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新中国》第六章 谁扼杀了中国大陆的互联网?(41)

伊森‧葛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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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十月下旬,在永久返回美国之后,我又回到北京四处看看,见见老朋友。我顺道拜访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驻京办事处的帕特.包尔斯(Pat Powers),他那时是办事处负责人。我们前往外国人聚会的老字号,万龙酒吧(Frank’s Place)。我挺喜欢帕特,他曾多次挺身而出帮忙我,因此我们一直处在一种朋友情谊的气氛中,直到我提起互联网的话题。
  
我表示美国公司在冒巨大的风险,中共的所谓“自律”政策靠不住,会引火烧身的。共产党从来就不是可靠的伙伴,如果中共警察利用摩托罗拉的追踪技术和枪炮镇压了下一次的工人反抗,如果中共当局强迫每个人配戴富士施乐、北电网路或昇阳公司研制的身份证,然后利用它来抓捕基督教团体,美国资讯科技公司可以补救的作法是避免参与中共互联网的自律公约以及国民身份证的合约,这种自律可以为他们获得良好声誉。
  
帕特听着,但心不在焉。他的上司,柯白(Bob Kapp)是华盛顿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看过我写的有关互联网问题的一些文章。帕特盯着我说,柯白对我的论点“深感不安”。我感受到一种沉重的负担压在我身上,并不是帕特所代表的美国公司。当然这取决于我是否还希望在美国商界有所作为。
  
我与驻京美国商会主席孟克文(Chris Murck)谈的不错。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关系比较好。孟克文不只是朋友而且是我的导师,我极为尊重他的智慧和经验。当我们在中国大酒店吃午餐时,我提出在华的美国公司可以保护美国的侧翼,具体作法是集体发表声明,“对中共互联网的监视和审查政策表示关注,并指出这些作法已经让美国资讯科技公司处于一个困难的境地。”目前,美国商会的年度政策声明,《美国商会白皮书》,对此甚至只字不提。我强调,美国商界一向具有这种自我维持秩序的正直特性,但是它必须先承认问题,哪怕在白皮书有一条注脚也能说明问题。当然安全与数位有关,任何公司都不应该有认错的举动或成为中共领导人的替罪羊;的确,怀恨在心的中共部长们可能会在短期内看重欧洲和日本的资讯科技竞争者。但是美国在中国大陆市场任何领域的参与,从传统上来讲,要有法律依据的长期保障,也因为如此,才可能有长久的利润效益,甚至在世界贸易组织架构下也是如此,而且中共也知道这一点。
  
孟克文异常平静。他最后说,美国商会在白皮书上阐明这样一种基本上属于政治立场的声明,并不符合它的特性,同时也没有先例。我感觉即使他同意我的说法(我怀疑他不会),他也会发现:我的提案不会在商会成员中获得多少回应。我们的会晤礼貌、友好,但徒劳无功。
  
十一月下旬,我和北电网路的无线网路行销经理,安诺其.赵(Enoch Chao)分食一盘面。赵提起蓝芽无线应用科技即将兴起,并解释即使是手上型装置也可利用其“整合性与相互可操作性”上网浏览;看我没反应,又喋喋不休地讲起这些功能如何特别适用于国家安全和执法工作的需要,也就是可以即时远端存取嫌疑者的指纹、面部照片及个人历史纪录等等。当我问他如何看待中共警察利用北电产品作为逮捕、拷问和胁迫的工具,以及是否会引发一些道德上的考量时,他看着我十分不解的说:“任何东西都可用来干坏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已经发生了。”
 
 见过赵后,我飞到上海出席一个商展,名称平淡无奇:“中国大型机构资讯化展览会”。开幕式上,中共公安部科委主任李润森到场祝贺;这表明商展的主要客户来自中共警方。
 
 进入展厅,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思科”二字。它的展台令其他参展公司相形见绌,同时展览会的简介也以思科的中文介绍最为醒目:“思科为‘金盾工程’提供网路解决方案”。它的展台有一组有趣的幻灯片:首先指出中共公安部门的问题在于警力不足、大量无证流动民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引起的社会不稳定、以及“高科技犯罪”(包括互联网上异议分子的活动在内)。然后介绍思科的“廉价”解决方案:“把声音、影像和资料整合进一个方便存取的来源”以及整合司法部门网路、边界安全和“跨部门网路”(“不同部门处理机密事宜、语音和影像频率”)。

  思科的展台由许多萤幕围绕而成,播放着录影:粗壮的警察在美国加州的海豹海滩(Seal Beach),拉扯美国公民并对他们搜身,然后抽出思科手持装置,直接连结到资料库,其中包括从商店、等候室及其他公共场所收集到的监视画面。这些影像由笑容满面的思科首席执行长约翰.钱伯斯配音解说,加深了效果。钱伯斯在中国大陆和微软的比尔.盖兹一样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但是与之同步的中文介绍把美国形容成高效率的警察国家(不需要麻烦的法律程式或搜查令即可接通机密资料库或进行私下监视)。
 
