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新中国》谢辞 (45)

伊森‧葛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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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动身去中国之前并没有写书计划。在北京时这个念头在心中一闪而过。回到了美国之后,才开始认真考虑这个想法。所以我把这个谢辞内容划分成三个阶段:去中国前、在中国期间和离开中国后。第一、二个阶段对本书做出重要贡献的朋友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帮忙我。

  第一阶段,我特别要感激伦道夫‧关(Randolph Quon)。他对中共太子党与中国金融方面的研究使我受益匪浅。随着时间推移,他成为我的中国宗师和亲密朋友。没有他睿智的教导和鼓励,我到不了北京。其他鼓励我成行的朋友们还包括:保罗‧卫利奇(Paul Weyrich)、琼‧提佛‧德莱尔博士(Dr. June Teufel Dreyer)、罗杰‧罗宾逊(Roger Robinson)、法兰克‧格夫尼(Frank Gaffney)和丹尼‧谢特(Danny Schechter)。在我离开之前的几个月,米米‧詹姆斯(Mimi James)和泰瑞‧哈尔塞(Terry Halsey)邀请我住进他们在纽约的家里 ,环球视野(Globalvision)提供了办公室,波托马克基金会(Potomac Foundation)的丹尼尔‧麦当劳(Daniel McDonald)提供了最初的基金。

  在中国期间,倘若没有美中两国同事(和每天往来的商界朋友)亲密无间的友情和坦率,那么每天就如同走马观花一样乏味,没什么好说的了。有些朋友我可以提及名字,譬如麦克‧福斯特(Michael Furst)和孟克文(Chris Murck)。其他一些朋友我必须为他们隐姓埋名。您知道您是谁,也许个别朋友会对这本书感到不高兴或受到触犯。个别地方也许是我的错;虽然我有极佳的记忆能力,但不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如果有任何纰漏或误解,都是我的问题。

  另外,我很感激我的公关公司的管理人员,无论是在中国的还是在美国的,感谢为我提供了一个平台并始终站在我一边。 在美国大使馆,我特别感谢那些曾帮助我的武官;而在商务处,我要感谢庞韬文(Thomas Lee Boam)和史蒂芬‧安徒生(Stephen Anderson)所展现的洞察力与远见。在北京外国新闻界,特别感谢多位记者(一些已离开北京),包括潘文(John Pomfret)、亨利‧朱(Henry Chu)、麦克‧雪力顿(Michael Sheridan)、夏雷(Shai Oster)、诺亚‧史密斯(Noah Smith)、白安儒(Andrew Batson)、 克里斯‧毕林(Chris Billing)、爱德华‧杨(Edward Young)、西蒙‧卡列基(Simon Cartledge)、安得列‧莫列维基(Andre Mrevije),特别是白克尔(Jasper Becker)。几个北京人士对这本书的特点也颇有影响:金‧巴内(Kim Barnet)、丹‧布罗笛(Dan Brody)、汤荻(Tang Di)、艾丽斯‧傅(Alice Fu)、黄孟度(Po-Wen Huang)、胡兰(Francesca Dal Lago)、哈里‧米勒(Harry Miller)、 福里达‧莫克(Freda Murck)、托德‧史帝福克斯(Todd Stellfox)、以及罗素‧杨(Russell Young)。在互联网方面,我要感谢麦克‧鲁宾逊(Michael Robinson)乐意出现在纪录上, 既使他不同意我的一部分结论。还要感谢他耐心向我解释中共的防火墙先进技术。彼得‧拉洛克(Peter Lovelock)提供的精彩分析不仅通俗易懂,而且持续提供新的线索和资讯来源。 我同时要感谢《标准周报》(Weekly Standard)鼓励我研究互联网的题目,并负担最初的研究费用,并且要感谢理查‧史达(Richard Starr)的纯熟编辑技巧。
  
离开中国后的阶段,我希望感谢我的父亲,大卫‧葛特曼(David Gutmann),他说服我争取这本书的合约。厄哈特(Earhart)基金会慷慨提供的研究经费,让我得以回到中国几个月,做一些深入的访问,以填补其中一些重要的空白。我要感谢大卫‧甘迺迪(David Kenndy)和厄哈特的全体职员,特别是英格力‧美利可斯基(Ingrid A. Merikoski)和却瑞尔‧高斯基(Cheryl D. Gorski)。也感谢丹‧麦克‧迈克(Dan McMichael)指点我寻求厄哈特的赞助,并且特别感谢对迪克‧艾利恩(Dick Alien)从一开始就是我这本书的导师。

  鉴于这本书引用了许多背景资料,我要感激江雪琴(Jiang Xueqin)、詹姆斯‧穆文诺(James Mulvenon)、亚瑟‧沃卓伦(Arthur Waldron)、马英(Ying Ma)、大卫‧卫尔克(David Welker)、马克‧贝约克(Mark Bayuk)、史蒂芬‧许(Stephen Hsu)、肯尼斯‧伯曼(Kenneth Berman)、阿伦‧托尔森(Alan Tonelson)和刘雅雅(Ann Lau)。 丹‧萨若蓝得(Dan Southerland)、彼得‧拉洛克(Peter Lovelock)和丽贝卡‧麦其诺(Rebecca MacKinnon)出于善心,读完原稿并在最后阶段提供建议,切实有用。我要感谢杰佛瑞‧费得勒(Jeffrey Fiedler)和劳联-产联下属的食品与服务业部门的工作人员(AFL-CIO Food &c Allied Services Trade),感谢他们提供的档案文件。也要感谢加利‧司密特(Gary Schmitt)和新美国世纪项目持之以恒的支持。

