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新中国》第六章 谁扼杀了中国大陆的互联网?(38)

伊森‧葛特曼

《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中译本,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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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十月,中共当局开始建造互联网上的三峡大坝。国务院命令网路服务商记录所有中国大陆用户的资料,包括电话号码、上网时间和最近六十天的浏览纪录,这样一来,原本隐姓埋名的预付网卡瞬间失去了这一优势,电话号码或者与电话号码相联的姓名为追踪提供了方便。十一月关闭了所有商业新闻网页。十二月全国人大宣布所有未经审批的网路政治活动皆属非法。二○○一年一月规定在网路上传播有关违反人权内容的报导属于泄露“国家机密”。二月设置了“网上110”软体,阻止任何试图浏览“迷信、色情和暴力”网站的尝试,同时对这样的用户进行监控。三月监控系统开始启动,新浪、搜狐和网易等网站聊天室围绕江西学校爆炸案展开的讨论,包括成千上万的讯息和相关电子邮件全部消失了;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宣布一种搜集网路上所有流通资讯的“黑匣子”即将投入使用。四月逮捕了使用网路进行活动的民运人士,取缔网咖的行动在全国展开。幸存下来的网咖必须安装监控软体并雇用人手对上网人士进行监视(重庆的公安局和当地软体公司甚至联手建立自己的过滤系统,向用户征收五十美元的费用,一份网咖和商家根据法律的规定要交纳的“保护费”)。发往西藏的电子邮件,假如能到的话,现在需要三天,而涉及法轮功内容的邮件完全被删除。

  朱镕基在一九九六年曾经说过:“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可放过一个”。二○○一年春天,中国大陆互联网速度会因为一些特殊的日子而变得极其缓慢,比如说四月二十五日(法轮功中南海上访周年纪念日)和六月四日(天安门事件周年纪念日)。这是因为实施监控和动态路径过滤所致(根据可疑迹象阻断一些用户上网)。

  如果说这就是长城2.0版,那么到二○○一年夏天,互联网这一新兴经济已经开始萎缩。成千上万个企业蓝图和经商计划以及中国大陆年轻一代理想主义者为融入全球经济所构思的设想都无声无息地死于这把刀下。

  十月,美国总统乔治.布希启程飞往上海,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他其实是进入一个互联网警察帝国。也许是为了改变外界对中共的负面批评,或者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中共当局临时解除了对国外媒体网站的封锁。当布希的飞机一离开地面,封锁再次恢复。在二○○二年二月布希访问中国大陆期间,所有关于建议中共放松对互联网控制的议题都以反恐为理由给否决了。(什么反恐呀,是反控吧?)

  中共对互联网的镇压有其迫切的原因,但反恐却不是其中之一。目睹中共领导人权力交接的难产、《天安门文件--六四真相》的出版、法轮功网路化的传播和北京市街头上的躁动,就知道这一切如果不是源自民主思想,那么至少也表现出人民对更多言论自由的现代社会向往和追求。中国大陆互联网在国际上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旅行社在广告中吹嘘的网上支付系统虚假骗人(真实情况是旅行社雇用青少年在北京城里骑自行车去收钱和传送机票);模仿西方网站;聊天室充斥着低俗下流语言。中共当局需要疏导这些趋势,即使不能使他们朝着效忠共产党的方向发展,至少也要保持某些原始且狭隘的中国式自豪吧。

  他们接下来可能还有更多精心策划的举动。毛主席很明白欲擒故纵的道理,他的继任者们推广“百花齐放”,也让互联网轻松一时,目的是暴露那些不满共产党统治的人。当然,也是为了能够引进西方投资以及美国在监控、加密、防火墙和病毒方面的技术。

  美国商界对中共镇压互联网不予重视,并为其辩解,认为美国的企业、图书馆和大学也都安装了网上过滤系统,以防止员工接触色情和赌博网站。其基本观点完全与中共当局的对外口径一致,那就是中国大陆人民认可这种网上限制和监控,甚至发生在自己的家里,他们也不反对。这是因为他们明白要以社会稳定的大局为重。然而,最近中国大陆的一个秘密调查报告显示,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中国大陆上网者曾透过代理服务器绕过防火墙,匿名漫游于互联网。
 
