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闻】援朝志愿军战俘归国后的遭遇

【大纪元6月25日讯】1951年7月10日朝美代表在开城开始进行停战谈判。26日，双方达成停止敌对行为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划定非军事区，以及有关实现停火、休战遣返战俘等具体协议。至1952年5月，双方先后达成关于确定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实行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等协议。但战俘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美方提出战俘“自愿回国”，即允许战俘在“90天的冷却期”里做出自己的决定，可以选择回国，也可以选择留在战争所在国，还可以选择到某一个交战国。中朝方提出无条件交换全部战俘。因无法达成一致，战争又延长了一年，1953年夏季，中朝方接受战俘“自愿回国”协议。朝鲜战争停战最终实现。

按照停战具体协议，双方战俘交换的步骤是：建立一个宽150米的中立区，由国际红十字会负责，中立国印度和瑞典军队担任警戒，双方战俘分阶段被送进中立区后，自行决定去何方，然后到中立区南北边界两边的帐篷中去登记，随后走向朝鲜的南部或北部，这样就确定了每个人的最终选择。

志愿军战俘共2万余人被送往中立区，7千多人选择返回亲爱的祖国，1万3千人去了台湾或其它“联合国军”的国家。北朝鲜10万多战俘近一半回到了金首相领导的北方。

北朝鲜战俘满怀激情回到金首相的北方，然而等待他们的是集中营，苦役和肉体消灭........

忠于祖国的志愿军战俘含着激动的泪水终于回来了,然而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

志愿军战俘归国后的遭遇－－诉说不尽的委屈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志愿军被俘人员在敌集中营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但是人们不知道的是他们中很多人回国后的坎坷经历和令人心酸的遭遇。贺明将军通过调查，在他的《忠诚－－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的坎坷经历》（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版）一书中以大量的事实向我们披露了这段历史及他们的经历。

初到归管处

归来人员回到祖国第一个落脚地点，是辽宁省北部昌图县的金家镇。奉命接管这６０００余归来人员的组织，叫“归来人员管理处”（简称“归管处”），是总部委托东北军区（即现沈阳军区）组建并代管的。

初到归管处的３个月，主要是恢复体力医治创伤和熟悉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现状。归来者在归管处的很长一段时间是进行整训。整训的主要内容，是对被俘人员的政治审查和根据审查的结果进行分别处理。这是“归管处”和“教导团”组建的最主要的任务和目的。政审从１９５３年１１月中旬动员开始，到次年的８月，最后结论处理完毕，共用了近一年的时间。经历了：动员教育；检查交代；作出结论和安置处理四个阶段。

原五四○团文化教员赵国玺在《日记》里记述了所传达讲解的毛主席２０字方针如下：热情关怀－－党和祖国人民，各级领导并没有忘记被俘的同志们，在谈判中首先是这个问题，深知大家受的迫害和摧残。因此，归来后，在物质上照顾，精神上安慰。总之，是热情的，温暖的。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贯彻党的政策，关怀照顾，表扬好的，批评差的。耐心教育－－提高思想，关心前途。前途是光明的。被俘主观客观都有原因，不能埋怨、悲观、怀疑。领导上是相信的，是会妥善处理的，帮助卸下包袱。敌人的欺骗宣传教育影响是深刻的，肃清这些影响，提高觉悟水平。领导上是认真的，切实负责的，希望大家互相帮助，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不能急躁，应付；应相信政策，端正态度，积极解决自己的问题。

弄清问题－－被俘情节，被俘后情形，原部队和旁证证实，群众通过，组织鉴定，主要靠自己。要有一定时间，不急躁。功绩不会抹杀，问题交代了轻快，顾虑隐瞒没有好处。慎重处理－－这里指的是对军籍、党籍问题，病残问题。根据错误性质包括投敌、叛变，以及刺字等实际情况的处理上要慎重、适当。

要全面地看问题。对斗争功绩是承认的，出色的要表扬；认识模糊、动摇，犯过轻微罪过，但对敌斗争坚决，回国后学习积极，已经觉悟，组织是谅解的；犯过错误或罪过的更应安心学习；罪责个人要担负，根源在于美帝。只要觉悟，认识过错，相信组织，学习积极，党是从宽处理的。