  我的编辑,彼得‧可利尔(Peter Collier)精心编辑了这本书。他对本书原稿倾注了不少心血,为突出主题所作的努力无法衡量。我写作冗长且用词苛刻,他不得不多次加工修改原稿,手法和技巧娴熟得像个优秀的外科医生。我还要衷心感谢卡罗‧史达卫克(Carol Staswick)为本书最后付梓所作的贡献。

  这个谢辞无法表达我对妻子所作贡献的感激。除了在校对和编辑方面她是最佳人选之外,是她把我带进中国,又是她把我带回美国。 即使她知道我的写作会给她的中国学者生涯带来麻烦,但是她从未要求我更改任何言词的语气。这种支持一直像伊森‧查雀利(Ethan Zachary)的祖母乔安纳(Joanna)所给予的那样,直到母亲紧急住进医院才突然替代了这一创作过程。出于所有这些原因,也为其他更深的我无法表达的缘由,我要说这本书属于她。

附注

  序言
第22页:“跨越太平洋的‘坦慕尼协会’”(trans-Pacific Tammany Hall)一词据我所了解最先是由Randolph Quon所提出。
第24页:我对后毛泽东时代美国对中共的观点的总结受到孟捷慕(James Mann)《转向》(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from Nixon to Clinton)(Alfred A. Knopf, 1999)一书的影响。孟氏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北京吉普》(Beijing Jeep: A Case Study of Western Business in China )也很不错,叙述在八十年代备受关注的一家位于北京的美国汽车合资企业。
第27页:关于北京街头的歌曲是在拉尔斐.迈克戴尔(Ralph McTell)的《伦敦的街头》(Streets of London)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第28页:我对中国大陆民族主义的一些观点最先于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大布希,小布希”(Big Bush, Little Bush)的标题刊登在《亚洲华尔街日报》)上。
第29页:有关科技移转和中共军事目标的介绍详见李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孟儒(Ross H. Munro)的《中美冲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最全面描述在中国投资失利的作品是乔.斯塔威尔的(Joe Studwell)的《中国大陆热》(The China Dream:The Quest for the Last Great Untapped Market on Earth)(Atlantic Monthly Press,2002)。
第一章 即兴表演
第37页:我对于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中共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轰炸的事件说明,曾于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以:伊桑.葛特曼(Ethan Gutmann),新中国的故事(A Tale of New China)为题发表在《标准周刊》(Weekly Standard)。
第42页:“王”是假名。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采访。值得一提的是王对天安门运动学生领袖的嘲讽态度也确有其事实根据。关于学生抗议者不民主的决策过程,详见黎安友及林培瑞等美国学者所编著的《天安门文件》(Andrew.J.Nathan and Perry Link, eds., The Tiananmen Papers (Public Affairs, 2001)。对于天安门运动学生领袖目前的职业,详见伊恩.伯鲁玛(Ian Buruma)的《坏分子:从美国洛杉矶到北京的中国反叛人士》(Bad Elements:Chinese Rebels from Los Angeles to Beijing)(Random House,2001)。
第48页:福特(Ford)和IBM对大使馆的轰炸表示遗憾的信件详见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二日的《解放军报》;摩托罗拉的声明详见一九九九年五月九日的《北京晚报》以及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二日的《北京晨报》。上述全都可以在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二日的Sinopolis.com-特刊中找到。
第48页:傅中宝(Michael Furst)的评论来源于我与他从一九九九至二○○二年的私人谈话。傅中宝帮助我了解到美国驻京商会如何接触华盛顿国会山庄,以及美国企业处理中共对大使馆被炸的反应的对策。