 中共对互联网的镇压没有全面明确的警告和惩罚措施。模糊的规则和任意逮捕捕,对网页、聊天室以及像“伟酷”这样的网页都造成无形的内在压力(这种镇压从某种角度看是在鼓励“网路企业家”趋炎附势,溜须拍马)。彼特.拉洛克解释说:“我们都在自我审查。每两星期,我们都会把我写的专栏文章交给审查委员会。我们非常担心有一天打手们会从门口冲进来。”彼特.拉洛克是北京互联网上的搞笑能手,但他在对我说这番话时收起了平时诙谐讽刺的口吻,显得神情严肃。“互联网就像一个巨大无比的弹弓,会把中国大陆弹射到超级大国的位置上。”彼特.拉洛克是对的,我们花钱,出技术,建造了我们想像中的特洛伊木马,并把它推到了中国大陆,但是,我们忘了给它做个暗门。

  假设一个中国大陆用户正在搜索一条未经封锁的新闻或者是一个含有民主内容的网址,可能他要寻找的是关于台湾大选的消息,或者可能是《大参考》,或者是BBC关于中国领导人的新闻;他甭想办到。如果真成了,反而会让人感到紧张,因为他进入的网站可能是一个国家安全机构设下的圈套,不是为了收集网路垃圾而是为了国家安全;他在网上做的一切都在暗地里成为对他不利的证据。要是色情内容,执法的选择空间极大,但顶多判两年监禁。要是政治内容,那就麻烦大了。在聊天室里胡吹猛砍对中共当局威胁不大,但企图把持有相同看法的上网者组织起来,等待的是永久性的失业、失去家庭与自由。那位在网上论坛打出“推翻共产党”的中学教师还是非常幸运的,仅以传播色情为由被判处两年监禁。
  这些令人感到压抑的发展趋势被两种噪音所掩盖。一种来自中共媒体对互联网经济的炒作;另一种出自西方分析家的著书立说,他们的生存依赖于这种经济的持续增长。
(注:我看见过许多美国驻华记者和商人脸上挂着会意的微笑,对他们家乡无知的友人保证,中国大陆网路的个人用户仍然可以绕过防火墙。这一点他们说对了,因为确实存在一些勇敢的网上异议人士。法轮功学员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会巧妙避开当局的监视,维持与其他法轮功学员的联系。他一定有不少工具。他的防火墙软体可以识别公安局用于追踪的电脑,他有不同的网路账号,两至三条电话线,可能还有不只一个硬碟来掩饰他的网上身份。中国大陆的地下基督教运动正在努力地与外面的基督教世界保持网路上的联系。其孤立的情况还没有发展到绝对的地步。众所周知,网上英语课程经常会引用圣经上的语句,这也是应中国基督徒的要求安排的。但也有游离于系统之外的局外人,主要来自大专院校,他们有专门的技术和功夫去进入那些所谓的“非法”网站,尽管如此,他们也不会利用那里的材料搞什么名堂。就像芝加哥大学的杰克.戈德史密斯所说的那样:“规则的作用只是提高取得资讯的成本”。对绝大多数网路用户而言,设备、毅力和可能引起的可怕后果,都使成本变得奇高无比。)他们指出,在数以万计网咖被警察取缔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又冒出许多新网咖;然而,网咖再也不安全了。

  蒋永宏(Jiang Yonghong),一名来自重庆三十四岁的工程师,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至二○○○年九月,被迫接受劳教;在被释放后不久,蒋又因为二○○一年一月在网咖浏览法轮功网页而被捕,六月被再次宣判劳动教养,但根据法轮大法新闻中心提供的消息,蒋在去劳改农场之前就已经在拘留所被活活打死。
  
我有一个朋友叫夏雷(Shai Oster),曾是美国《亚洲新闻》周刊编辑,一次他在一个偏远省份的网咖上网。他用自己的中文别名登录网站,只是想查看自己的电子邮件,不一会,老板就叫他离开。令人感到可怕的不仅是因为他们发现他是一个记者,他们还叫出他的英文名字。
 
