合居住,更甭提动物了),北京政府办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幅照片:基金会的代表们坐在一个支援中国申办奥运会的标语横幅前,拥抱着吉祥动物熊猫。
  • 国会代表团的成员从他们的座位上站起来,四下张望,好像不知道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做。总之,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下一个活动上去了,在行程安排中可能还包括观看中国小学生关于爱护环境的歌唱表演。
  • 早餐在继续。我们也会就他们早先会晤几位中国政府官员的情况表示某种试探,目的是借机显示我们对中国政要颇为了解。我们透露些少量与中国某些官员相关的小道消息,就像中餐馆提供的小菜。不需要特别强调,点到为止就可以,我们知道各自的地盘,他们心里也明白,于是提问开始了。他们提出的绝大部分问题仍未能跳出“七大必问题目”的范围。事实上,他们的提问不外乎“寻求保证”的模式:“你如何能保证西藏的状况(或者是对台湾的军事恫吓,或者是人权状况等)在得到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后将得到改善?”
  • 清晨时分的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初升的太阳把光线洒在可以供二十人就餐的大宴会桌上。当中国服务生端著盛满水果和糕点的大盘子小心翼翼地来回穿梭时,客人们开始鱼贯入座,他们都是一些屈指可数的美国各大公司驻华首席商务代表,诸如波音、大通曼哈顿,也许还有福特,以及美国国会代表团的所有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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