第49页:有关艾兹拉.乌戈尔(Ezra F.Vogel)的声明,详见一九九九年六月时四日《虎报》(Hong Kong Standard)刊载的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的“调查表明绝非误炸”(Probe Shows Bombing No Accident)一文。乌戈尔于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五日在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网站上登载一封公开信,反驳《虎报》的报导,题目叫“可能与谁有关”(To Whom It May Concern)。
第52页:柯白(Robert Kapp)对轰炸大使馆的反应,详见一九九九年六月八日他代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国会有关贸易的下属委员会所做的证词(Testimony of Robert A. Kapp, President, United Sates-China Business Council:Subcommittee on Trade, 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虽然我没有参加一九九九年美国商会拜访华盛顿国会山庄的聚会,许多美国商会的员工,包括何超琼(Tim Stratford)在二○○一年所谓间谍飞机危机事件时期与我谈过此事。
第53页:《人民日报》呼吁中共加速解放军装备现代化的声明详见林和立(Willy Lo-Lap Lam,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九日发表在《南华早报》的“Self-Destructive Nationalism”一文。
第二章 MTV战争
第59页:“魏”“毛”和“同走一条街”都不是真名。若想进一步了解中共电视宣传的发展过程,详见白杰明(Geremie R. Barme)于一九九九年哥伦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赤字》(In the Red))一书。
第82页:我对法轮功的描述可能会得罪一些追随者。他们已经经历了太多,如果我给他们带来困扰,即使只有一点点,我由衷的感到抱歉。这段描述大部分是根据我自己与法轮功的几个学员接触的个人经历;我不想对这项气功运动或其精神信仰不懂装懂。因为我对法轮功的观察是以叙述方式呈现,只是单纯记录了我当时对该团体的感觉(不同感觉交织在一起),虽然我对法轮功的处境深表同情,我却无能为力。关于日期的部分,我引用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二○○○年出版的由Wang Gungwu和Zheng Youngnian编辑的《法轮功的宗教和政治意义》(Religio-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Falun Gong)一书。大部分在第四章,“中国大陆政治和社会的改革、合法性及困境”(Reform, Legitmacy and Dilemmas: China’s Politics and Society)。关于法轮功的基本介绍,详见丹尼.谢特(Danny Schechter)于 二○○○年出版的《法轮功给中国带来的挑战》(Falun Gong’s Challenge to China:Spiritual Practice or Evil Cult?) (Akashic Books)。
第84页:关于中共国家安全部镇压法轮功的用意也许是为了防止肌肉萎缩的评论,出自于贝彼德(Peter Batey),现任欧盟中国大陆商会主席
第三章 参观日
第95页:我提到的游说者训练课程是美国驻华商会为游说美国国会准备的。我不太清楚是哪些作者或哪个公关公司编写而成。关于柯林顿政府与中共当局的关系,详见孟捷慕(James Mann),《转向》(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from Nixon to Clinton)(Alfred A. Knopf, 1999)。
第102页:州长范图拉(JesseVentura)拜访中国时,我不在北京,媒体有许多报导:如美联社二○○一年六月十一日由Andra Ang发出的“美国州长访华期间夸大其词”(Flamboyant U.S. Governor Tours Beijing);Dane Smith二○○二年六月二日在《明尼阿波利斯之星论坛报》发表的“从明尼苏达到中国大陆”(From Minnesota to China);《南华早报》二○○二年六月十日刊载的“前摔跤选手督促商界领袖抓紧时机”(Ex-Wrestler Urges Business Leaders to Get to Grips)。
第104页:有关国会议员西蒙.奥维兹(Simon Ortiz)的访华报导,详见二○○二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网路版题为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加强对华了解的文章(http://fpeng.peopledaily.com.cn/200204/05/eng20020405_93515.shtml)。
第105页:关于SARS疫情,详见潘爱文(John Promfret)于二○○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传染病考验著中共领导层”(Epidemic Is a ‘Test’ for China’s Leadership)一文;CNN于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就新加坡隔离二千五百人的报导(http://www.cnn.com/2003/HEALTH/04/21/sars)以及Ellen Bork于二○○三年五月五日在《标准周刊》发表了“谎言长城”(Great Wall of Lies)的文章等等。