 钱伯斯对新经济充满乐观的高谈扩论令我对他这种颇具创新的公关手法印象深刻。其他萤幕则显示了展台优质、清晰的监看画面。展台根据中共公安部门的兴趣划分成不同区域:“为警察定期监视社区提供的网路电话(IP)解决方案”、“为交通、巡逻及刑事警察提供的移动解决方案”以及“为预防控制和加强社会稳定的影像监视解决方案”。万一你错过了所有这些介绍的要点,思科还有中文小册子,以醒目的画面描述美国的州警察(水桶肚、太阳眼镜和全部家当)利用远端方式连结全国性资料库和互联网的场面。

  
在思科的摄影机前,思科上海分公司的系统工程师,李周(Zhou Li),热心地向我介绍思科刚刚在中国大陆开始推广的“警察网”技术。他向我解释:思科图表显示的警察与资讯网点的连接,在技术上准确无误,但是并没有反映思科所成就的一切。他指出,我们谈论的不仅是如何连通嫌疑犯的驾驶纪录,思科提供的网路技术可以安全可靠地连结各省的公安资料库,完成交叉对比,并可做行动追踪之用。中共警察或公安便衣可以用思科设备直接远端连接嫌疑犯的单位,取得个人的政治表现和家庭历史背景材料;甚至透过简单的萤幕操作即可获得指纹、相片、及其他影像资料。(这不仅是销售宣传而已,根据中国大陆消息来源,思科已经为中共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公安资料库结构,具备即时更新和移动式功能。自二○○三年六月起,已经部署在中国大陆除了四川以外的所有省份。)在我进一步追问下,这位思科销售人员证实,中共警察甚至可以远端检查嫌疑犯是否在过去三个月曾设置网站或为网站撰写文章,还可以得知嫌疑犯的网路漫游纪录以及阅读他的电子邮件。这只是个频宽的问题。

 
 思科的另一本小册子吸引了我的注意,里面所介绍的是思科的新型移动路由器。车辆示意图展示了它的应用范畴:轿车(交通控制)、火车(准时运行)、救护车(紧急状态与警察反应)、以及一辆主战坦克(想必是为了帮助中共打胜战争)。坦克旁边的中文说明指出,美国国防部、北约和英国目前均使用这种技术。型号3200系列的价格大约是五千至$一万美元。思科销售员指出3200系列的移动路由器是专门根据坦克的需要而设计的,非常耐用。

  
在昇阳的展台,安琪拉.应(Angela Ying)女士要我把手指按到一个萤幕上。她向我介绍昇阳正与一个中国大陆伙伴——金手指公司(Golden Finger)合作(这种事是不能瞎编的),开发一个指纹识别系统和一个全国面部识别系统。这些资料将储存在全国统一的身份证上面;她说,这对国家安全是个全面的解决方案。昇阳公司提供硬体、服务器及计算能力,新力(Sony)提供监视照相机,金手指则提供与中共公安部合作的平台。
 
 北电也参加了这次商展,但看不出有什么内容。在展台前,一位资深工程师向我保证他们公司仍然是技术领先的。
 
 举例来说,如果联合服务器有足够的频宽,北电已经发展出一套“100封包捕捉系统”。这些互联网监视能力是为“抓住法轮功”而专门设计的。他话一出口,一个当地的中国大陆记者开始抓拍我们站立一起的照片。(我是商展中唯一的美国人,因此我在任何展台站立驻留,都会被视为对其产品的承认和支援)。北电那位资深工程师担心他关于法轮功的说法被视为“敏感话题”,小声地要求我隐去其名。手里拿着产品简介离开展台时,我意识到思科拒绝刘雅雅的股东提案是个明智之举。制造一个可用来监控中国大陆互联网的特制防火墙也许已成为那个“原罪”,这是设立极权监控式的互联网的重要基石,但是它本身并不是不合法的。然而思科(以及昇阳公司)正卖给中共的产品,似乎直接嘲弄了“外交关系授权法”(一九九○和一九九一会计年度);该法案暂停了“签发任何出口许可——用于出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一种犯罪控制或侦查仪器或设备”,直到总统决定恢复为止。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总统设法取消这些法案,然而这些法案正遭受腐蚀。二○○二年布希总统访问上海时,基于对恐怖分子攻击的正当防范,某些炸弹侦测技术禁令得以暂时解除。然而根据来自政府的秘密消息来源指出,一些美国大公司已经在游说,以那次禁令临时解除为先例,进而推翻整个禁运政策。
 