妥善安置－－每个人的工作前途，组织是关心的负责的，组织将会根据个人的情况，妥善安置。单纯考虑自己问题，表现急躁、悲观、顾虑、怀疑，是不对的，应该相信组织。大家听了这２０字方针后，心情是坦然平静的，等于吃了“定心丸”或“镇静剂”，大家打心眼里欢迎、拥护，愿同归管处领导一起认真贯彻落实下去。

１１月１８日宏政委在全团军人大会上又进一步动员。着重讲“为什么要交代？”他说道：“组织上一定要把问题弄清”，才能“慎重处理和妥善安置”。 “敌人的摧残、迫害、欺骗宣传，同志们的坚持斗争，坚定不移，少数同志一度动摇，都应很好的作个交代，好的承认，表扬；有过错的，领导上帮助卸下包袱。” “在座的同志大多数斗争比较坚决，回国学习积极，作了很多工作，领导上是信任的，不要急躁，先卸包袱。” “交代问题，要打消顾虑，消除对党的误解，正确认识党的政策，端正自己的思想态度，应积极、主动、自觉的讲清问题。交代时要忠诚老实，实事求是，不扩大不缩小。交代中所提疑问，我们要认真、虚心耐心的探讨，对别人应热情关怀、帮助。”

大家对宏政委“为什么要交代”的动员，也是舒畅坦然的。认为，这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实事求是的，所以特别入耳，特别赞成，记得也最牢。

交代什么？怎样交代等问题，１１月２０日，二团三营邵教导员接着就被俘前后情绪思想活动，在战俘营受审讯受迫害，当时的表现、证明以及参加对敌斗争的情况等作了进一步动员。邵教导员所讲的交代内容，是很系统全面的，主要是失节、失密方面的问题，同时也列入了“参加过或领导过什么斗争、立过什么功”等内容，这是符合党在处理一切复杂问题时所一贯遵循的客观、全面、实事求是的原则。

面对祖国我说些什么

追悼大会之后，很快进入交代问题阶段，是在政审动员、爱国主义教育、气节教育、诉苦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的。从１９５４年１月６日开始至２月底结束。具体过程是：第一步，本人按提纲写出要点；第二步，在班务会上作检查交代，大家讨论补充纠正。这叫面对面。此外，还发动本连以至全团，凡了解情况的，都提出补充或揭发意见。这叫背靠背。第三步，在本班通过后，交连支部，再逐级上交，审查批准。

对于交代，人们都下定了决心，许多同志表示：“哪怕杀头也行，没有顾虑。”为了搞好交代，有的团营领导还适时地进行一些小动员、小试点。关于开始交代的情形，原五三八团连指导员、战俘营分委书记南阳珍回忆道： “开始交代时，搞了一些示范。我们连是自我检查，按交代提纲上所列的内容，一个一个的交代。示范完了之后，每个人在本班交代。

不少人对被俘与投降的概念分不清，不少人认为，被俘时没有负伤，被俘时没有反抗，举起手的都是属于投降行为。大部份同志都交代说： ‘贪生怕死，被俘投降’，给自己上纲上线的相当普遍。许多同志对照‘军人气节’、《党员八条标准》、《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都觉得自己差得远。” “也有一些头脑打转转的同志，在写交代材料时问我（这时我兼该连副连长）说：‘在战俘营的对敌斗争算不算？’我反映到连领导后，是这样回答的：‘现在是交代问题的时候，不是表功的时候，不要写……’” 在那一段里，人们的思想斗争很激烈，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到处是唉声叹气，领导上也怕发生意外，便传下指示说：“不管处理的结果怎样，只要交代了作了结论，就算清楚了。如果逃跑了没有作出结论，也没有证明人，就可能是叛徒或混回国内的特务…… ” 关于这一段，李炽在给我的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其实我早就想到应该把被俘后的情况及经过，实事求是地向组织交代清楚。我写了一份交代材料，可指导员看了后不大满意，说：“你还要仔细想想，应该提高认识，深挖细找。黄元树不是你们的同学吗？他参加团里的试点学习，自己主动交代，还是‘投降’的呢！他态度很好，很老实，大家应该向他学习！”