第108页:前使馆官员在二○○二年七月接受采访。
第110页:詹伯(Jimbo)是假名。
第四章 理想中的黄金国
第121页:关于外国人在中国大陆的历史和中共对他们的态度,详见Anne-Marie Brady于二○○二年九月一日发表在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的文章:The Political Meaning of Friendship:Reviewing the Life and Times of Two of China’s American Friends以及她的另一部专著Making the Foreign Serve China:Managing Foreigne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Rowman & Littlefield, 二○○三年十月)。
第114页:这个房地产的广告来自嘉阁北京房地产经济有限公司(Elite Beijing Realty),htttp://www.eliterealtychina.com/propertylistdetails_eng.php?property_id=84, 二○○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第130页:关于美国企业推销北京奥运,详见科波拉(Glenda Korporaal)于二○○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南华早报》发表的“出售金环”(Selling the Golden Rings);和伊瑞坦尼(Evelyn Iritani)于二○○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在《洛杉矶时报》发表的“环绕北京”(Rings around Beijing)。
第130页:关于詹姆斯.默多克(James Murdoch),详见坦库.瓦拉达拉坚(Tunku Varadarajan)于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不良公司:梅铎父子在中共面前下跪”(Bad company:Rupert Murdoch and His Son Genuflect before Chinese Communists)。
第133页:我对《南华早报》解雇事件的判断是根据在二○○三年十一月访问白克尔(Jasper Becker)而来。
第140页:关于朱镕基建议利用美国企业推销中国大陆的目的,详见林和立于二○○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发表在CNN的评论:“中共的商业王牌胜过布希的努力”(China’s Business Card Trumps Bush’s Push)。
第142页:关于贝彼得(Peter Batey)章节的争议,引文和关于引文的讨论书信取材自贝彼得的“中国大陆开放门户”(China Opening the Window)(尚未出版的草稿、电子邮件书信和修正版,经过作者的同意引用,二○○○年十一月),这篇文章是为了写给龙安志(Laurence Brahm)编辑的《中国的世纪》。龙安志的采访可在(http://www.business-in-asia.com/china_century.htm)找到;另见二○○一年三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网路版“总理会见《中国世纪》作者”一文。一位不愿具名的好朋友,以“光明闪亮的谎言”(bright, shining lie)来形容龙安志编造中共建国五十周年庆祝活动时的天气。
第五章 成功的梦幻
第154页:仿冒资料出自“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另外,详见李察.毕哈(Richard Behar)于二○○○年十月三十日发表在《财富》杂志的“北京骗人的打假战争”(Beijing’s Phony War on Fakes)一文;塔莉.赛斯薇(Trish Saywell)于二○○○年十月五日发表在《远东经济评论》上的“伪劣产品的代价”(Fakes Cost Real Cash)。
第170页:关于中共GDP资料的争议,详见汤姆斯.若斯基(Thomas Rawski)于二○○○一年九月十二日发表的“中共的GDP数位怎么么了”(What’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该文于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刊载在htpp://www.pitt.edu/~tgrawski/papers2001/gdp912f.pdf以及于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的“北京的模糊数学”(Beijing’s Fuzzy Math);另详见阿瑟.沃尔庄(Arthur Waldron)于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发表在《水星报》(Mercury News Services)的文章“中国大陆的增长数位与事实不符”(China’s Growth’ Is Not What It Seems)。
第171页:对亚洲环球电讯(Asia Global Crossing) 前总裁、高中老师以及巴斯特 (Buster)的采访在二○○二年十二月间。
第六章 谁扼杀了中国大陆的互联网?