 中国大陆是地球上资讯科技快速扩展的最大市场。因此进军中国大陆非常有诱惑力,这对思科和北电网路这类经历了本国市场急剧变化的公司而言尤为如此。这类公司一直依赖这样的理念,即互联网各种技术,全新且定义相对不明,是灰色地带。但是它们不是灰色地带,而是个黑市,在那里最先进的设备被卖给了一个厚颜无耻的警察国家。思科不再是仅仅协助中共网路的审查,他们正在协助中共逮捕异议分子。在中国大陆互联网上的异议分子是发展最快的那个政治犯群体。(注:微软公司未参加商展。曾经在原始码加密议题上领导全球产业与中共当局对抗的这家公司后来一百八十度向后转,令人惊讶不已。首先他们同意让中共当局机构分享它长久以来极力保护的原始码。然后,根据新华社二○○三年七月的消息,与公安部签约兴建一个有四百名员工的互联网安全技术实验室,启动投资为一千万美元。实验室将为中共提供最先进的监视设备和影像技术。)
  
中国大陆的互联网真的不可救药了吗?难道它注定就是由少数唯利是图的西方商业伙伴提供技术支援、由中共当局控制的一种监视镇压的工具吗?
  
中国大陆互联网之父麦克.罗宾森回忆起以前带一群中共官员第一次浏览美国互联网时的一段往事。他们一直质疑的问题是:“谁在管理?”这种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参与的概念,对中共当局而言实在是个天敌。同时,彼得.劳洛克指出:“互联网可创造期望与需求,政府无法阻止,谁都一样。”他们都对!自由的互联网就像对中共当局征收网路民主化的税金一般。然而,除非美国行政当局将中国大陆互联网的自由视为至关重要(目前的无足轻重达到了可笑程度),否则,现在的一切迹象看来并不乐观。
  
如同罗宾森所说:“在中国大陆互联网的婴儿期,最早三个被封的网站中,有两个是反政府的,另外一个则是毛派网站。政府最感威胁的是什么呢?是人心向背。”最终把民主带进中国大陆的不会是知识分子。农民与工人正缓慢上网(即便法轮功强而有力,力量也可能很有限)。农民上网者目前只占中国大陆市场的百分之五,但无论喜欢与否,饱受苛捐杂税之苦的愤怒农民一旦从现在开始用上网路电话,将在未来十年内成为美国的市场目标。而那些怀有民主中国梦的人正在逐渐失去影响,这是由于在中国大陆充当自由化演变催化剂的美国企业已遭受到深深的或许是致命的伤害所致。
  
目前,互联网依旧是为中国人民推进民主进程的最强而有力的武器。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弄清楚到底是谁失去了中国大陆的互联网,那它只是一个可能,只是另一个美国梦。不过,我们弄清楚了。诚如麦克所言:“直到我们为革命铺下通讯网路之前,中国大陆未来的子孙将不会原谅我们。”

(待续)