后来我“深挖”了好几天，始终交代不出新的问题，于是连里对我产生怀疑，撤销了我的班长职务。连长、指导员都找我谈话，反覆向我告诫说：“你们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提高认识，仔细想想自己的错误，至于你们在战俘营的斗争，组织上已经知道了，就不必说了。”还说：“有些问题要重新认识，过去认为不是错误的，其实本来就是错误的，对错误一点不能姑息。自己不说，组织上也知道，现在需要的是老实态度，也是组织考验一个人忠诚的着眼点。”

正在这时，归管处发下一个文件，让大家反覆学习，其中有一句话，至今我还记得，那句话是“共产党员是不能被俘的。”我想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可我在战俘营内参加党的地下组织，我还是“共团会”的分委成员之一，那时都按共产党员的标准参加的，现在交代问题也应该按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我再一次和大家一起冥思苦想，搜肠刮肚地寻自己的“错误”；努力提高自己的“认识”。比如：被审讯时说了敌人已经知道的部队番号，就是“暴露了军事秘密”；虽失去抵抗力而被敌人抓去，就是“屈服”；以灰色隐蔽的方式和敌人斗争，就是“委曲求全”、 “投机妥协”。还说，被俘本身就是“丧失气节”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归管处领导意图，才是“忠于党”、“忠于组织”；才算是“提高了”自己的“认识”。

可是反过来一想，这是我们的形象吗？这不成了“叛徒”、“反革命”了吗？哪里是我们的真实面目呢！交代问题，一个一个地过关，一人交代，大家“帮助”，仔细追查。追问的人，全凭想像，抓住一点，顺蔓摸瓜，谁提得越“尖锐”显得谁的觉悟越高，越有水平；谁提得问题多，谁就能得到领导的表扬。凡按领导要求讲自己的问题，丑化、歪曲自己的，就被树为“典型”，戴上大红花，否则就要作第二次、第三次，甚至多次交代。有的同志在被俘初期，由于没有公开和敌人斗争，都痛哭流涕地承认有“变节行为”而得到了组织上的“通过”！有的同志只是解释了一下情况，就被认为是“对抗”，说要“加重处分”。由于我给自己提到原则高度交代问题，终于首先通过了。

在这种气氛下，人们把暴露部队番号，说成是暴露“军事机密”；甚至将被敌人捆绑后刺上的字，自己也说成是失掉立场，向敌人屈服，以致把负了重伤，因部队撤退后被俘，也说成是“投降”了敌人。

关于这一段，门培英回忆说：交代时的要求，多揭错误，少说功；在认识上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主动交代从宽，别人揭发从严；检查从严，处理从宽。这时领导上动员时常说的话是：“被俘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啦；“功绩不会抹煞”啦； “斗争功绩，组织是承认的，出色的要表扬”听不见了，代之的是：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功不谈跑不了，过不谈改不了。”、“主动交代从宽，别人揭发从严”。

南阳珍还说：不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我对营领导反映说，在白色恐怖的集中营，别人在点名时跟着败类喊打倒共产党，我喊打倒国民党，但领导不相信，说：“你那么勇敢怎么还被俘了？一句话就把嗓门噎住了！

被俘与右倾保命的分歧

本阶段是落实“２０字方针”中“弄清问题”，也即是对回归者交代的被俘期间表现及 “问题”做结论。“鉴定”实际是组织结论，同样是经过动员、起草、通过等步骤。

具体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呢？陈吉庆回忆是这样：第一步：个人根据在班务会上所交代的和大家补充揭发的内容，先写成初稿，主要写“过错”、写“问题”，少写 “功”；第二步：拿到班里评议、补充和修正，再拿回去改写，一次不成再次，直到通过为止；送交支部作鉴定（这叫群众评议支部鉴定）。第三步：逐级上送。战士（含班长）经营审批，排级干部经团审批；连级干部经归管处审批；营以上送“东北军区”审批。审查出问题者退回重新检查修改，批准的就是正式的“组织结论”。