第184页:“谁扼杀了中国大陆的互联网?”的早期版本曾在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的《标准周刊》刊出。本章的部分内容也在 Investor’s Business Daily和 Red Herring中刊出过。对麦克.罗宾逊(Michael Robinson)和彼得.劳洛克(Peter Lovelock)的多次采访在二○○一年的春夏之交。对前思科“温”姓工程师的采访在二○○一年七月。温是假名。
第180页:关于早期中国大陆的网路情况,详见美国大使馆于一九九八年十月的报告PRC Internet:Cheaper, More Popular and More Chinese。
第184页:在二○○一年七月与Matthew McGarvey,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Asia Pacific网路研究资深分析员的访谈中确认IBM曾安排贷款资助中共当局建造最早的防火墙。二○○一年七月底在思科北京办公室访问系统工程经理大卫.周(David Zhou)。关于民运人士齐瘦竹的案子,详见二○○一年四月二十日《匹兹堡邮报》的报导。
第186页:我对雅虎公司前中国代表的电话访问在二○○一年七月。雅虎拒绝刊登VOA广告一事是在二○○一年八月底我访问“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站主任巴姆(William Baum)时得知的。
第193页:关于美国在线(AOL)考虑应中共公安局的要求提供持不同政见者的情报,详见史蒂芬.穆夫森(Steven Mufson)和潘爱文(John Pomfret)于二○○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刊载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美国在线就中国大陆市场和人权的考量”(You’ve Got Dissidents? AOL Weighs China Market-and Rights Issues);另详见雷格.史密斯(Craig Smith)于二○○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美国在线赢得中共电视的一些播放许可”(AOL Wins Some China TV Rights)。
第194页:关于北电网路(Nortel)为中共设计的监控计划,详见渥尔顿(Greg Walton)于二○○一年发表在“国际人权和民主促进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的文章“中共的金盾工程”(China’s Golden Shield: Corpor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http://www.ichrdd.ca/english/commdoc/publications/globalization/GoldenShieldEng.html);另参阅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Anh-Thu Phan发表在《南华早报》的文章“北方网路为中共提供网路控制办法”(Nortel to Supply Key Mainland Cities)和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发表的“火车站的拘捕与中共网路警察”(Railway Arrest Gives Rare Glimpse of Cyper-Police) 。
第195页:关于所提到一些受到利诱的小公司和商业展览,详见Judy M. Chen于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发表的文章“IT Multinations:Willing Partners to Repression in China?”(http://www.hrichina.org/Beijing_IT_Trade_Show-Judy_Chen.html);Charles Bickers 和Susan V. Lawrence于一九九九年三月四日发表在香港《远东经济评论》的文章“防火墙”(A Great Firewall:Surge in Networking Creates New Security Needs)。
第195页:有关间谍软体(spyware),详见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http://www.tomcat.com上面的Records 21、61、62、63和641。另详见二○○二年二月十日一期的http://www.chinaglobe.com。
第195页:关于中国政府取得电脑病毒,详见Ted Bridis于二○○一年三月三十日发表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中共勒索电脑病毒”(China Exacts Computer-Virus Samples)。