  一九九八年到北京后不久,我在中国电视制作公司自己的办公室用匿名上网,通过一个本端服务器,打开Hotmail电子信箱(这个浏览器自带的信箱,在理论上是不容易被监控到的)。一位美国本土朋友在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上贴了一则新闻,我对它的标题并不感兴趣,这是关于在某个偏远的省份又处决了一个毒枭。但令人奇怪的是,在“中国”、“动荡”、“劳工”和“新疆”等几个词语的下面都出现了中间色调的双括弧,好像它们被过滤系统选中似的。当我向那位朋友问起这些括弧时,他搞不清楚我在说什么。当时,我猜想我看到的可能是一个小故障,可能是中共国家安全机构的中央电脑关键字搜索程式遗留下来的痕迹,而电子清洁工可能忘记了把它们清除掉。或者是我的信箱被中共安全机构挑中作为检查的目标?(在公安局工作的网路工程师证实,那里经常使用这两种方法)我当时没有意识到,他们使用的信箱检查技术可能出自某个在中国大陆经商的西方公司之手。现在回想起来,我意识到邮件出现的双括弧并不是一次电子故障,确切地说,它是一个故意发出的警告,相信那些精明的中国大陆网民会立刻觉察出来。

  它起作用了!我不是个异议人士,但在北京上网令人焦虑和沮丧。我开始注意到电子邮箱的其他怪现象,比如我确定没有看过的邮件,Hotmail却显示它们已经被打开过。因此,我只好遵从中国朋友的建议:写邮件的时候,起始句和末尾句谈一些无关痛痒的主题,比如天气或正在上映的电影;在邮件的正文,则是小心避免使用敏感的政治字眼,如果我不得不写“法轮功”或者是关于中共领导人的内容,我会颠倒字母的顺序或者在单词之间插入空白把它们间隔开来。我经常清理电脑的暂存区,以免别人轻易地从我的上网记录上得到相关资讯。我还同时有几个使用不同别名申请的、有不同功用的电子信箱账户。我使用一种收费较昂贵的拨号上网服务--吉通,据说这家网路上的监控很松。

  二○○一年,在中共实施互联网管制之前,网民可以透过代理服务器不受控制地上网浏览,也就是连接另外一台电脑,将其作为中继站,从而隐藏上网痕迹,绕过防火墙,逃避政府的监控(我经常使用代理服务器浏览美国新闻网站和《南华早报》等亚洲地区的报刊)。在中国大陆,最热门的搜寻字眼不是“布兰妮(Britney)”或“波霸(Hooters)”,而是“免费”和“代理服务器”,这一点也不奇怪。二○○○年的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有10%的中国大陆网民(相当于二百万的用户)承认,他们经常透过代理服务器上网(25%的用户承认他们偶尔会使用代理服务器;但另外5%的用户居然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实属罕见)。因此,据推断,使用代理服务器上网的用户约在30%至40%之间。中共当局也“学油了”,它发现了这种情况,麦克.罗宾逊这样形容。

  二○○一年春天一场整肃代理服务器的运动开始了。不知中共当局从哪儿搞来一种可以追踪代理服务器的系统,以前锁定代理服务器提供者要花上两个月的时间,而现在几乎可以即时关闭他们。如果一名用户疯了似地在网上搜索未被关闭的代理服务器的网址,并最后终于发现一个没有被封锁的,这么一来反而在帮政府收集黑名单。据传当局设置了假冒的代理服务器,诱使那些用户登录,并对他们做进一步的监控。即使你认为中共当局没那么精明,很多人还是愿意谨慎小心,照经验办事:如果你在想要进入的网站出现十次登录失误,那么这就足以引起公安局对你的网路活动的关注。正因如此,没过多久,我的很多中国朋友干脆放弃了翻越防火墙的尝试。

  西方记者几乎没有对中共当局扫荡代理服务器一事做任何报导,而报导的题材都是什么资讯产业经济如何迅速发展、中国大陆网路企业家如何了不起或者中共当局为推广互联网“服务”致使地方政府设置了网页来展现政府对民众负责等诸如此类的事情。然而强迫人们放弃使用匿名登录,禁止人们浏览被禁止的网站,这是中国大陆互联网出现的一个令人不安的变化,对中美关系来说也是如此。这对中国大陆用户观察EP-3“间谍飞机”等重大事件的态度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待续)