做结论的政策界限，据张城垣回忆，分为三个类型：一类上，被俘期间立场坚定，忠贞不屈，并积极参加或领导对敌斗争，有重大贡献者，恢复党（团）籍，恢复军籍，并予表扬。一类下，被俘期间曾一度消沉或虽犯有错误，但其情节轻微，并旋即改正，积极参加或领导对敌斗争者，恢复军籍；党（团）籍给以处分。二类，被俘后长期消沉或错误较重，后来积极参加或领导对敌斗争者，承认其被俘前军籍，开除党（团）籍。三类，战场投敌分子，自首叛变分子，为敌服务分子，一律开除军籍，是党（团）员者开除党（团）籍。

政策界限是交给大家掌握的，也是要个人给自己提出是属于哪一个范围之依据。进入写个人鉴定时，思想斗争激烈，唉声叹气的情况更加严重。写什么？斗争事迹和功绩不让写，即使写上又功过不能相抵。不写吧，又实在觉得于理不通，心理不能平衡。实事求是的写吧？通不过，弄不好还会被误会，说“觉悟不高”，“态度不正”，甚至还得加重处分。只好违心地不写斗争事迹、功绩、贡献，只写过错，甚至违心地给自己上纲上线，但写后又觉得不像实际上的自己，又后悔，左右为难。以致在政审进入“结论”阶段后，大多数人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情况，比“交代” 阶段更加普遍、更加严重。

虽然政策界限那么严格，但其结果，划归一、二类的人占８０％。到２月下旬，已经有一大批同志的“结论”确定了。“恢复军籍”的，“恢复党籍、团籍”的还是占大多数， “开除军籍”特别是双开除的只是个别人。同伤病归来人员大体相同，排以上转业。

３月上旬，不知何故，突然由大军区来人传达了新的精神“要提高标准”，一夜之间情况大变，对归来者的处分普遍加重。把“恢复军籍”者大部份改为“承认被俘前军籍”。把党内受轻微处分者，大部改为“开除党籍”，由８０％保留党籍突然成了９１·８％开除党籍，连以下人员一律复员。

关于这一重大变化，原五三八团教育干事马有钧回忆得较为具体。他说：根据我交代的情况，组织结论为：“有轻微错误，恢复军籍、党籍，党内给予警告处分。”同时归管处派下来的林干事也在一次会上说：“不久就要正式宣布处理‘结论’了，在座同志的党籍都是保留的。”但是两天后，发生了“高饶事件”。归管处组织大家学习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文件，其间就传出：处理方案要改变，标准要从严。说什么高饶事件是目前形势下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美帝国主义是我们主要的敌人等等。

因此，我当时想“高饶事件和我们有何相干？”即使加重，顶多也不过“留党察看”也就罢了，没有想到，我和原先许多准备“恢复党籍、军籍”的同志一样，都改成“开除党籍”、“承认被俘前军籍”。

这一重大变化，我根本没有预料到，也是不敢想像的！当然是极端痛苦的！再看大家，都一样，普遍的陷入由悲观而痛苦的深渊之中。为什么要作这样“严格”的处理呢？是难以使人理解的。更与２０字方针“慎重处理”的精神不相符。为此，我曾向直接负责此项工作的林同志口头申诉过。他回答说：“你还年轻，党藉以后还可以争取嘛！”

他的好意我是领会的，但这是遥远的、渺茫的，它不能解决我的深重痛苦。若干个不眠之夜，老是翻腾着一个问题，不应该开除我的党籍，也不该开除跟我相同的，甚至比我更坚强更有贡献的如马兴旺、侯光甫等这些同志的党籍。如果这一情况让劫持大批难友的王顺清之流知道了，怎么看，怎么说？如果这一情况让　淹　谭兴东知道了又怎么看，又怎么说！

张城垣回忆说：我亲自看到连支部、营党委、团党委对我的结论是恢复军籍、恢复党籍，建议表扬。但到６月份，归管处批下来是恢复军籍，党籍悬系。而且在结论上还写着：张城垣受敌严刑拷打过多，在受刑期间是否有失节行为，在今后长期工作中考察。为此我去找郭主任，郭说以前处理对你的结论和团相同，但来了新精神都从严了。归管处把我们的政治生命任意升降。