转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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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二年夏末,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众议院政策委员会突然提出一个报告,标题颇具戏剧性,叫作“拆毁这个防火墙”。该委员会主张政府积极干预以维护全球互联网的自由,中共对互联网的封锁是报告强调的重点。这是十月出炉的“全球互联网自由法案”的前奏曲,(该法案由众议员考克斯(Cox)、兰托斯(Lantos)以及参议员卫登(Wyden)及凯尔(Kyl)连署提出)。本议案的目的是发展及使用先进技术以便击败对互联网的封锁和网路检查。同时这个议案要求拨款五千万美元用于在国际广播局内部增设“全球互联网自由办公室”。美国之音也隶属国际广播局管辖。对中共防火墙的攻击似乎迫在眉睫,中共对互联网的封锁成为二份重要报告瞩目的焦点,且与国家安全紧密相连。而一个重要的国会议案,让我感觉到对出口的初步管制措施或针对在华经商的美国公司而制定的公司行为法规,尤其是后者,可能很快出炉。
  •   中共官方传媒一致宣称战斗机驾驶员王伟是英雄,是美国EP-3侦察机故意撞击中共战斗机,迫使王伟偏离航线并坠入南中国海,几乎没有中国大陆网民能够看到美国国防部“眼见为实”网页上关于中共驾驶员挑衅EP-3侦察机并对美国机组人员做出下流手势的内容。
  • 二○○○年十月,中共当局开始建造互联网上的三峡大坝。国务院命令网路服务商记录所有中国大陆用户的资料,包括电话号码、上网时间和最近六十天的浏览纪录,这样一来,原本隐姓埋名的预付网卡瞬间失去了这一优势,电话号码或者与电话号码相联的姓名为追踪提供了方便。十一月关闭了所有商业新闻网页。十二月全国人大宣布所有未经审批的网路政治活动皆属非法。二○○一年一月规定在网路上传播有关违反人权内容的报导属于泄露“国家机密”。二月设置了“网上110”软体,阻止任何试图浏览“迷信、色情和暴力”网站的尝试,同时对这样的用户进行监控。三月监控系统开始启动,新浪、搜狐和网易等网站聊天室围绕江西学校爆炸案展开的讨论,包括成千上万的讯息和相关电子邮件全部消失了;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宣布一种搜集网路上所有流通资讯的“黑匣子”即将投入使用。四月逮捕了使用网路进行活动的民运人士,取缔网咖的行动在全国展开。幸存下来的网咖必须安装监控软体并雇用人手对上网人士进行监视(重庆的公安局和当地软体公司甚至联手建立自己的过滤系统,向用户征收五十美元的费用,一份网咖和商家根据法律的规定要交纳的“保护费”)。发往西藏的电子邮件,假如能到的话,现在需要三天,而涉及法轮功内容的邮件完全被删除。
  •  911恐怖攻击发生之后,非常规战争袭击手段(包括电脑病毒攻击)有增无减,北京当局与西方商界之间的合作呈现了新的特征。二○○一年发生了一起臭名昭彰的事件,美国网路联盟(Network Associates)(即McAFee病毒扫描程式制造商)、赛门铁克(Symantec)(诺顿防毒软体)与东京的趋势科技(Trend Micro)通过为中共公安部门捐献三百多种电脑病毒而获准进入中国大陆市场。这三家公司在中国大陆防毒市场占有率高达百分之七十四,并拥有绝大部分目前已知的电脑病毒资料。就像人类的病毒,电脑病毒也很难控制,因此防毒公司对待病毒的作法很像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即隔离起来,只允许少数得到国际性研究机构授权的研究人员接触病毒的资料(如此说来,那就只有电脑病毒研究中心才能得到授权)。
  • 西方企业原本估计,这个新规定是中共内部权力之争导致的一个副产品,大家都希望国家密码管理委员会很快消失,退回到原来不闻不问的状态。但是在二○○○年一月,委员会向所有在华外国公司发出最后通牒:在三十一日前必须要进行注册,否则将面临财产充公和起诉。
  •   当中国大陆互联网之父可不是件容易事。孩子们跑来跑去,船桨拍打着湖面,空气中弥漫着烤羊肉的味道;而麦克.罗宾逊这位年轻的美国电脑工程师,僵硬地坐在什刹海前的岸边,面对空无一人的咖啡馆,低声说着中国大陆互联网受到管制的事:“哪个更好呢?极权监控式的互联网?还是根本就没有互联网?”
  • 我自己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果美国公司想要在今后减少与北京官僚们产生潜在摩擦,从而避免支付有一定风险的“关说”费用,那就要考虑多种绕着走的办法。
  • 共产党把自己改头换面,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的政党,为了避免承认过去三十年的所为都是错误的,他们自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外国侨民,我认为这句话有双重讽刺意味。在商场上,中国特色代表着彻底贪污腐败;我开始注意到美国公司里出现的一些显著的中国特色,在其中的商业专案中,腐败已经趋向内部化。一开始是打擦边球式的:本来只有几杯饮料,但在开销账目上显得多了点,只要你说这是头一轮业务上的应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收据交给财务部门报销。美国人在国内这么做,来到中国后也这么做,当然了,我偶尔也会这样。但这可能发展成系统上的行为。
  • 其他的一些经济指数看起来也很奇怪。就业率保持平稳,在占中国百分之八十人口的农村地区,没有任何经济增长的迹象,而在作为南中国经济和金融支撑点的香港,则出现了负增长。消费指数与事实也不相吻合,当中国的GDP增长在一九九八年仍然被预测为百分之七点八时,空中旅行指数却仅上升了百分之二点二,而飞机票的价格持续下跌。通货膨胀指标却有所改善,从百分之十降到了零。出口指标波动很大,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却在某种程度上连续四年保持不变。
  • 每个美国侨民在某个时候都会到中国的其他地方走走。一九九九年初,我办了一个去香港的短期签证。路过广州的时候,我笨拙的中国生存技巧使自己搭错公车,并一直坐到终点,到了一个火车站。站前的大广场上挤满了成千上百的人,顶着烈日坐在那里。他们头发乱糟糟的,好像已经数月没有洗过头;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专门运送国内旅客的火车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一个警察拉扯著蹲在地上的女商贩的辫子,她摔倒在地上,头重重地磕在水泥人行道上,椒盐鸡腿从她的塑胶袋中滚落出来。几个人擡起头来无动于衷地看着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蹲伏蜷缩在原地,一动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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