转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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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11恐怖攻击发生之后,非常规战争袭击手段(包括电脑病毒攻击)有增无减,北京当局与西方商界之间的合作呈现了新的特征。二○○一年发生了一起臭名昭彰的事件,美国网路联盟(Network Associates)(即McAFee病毒扫描程式制造商)、赛门铁克(Symantec)(诺顿防毒软体)与东京的趋势科技(Trend Micro)通过为中共公安部门捐献三百多种电脑病毒而获准进入中国大陆市场。这三家公司在中国大陆防毒市场占有率高达百分之七十四,并拥有绝大部分目前已知的电脑病毒资料。就像人类的病毒,电脑病毒也很难控制,因此防毒公司对待病毒的作法很像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即隔离起来,只允许少数得到国际性研究机构授权的研究人员接触病毒的资料(如此说来,那就只有电脑病毒研究中心才能得到授权)。
  • 西方企业原本估计,这个新规定是中共内部权力之争导致的一个副产品,大家都希望国家密码管理委员会很快消失,退回到原来不闻不问的状态。但是在二○○○年一月,委员会向所有在华外国公司发出最后通牒:在三十一日前必须要进行注册,否则将面临财产充公和起诉。
  •   当中国大陆互联网之父可不是件容易事。孩子们跑来跑去,船桨拍打着湖面,空气中弥漫着烤羊肉的味道;而麦克.罗宾逊这位年轻的美国电脑工程师,僵硬地坐在什刹海前的岸边,面对空无一人的咖啡馆,低声说着中国大陆互联网受到管制的事:“哪个更好呢?极权监控式的互联网?还是根本就没有互联网?”
  • 我自己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果美国公司想要在今后减少与北京官僚们产生潜在摩擦,从而避免支付有一定风险的“关说”费用,那就要考虑多种绕着走的办法。
  • 共产党把自己改头换面,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的政党,为了避免承认过去三十年的所为都是错误的,他们自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外国侨民,我认为这句话有双重讽刺意味。在商场上,中国特色代表着彻底贪污腐败;我开始注意到美国公司里出现的一些显著的中国特色,在其中的商业专案中,腐败已经趋向内部化。一开始是打擦边球式的:本来只有几杯饮料,但在开销账目上显得多了点,只要你说这是头一轮业务上的应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收据交给财务部门报销。美国人在国内这么做,来到中国后也这么做,当然了,我偶尔也会这样。但这可能发展成系统上的行为。
  • 其他的一些经济指数看起来也很奇怪。就业率保持平稳,在占中国百分之八十人口的农村地区,没有任何经济增长的迹象,而在作为南中国经济和金融支撑点的香港,则出现了负增长。消费指数与事实也不相吻合,当中国的GDP增长在一九九八年仍然被预测为百分之七点八时,空中旅行指数却仅上升了百分之二点二,而飞机票的价格持续下跌。通货膨胀指标却有所改善,从百分之十降到了零。出口指标波动很大,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却在某种程度上连续四年保持不变。
  • 每个美国侨民在某个时候都会到中国的其他地方走走。一九九九年初,我办了一个去香港的短期签证。路过广州的时候,我笨拙的中国生存技巧使自己搭错公车,并一直坐到终点,到了一个火车站。站前的大广场上挤满了成千上百的人,顶着烈日坐在那里。他们头发乱糟糟的,好像已经数月没有洗过头;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专门运送国内旅客的火车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一个警察拉扯著蹲在地上的女商贩的辫子,她摔倒在地上,头重重地磕在水泥人行道上,椒盐鸡腿从她的塑胶袋中滚落出来。几个人擡起头来无动于衷地看着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蹲伏蜷缩在原地,一动不动。
  • 对中国当局而言,仿造美国公司的产品并贴上中国自己的品牌销售并不算违法。(注: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可怕的故事--尽管可能有些夸张:一个外国商人开办了一家合资公司,并在中国农村建了一个现代化的工厂。这名外国商人定期对他的工厂进行巡视,但有一天他因为走错路而迷失了方向。在翻过一座小山后,他看见了自己的工厂,但却是在错误的位置。很显然,他的中国合伙人已经仿造了整个工厂,并把产品打上中国标签后低价出售。)恰好相反,类似的行为得到了默许。像思科(Cisco)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倘若他们在中国的对手华为公司(政府是其后台)要对思科的路径器进行仿造的话,思科基本上是毫无办法的(在华为案件中,他们甚至还仿造了思科的序列号,从而导致了思科采取法律行动)。
  •   我没有任何商业背景,更没有经商渴望。我怀疑公关公司之所以雇我是因为他们把我对政治的一点儿敏锐度、加上善于交际,以及社交上作风老派,混同于具备为公司赚钱的能力。但这些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公司会把我留下来,因为我严格说起来是个金融领域的废物。
  • 再往下,贝彼得还写到:
    中国长期以来非常羡慕新加坡的动态市场经济和由民主政治掩盖起来的一党统治模式。当这个模式的缔造者,著名的李光耀总理,最近宣布要进一步民主化并尽快结束人民行动党的独裁统治时,这对仰慕新加坡模式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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