在结论形成、通过、特别是审查过程中，由于归来者和鉴定者认识上存在着差距和分歧，反映思想上和感情上就有些对立。曹学良说：我以实事求是诚恳的态度向组织作了坦白交代，但归管处×副指导员说：“你这是夸功，不是认罪。”曹：“罪在何处？”副指导员严厉地说：“共产党的字典里没有‘被俘’这两个字。你战斗到弹尽粮绝后，朝鲜有那么多的山，你怎么不学‘狼牙山五壮士’跳崖自尽呢？当俘虏活着回来就是人民的罪人！”

这时，我想着，“啊！不该活着回到祖国，原来我想活着是共产党的人，死了是共产党的鬼，万万没有想到活着回来成了罪人！而不是共产党的人了！”结论是：“在战场产生右倾保命而被俘，恢复军籍，开除团籍。”从此思想悲观，整天唉声叹气，觉得： “祖国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前途从此渺茫。”讨论“结论”中，教导二团一营一位指导员给段生信做思想工作时的对话，清清楚楚地反映了两人认识上分歧的严重程度。

指导员：“段生信同志，开除你的党籍，有意见吗？” 段：“我不隐瞒，有意见！” 指导员：“有什么意见，你讲讲。” 段：“我作战听指挥，突了一夜，天明了一看，突到敌人坦克群里，死伤数百人，剩余不多，在敌人威逼下被俘了，有什么办法？” 指导员：“你是共产党员吗？” 段：“是！” 指导员：“既然你是共产党员，就应该当场战死，为何回来了？” 他巴眨着眼睛再也无话可说，但内心仍然不服。

陈吉庆在通过结论时，也同领导发生了一场激烈地争辩：陈吉庆：“指导员：开除我的党籍，不符合实际呀，把事情搞颠倒了，我应该是功臣。你宣布的这几条叫做原则性的错误，有的不该那样看，有的是斗争策略的需要。在白色统治下战俘营‘唱反动歌’ ‘看反动电影’、‘参加宗教活动’，都是集体的；在敌营的战俘，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听敌台广播，更是没法说，那个广播喇叭就安装在铁丝网边的电线杆上，定时的播放，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但听了我们需要的情况，还用来鼓舞自己战友的斗志，用来同敌斗‘法’，使它为我所用。至于派两个人打入‘警备队’，是为了了解敌情，是斗争的需要，这是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古今中外都有的。

我派的这两个人－－－张发奇与李小元都向我汇报过多次重要的情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我是代表组织派去的，怎么能说是‘增加敌人声势，削弱自己力量’，更谈不上‘是陷害了那两个同志，使他们受到冤枉处分’。你不处分他们，并且表扬他们‘敢入虎穴，且得虎子’，不就完了吗？”但是林指导员不同意，一再说“这是政策，是上边的精神。”

陈吉庆向我述说时，激动得在沙发上哭了起来，并且一边哭一边喃喃地说：“在那个情况下，到哪里同谁去说理呀！”门培英说，政审人员同归来人员在事实的认识和政策的理解上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在通过连里送交的个人交代的材料时，我们在营里帮助工作的原“共团会”的领导人员原来福、王金贵等被吸收参加会议，也常常发生分歧和争执！我们听了既符合事实，又入情入理的交代就能通过，而管理政审的干部便提出非议而反对；他们所反对的理由常常是用活命哲学的观点来推论：“你们被俘了，在敌人管制那么森严的集中营，又手无寸铁，怎么能，又怎么敢，同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作斗争？” 身临其境的、甚至仍带斗争时伤疤的我们，当然不能同意他们这种不符事实的论断；当然也不会在这种给同志做政治结论的场合，违心地闭口不言，或附和苟同。我们就摆事实、举例证、讲过程，和他们争辩，打起了嘴舌官司，有时竞争执得面红耳赤，使鉴定进行不下去。我向他们提出设问道：“如果你在战斗中不幸被俘了，难道就因为是被关在铁丝网里而束手无策？就因为‘手无寸铁’不敢斗争，任敌摆布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６０００多被俘者是回不到祖国来的！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能回来，是流了多少鲜血，献出了多少条命，才争到了‘直接遣返’的权利，才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才有了今天 ……”