第196页:关于Code Red II 蠕虫病毒(Code Red worm),详见下列网站:http://www.caida.org/analysis/security/code-red/。
第197页:关于网站攻击源自公安部,详见Michael S.Chase and James C. Mulvenon于二○○二年发表在兰德公司的论文“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与中共在互联网上过招”( You’ve Got Dissent! Chinese Dissident Use of the Internet and Beijing’s Counter-Strategies),第66页。
第197页:关于以网路攻击台湾,详见克雷格‧史密斯(Craig S. Smith)于二○○一年七月十一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Beijing States War Games,Mostly for Taiwan。
第205页:关于发送到西藏的电子信件不知能否收到的讯息是在二○○一年七月采访中国电子商业论坛(E-Commerce China Forum)的副主席Greg Shea时得知的。
第206页:关于法轮功学员使用网路传递讯息,详见克雷格.史密斯(Craig S. Smith)于二○○一年七月五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场隐蔽的运动”(A Movement in Hiding) 。关于蒋永宏(Jiang Yonghong)的案子,详见法轮大法资讯中心二○○二年二月二十日提供的消息“中共警察再次打死四名法轮功学员”(Police Brutality Claims Four More Falun Gong Lives in China)http://www.faluninfo.net/Display/AnArticle.asp?ID=5328
第206页:关于公安系统拦截电子邮件的方法,详见迈克.蔡斯(Michael S. Chase)和毛文杰(James C. Mulvenon)于二○○二年发表在兰德公司的报告“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与中共过招”(You’ve Got Dissent! Chinese Dissident Use of the Internet and Beijing’s Counter-Strategies)。
第207页:关于代理服务器的广为流传,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中心于二○○○年就互联网使用情况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长沙搞的问卷调查。
第213页:关于“三角男孩”(Triangle Boy)和其他尝试攻破中共防火墙的方法,SafeWeb的徐道辉(Stephen Hsu)和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的巴姆(William Baum)向我作过专门介绍。有关“三角男孩”的弱点,详见David Martin和Andrew Schulman于二○○二年二月十一日所作的介绍“Deanonymizing Users of the SafeWeb Anonymizing Service”http://www.cs.bu.edu/techreports/pdf/2002-003-deanonymizing-safeweb.pdf。
第216页:关于思科股东提案,详见刘雅雅(Ann Lau)在二○○二年五月三十日的Resolution on Government Controls on Internet Worldwide,Communication to Cisco Systems,Inc.; Mark Chandler,Vice President,Legal Services and General Counsel 于二○○二年七月十五日的答复,(Re: Proposed Shareholder Resolution,Letter to Ms. Ann Lau)。
第218页:关于美国在政治上的反制,详见美中安全审议委员会(U.S.-China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于二○○二年七月递交国会的报告:“美中商业往来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The National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另详见众议院政策委员会(House Policy Committee)于二○○二年九月十九日的政策声明“增进全球互联网的自由,拆除防火墙”(Establishment Global Internet Freedom: Tear Down This Firewall)。
第220页: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报告引用Jeffrey Lin,Cisco Channel Partner: The Direct Beneficiaries of Cisco’s China Growth,Merrill Lynch Comment。
第220页:关于暂时开放对西方新闻网站的禁令,详见《路透社》于二○○二年五月十六日约翰E卢维奇(John Ruwitch)的报导“China Unblocks Foreign Media Web Sites”。
第222页:关于雅虎签署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详见二○○二年八月肯尼斯.罗斯(Kenneth Roth)发表于《人权观察》的文章“Yahoo! Risks Abusing Rights in China”(http://www.hrw.org/press/2002/08/yahoo080902.htm)。
第226页:我在二○○二年十一月访问了北电网路无线网路行销经理,安诺其.赵(Enoch Chao)。
第七章 横空出世
第240页:我在一九九九年的夏天访问导演陈国星。
第241页:我对布莱克(Black)、格雷(Grey)、怀特 (White)的采访都是在二○○二年的十一月和十二月期间进行的。
第248页:关于英代尔赞助中国高等院校,详见贾斯丁.莱特纳(Justin Rattner)于二○○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发表的文章“Extending Moore’s Law”(http://www.intel.com/research/mrl/news/files/MRFKeynote_Overview.pdf)。
第249页:关于詹美玲(Mylene Chan),详见比尔.格茨(Bill Gertz)于二○○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华盛顿日报》发表的“SEC Aide Quits after Leak to Chinese”。
第251页:关于外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研发机构的报导,详见《人民日报》于二○○三年三月十九日的报导“Transnationals Locate More R&D Centers in China”;《人民日报》于二○○一年十一月十四日的报导“Motorola Vows to Enhance Presence in China”;《路透社》Reuters于二○○三年一月七日的报导“Motorola to Sink $100 mln in China Research Centre” 等。
第八章 雷克斯与京城
第264页:我在二○○八年八月采访雷克斯(Rex),在二○○二年十二月采访杰克(Jack)。雷克斯、杰克、图雅(Tuya)、佛莱迪(Freddy)和雷克斯所有的女朋友都是假名。
第296页:“走进莎莉花园”(Down by the Salley Gardens)为叶慈(William Butler Yeats)所写。
附注译者:杨凯琳、李祐君

(完)

转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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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即使回到九十年代初期,外国公司因为中共血洗天安门而裹足不前,中共领导层那时已经意识到美国公司的圆滑特征。到一九九三年,中共领导人采取了凭借密切的经贸关系,来影响美国政府和国会放松对华的技术转让,即以“贸易手段处理贸易议题”(这个政策后来又用来对付台湾)。替中共游说的美国公关顾问们为了充分利用这个新政策,在他们的宣传中毫不脸红地把这些目标称之为“中国关于区域安全议题的先进政策”。
  • 人们认为解放军将玩弄核武器、准备打核战视为最起码的恐吓条件。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说的过去。布莱克说,“他们运载导弹的卡车使用低频通讯手段,他们必须假设我们能发现他们。如果他们监视我们的话,他们会知道我们的陆基导弹也会有所行动。但是他们拥有潜基弹道导弹之后情况就变了。这个时候潜基导弹就会出动。”美国的弱点是她过于趋前的地理位置:“你无法使用‘战略防御计划’保护关岛和夏威夷。”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布莱克接着说,“中共对‘战略防御计划(SDI)’不太在意,他们认为这个计划要等十年才能进入部署阶段。但是,从战术角度上讲,他们非常愤怒,因为我们可以在十八个月内为台湾建立一个防御中共常规导弹袭击的安全网。没有迹象显示他们有窃取我们‘战略防御计划’的动作,而他们要做的是使用反卫星的办法来破坏我们的这一系统。反卫星的办法确实存在,他们能够把我们的卫星搞得七零八落。”