这些设问是火辣辣的，是被迫提出的！对方虽然不服，却无言反驳。但关于政审的“结论”仍然坚持：“政审是审查问题，即使斗争、功劳是事实，也不能写。至少不能多写。”对报来的材料，仍然无限上纲。负责做结论的人对很多概念名词都不清楚，一些小问题、小错误，都上升到大原则上定性。什么“右倾保命被俘”，在战俘营当了几天班长就是“为敌服务”、“暴露军事机密”、“丧失气节”，党员身份暴露的写上“投降叛变”……几乎每个人都有其中一二条，而斗争事迹、贡献功绩，除极个别的外，不许写。即使写了，也很难通过，最后还给抹去。

轮到通过我“交代”的材料时，有人不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一味地坚持其主观臆断。总算通过了，这就是“开除党籍，承认被俘前军籍”，还附有“在群众通不过时，表现不耐烦”的批评语句。

于是一个不符合事实的、不公正的、影响了多半生的政治结论－－“开除党籍，承认被俘前军籍”，就这样硬性地压在了我的头上，而这一套上就是２８年之久呀！

１９９１年８月，我在太原访问原五三九团一营教导员、“共团会”总委委员兼第二分委书记李明（张志强）时，他说：二团交代时，领导说：“你们斗争情况领导上是知道的，不要讲了，主要是交代问题。”“很多同志都牺牲了，你们却怎么活着回来了！要比的话，要同烈士比。”在这种不该活着回来，要同狼牙山五壮士比的高标准要求下，经过检查、交代、评议、批评之后，我的结论通过了－－“开除党籍，承认被俘前军籍”。我接受不了，同我一起受同样处分的张福庆、李全有也接受不了。但又仔细一想，结论上所写的这些错误，大都是自己检查交代的，不谈斗争事迹，不谈功绩贡献，各连都一样，自己怎么能特别？想来想去，只好同意。

这时忽又想起自己的历史－－１３岁就偷跑出来参加抗日游击队，随部队南征北战；由不懂事的孩子，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当了营教导员，可谁料想在五次战役中会被俘，现在落到了这步田地－－开除党籍，不要说恢复原职，连完整的军籍都没有了！说到这里，这位已６０余岁的老人，竟放声大哭起来！

诉说不尽的委屈

５月下旬，连以下人员的结论开始正式宣布了，营以上干部的结论到９月份才批回来。宣布结论是以连为单位进行的，既是政审的结束，又是处理的开始。２９００多名共产党员，９１·８％被开除党籍，保留党籍者只有１２０余人，但也分别给予了警告或留党察看处分。６０６４名归来人员中约７００人被开除军籍，４６００余人只承认被俘前的军籍。

我了解到的情况是：

（一）原师级干部吴成德：叛党、叛国，开除军籍、党籍；

（二）原共产主义团结会的正副书记们：恢复军籍、党籍，未受处分者２人；恢复军籍、党籍，受党内警告者３人；恢复军籍、留党察看者２人；恢复军籍、开除党籍者３人；恢复军籍、党籍悬系者３人；军籍、党籍双开除者１人。

（三）原“共团会”委员共２０人：恢复军籍、党籍，未受处分者１人；恢复军籍、党内受警告处分者３人；恢复军籍、党籍悬系者２人；恢复军籍、开除党籍者４人；承认被俘前军籍、开除党籍者１０人。

在安置处理时，吴成德按营级干部转业，３０余名营团干部和少数因伤残留院一并转业外，４００余名连排干部和全部战士一律复员回家。这些干部不少是抗日战争时参军的，他们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好多年，又要回到他们参军时的黄土地上，每个人的档案袋里还装着“内控”、“特嫌”、“特殊党员”的材料，而他们当时还不知道。

双方签署停战协定。（网络图片）

战俘进入中立区后，自行解散，每人做选择到那边的帐篷中去登记，然后穿越帐篷迈出中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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