  •   那架轰炸机朝跑道下滑时发出的噪音震耳欲聋。这是一九九九年八月初的某一天,地点在北京郊外的一个空军基地。透过灌木丛,看到一架我现在认为是FBC-1式的飞机,人们称作“飞豹”,或者说得好听点儿叫做“空中长城”的军用飞机。站在三十米外打量它,我不得不装成好像在抽烟歇息片刻的样子,意识到我可能是第一个近距离看它飞行的美国人。
  • 二○○二年十月下旬,在永久返回美国之后,我又回到北京四处看看,见见老朋友。我顺道拜访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驻京办事处的帕特.包尔斯(Pat Powers),他那时是办事处负责人。我们前往外国人聚会的老字号,万龙酒吧(Frank’s Place)。我挺喜欢帕特,他曾多次挺身而出帮忙我,因此我们一直处在一种朋友情谊的气氛中,直到我提起互联网的话题。
  • 二○○二年夏末,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众议院政策委员会突然提出一个报告,标题颇具戏剧性,叫作“拆毁这个防火墙”。该委员会主张政府积极干预以维护全球互联网的自由,中共对互联网的封锁是报告强调的重点。这是十月出炉的“全球互联网自由法案”的前奏曲,(该法案由众议员考克斯(Cox)、兰托斯(Lantos)以及参议员卫登(Wyden)及凯尔(Kyl)连署提出)。本议案的目的是发展及使用先进技术以便击败对互联网的封锁和网路检查。同时这个议案要求拨款五千万美元用于在国际广播局内部增设“全球互联网自由办公室”。美国之音也隶属国际广播局管辖。对中共防火墙的攻击似乎迫在眉睫,中共对互联网的封锁成为二份重要报告瞩目的焦点,且与国家安全紧密相连。而一个重要的国会议案,让我感觉到对出口的初步管制措施或针对在华经商的美国公司而制定的公司行为法规,尤其是后者,可能很快出炉。
  •   中共官方传媒一致宣称战斗机驾驶员王伟是英雄,是美国EP-3侦察机故意撞击中共战斗机,迫使王伟偏离航线并坠入南中国海,几乎没有中国大陆网民能够看到美国国防部“眼见为实”网页上关于中共驾驶员挑衅EP-3侦察机并对美国机组人员做出下流手势的内容。
  • 二○○○年十月,中共当局开始建造互联网上的三峡大坝。国务院命令网路服务商记录所有中国大陆用户的资料,包括电话号码、上网时间和最近六十天的浏览纪录,这样一来,原本隐姓埋名的预付网卡瞬间失去了这一优势,电话号码或者与电话号码相联的姓名为追踪提供了方便。十一月关闭了所有商业新闻网页。十二月全国人大宣布所有未经审批的网路政治活动皆属非法。二○○一年一月规定在网路上传播有关违反人权内容的报导属于泄露“国家机密”。二月设置了“网上110”软体,阻止任何试图浏览“迷信、色情和暴力”网站的尝试,同时对这样的用户进行监控。三月监控系统开始启动,新浪、搜狐和网易等网站聊天室围绕江西学校爆炸案展开的讨论,包括成千上万的讯息和相关电子邮件全部消失了;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宣布一种搜集网路上所有流通资讯的“黑匣子”即将投入使用。四月逮捕了使用网路进行活动的民运人士,取缔网咖的行动在全国展开。幸存下来的网咖必须安装监控软体并雇用人手对上网人士进行监视(重庆的公安局和当地软体公司甚至联手建立自己的过滤系统,向用户征收五十美元的费用,一份网咖和商家根据法律的规定要交纳的“保护费”)。发往西藏的电子邮件,假如能到的话,现在需要三天,而涉及法轮功内容的邮件完全被删除。
  •  911恐怖攻击发生之后,非常规战争袭击手段(包括电脑病毒攻击)有增无减,北京当局与西方商界之间的合作呈现了新的特征。二○○一年发生了一起臭名昭彰的事件,美国网路联盟(Network Associates)(即McAFee病毒扫描程式制造商)、赛门铁克(Symantec)(诺顿防毒软体)与东京的趋势科技(Trend Micro)通过为中共公安部门捐献三百多种电脑病毒而获准进入中国大陆市场。这三家公司在中国大陆防毒市场占有率高达百分之七十四,并拥有绝大部分目前已知的电脑病毒资料。就像人类的病毒,电脑病毒也很难控制,因此防毒公司对待病毒的作法很像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即隔离起来,只允许少数得到国际性研究机构授权的研究人员接触病毒的资料(如此说来,那就只有电脑病毒研究中心才能得到授权)。
  • 西方企业原本估计,这个新规定是中共内部权力之争导致的一个副产品,大家都希望国家密码管理委员会很快消失,退回到原来不闻不问的状态。但是在二○○○年一月,委员会向所有在华外国公司发出最后通牒:在三十一日前必须要进行注册,否则将面临财产充公和起诉。
  •   当中国大陆互联网之父可不是件容易事。孩子们跑来跑去,船桨拍打着湖面,空气中弥漫着烤羊肉的味道;而麦克.罗宾逊这位年轻的美国电脑工程师,僵硬地坐在什刹海前的岸边,面对空无一人的咖啡馆,低声说着中国大陆互联网受到管制的事:“哪个更好呢?极权监控式的互联网?还是根本就没有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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