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活动家任畹町二次访英谈中国问题

【大纪元6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唐英伦敦报导）著名人权民主活动家、现年64岁的任畹町先生曾获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被誉为“中国最有骨气的人权老人”。从今年2月起，任先生先后访问了法国、德国、英国、荷兰、丹麦，爱尔兰等欧洲各国。他在5月份第一次访英期间，曾会见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6月下旬，任先生再次访英并在行程中对中国的热点问题发表了看法。

任畹町先生是江苏人，出生于一个经济学者家庭。他几乎经历过中国民主运动历史上所有事件。参加民主墙，起草1979“中国人权宣言”，组建“中国人权同盟”，参加89民运，98组党，04年帮助工商业者、农民、市民人权上访，07年组织“中国人权论坛”，起草发表大陆“2007中国人权宣言”，创设“中国人权卫士奖”，并致力“建设民运文化和民运政治学”。先后两次被中共当局监禁，共11年之久。1994年获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07年首次出访香港及民主国家，11月16日在美国参议院补领人权奖，获得全体来宾起立长时间鼓掌致意。

在媒体节上的问话与评论

6月18日，任先生参加了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在伦敦联合举办的媒体节。在媒体节的一次会议上放映了“大国崛起”的英国部份和“复兴之路”16大之后的部份。在之后的讨论中，任先生和传媒大学校长胡正荣对话时说，“‘和平崛起’引起西方观察家的极大恐慌和国内民主派及不同信仰人士的激烈批评，中国崛起意欲何为？岂不是对中国政治反对派压迫更甚！因此，2007年初，温家宝的一篇文章早已变了调门，声称希望建立‘和谐国际’，‘和平崛起’早已变调。可是，胡锦涛再有个人魅力能够掩盖中国社会普遍不良的政权基础吗？地方官员欺压百姓，贪污腐败无法根治，民告官，谁告赢过？造成大量冤民。在英国，反对奥运是自由。在中国，反对奥运要抓起来。”

任畹町先生在大英博物馆。

他又说：“大家知道，中国的新闻有中共党和行政的多重管制。新闻肯定是不自由、不独立的。面对英国的新闻自由和独立，面对你的同行，作为媒体人士，对于中国的新闻体制和新闻职业，请问你（胡正荣）如何自圆其说？”

胡正荣答，“我不认为（‘和平崛起’）会对西方引起恐慌和压迫谁，各人有不同的视角。”对任先生的后一段话不等翻译成英语，胡直接用中文答，“我们的新闻和英国有很大的差距。英法德美的制度也很不相同，我们不能要求中国的制度和他们一样。”任畹町起来纠正不是“差距”，是根本的不同。

任先生身后的一位女士插话说，“英国也不是新闻独立的。马岛战争期间，公司发新闻同样是不自由、有规定的，有国家利益。”任先生问道，“民主国家新闻公司的规定和一党制国家的新闻管制是一回事吗？别说公司的规定，二战期间，各民主国家的言论出版自由大大紧缩，也不能乱说乱动。但这和中共集权几十年一贯制的新闻控制是一回事吗？你们把在国内对幼稚研究生和老百姓的庸俗说辞照搬到英国来和我们对话，是不是看错了对象？一个党永远在台上，能永远代表国家和人民吗？请你不要为一个落后的制度辩护。”

中国民主派和英国人民有特别的友谊

任先生第二次访英，接待他的是“第19条宪章”人权组织，其负责人是艾格尼丝.卡拉玛德。该组织得名于“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第19条宪章”组建于1987年，总部设于伦敦，有巴西、墨西哥、东非等分支机构…….“第19条宪章”支持昂山素姬的缅甸和尼泊尔的民主运动。任先生说，“我一定要向中国人和民主派第一次介绍你们的组织。这个组织有专门负责亚洲和中国事务的人员，有宽大的办公室。”

任畹町先生与人权组织工作人员合影。（任畹町提供）

6月20日在和“第19条宪章”及联邦政府中国问题官员代拉克和赛肯同的讨论中，任畹町首先回顾了和英国的关系。他说，“由于香港的原因，我们中国人权同盟当年很重视英国，1979年曾会见了专门从伦敦来的官员。80年代初，撒切尔首相访华对邓小平（表示）关注任畹町和民主墙的案件。1979年1月的一个午夜，英国《每日电讯报》韦德及《多伦多环球邮报》已经在民主墙下等候，最早公布了‘中国人权宣言’和成立‘中国人权同盟’的消息。所以，中国民主派和英国人民有特别的友谊。”说到这些，英国人面带笑意，先是表露出惊讶的表情，随即说：“过去只是在书上读到你们，今天能够见面，十分荣幸。”

任畹町先生在大英博物馆外留影。

亚洲和中国的现状

任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很多年前，印尼的苏哈托威权统治倒台。前年，泰国总理因贪腐渎职被民众赶下台。今年，尼泊尔议会把国王赶出王宫，终结了君主制。亚洲的民主潮流和中国对比鲜明，我们不能不面对日新月异的局势。

有朋友人说我们激进，你们看是这样吗？目前，中国经济高速膨胀，政治极端落后，社会繁荣，贫富对立，财产掠夺，社会不公。作为暴政集团的中共，尽管有冠冕堂皇的纲领，可是，中国官方的调查统计显示，其党政干部已经形成了社会特权的有产阶级。世界银行报告说，中国0.4％的人拥有70％的财富，全球第一。一位驻华20年的美国官员认为，中国的问题，就是500个特权家庭垄断了权力维护现状，制造了一个‘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

共产党已经完全质变，特别是新贵们，他们凭什么统治中国人民？现在说起太子党，还能说明是谁的儿子。到了孙子辈，谁说得清是谁的孙子？现在香港、台湾的舆论仰人鼻息，把那些1949年后的新贵子弟也号称“高干子弟”，他们算什么高干子弟！盗窃国家权力而已，应该推倒还政于民，这个纲领一点都不激进。未来的变革必定是左中右势力及其民众的共同参与，并非简单的先进民主意义。其间会参杂共产复辟的因素，只要人民变革现行腐朽秩序，共建大选政府，民主派则不排斥任何人。我们要用公平、正义、人权、法制消除共产极权的土壤。”

中共混淆民主概念

任先生指出，“外国人走进金碧辉煌的中南海和大会堂，面见中共的统治者，迷惑于它的虚假魅力和权威。实际上，共产党愚蠢顽固得很，为了奥运隐瞒四川地震，暴露得很清楚。对于民主变革，中共政治局去年授意最高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出研究课题，示意中共50年后交权实行民主！这个课题还没有写完。这是江泽民在位时访问欧美为了应付西方首脑的‘本世纪中期全面实行民主化’的口头承诺，一直延续到今天。”

他说到：“外国记者和观察家不了解中国人权民主运动的深厚学理，把官方人员跟在民运后面讲的话如获至宝，比如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算什么新思想？他们声称的民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他们意在否定民运，暗指民运是‘不顾条件而推行民主，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让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接受自己的所谓民主制度，那就是国际的政治专制。我们不照搬国外的政治模式’。他们甚至暗指民主派以‘民主的名义，哗众取宠，欺骗人民’。似乎极权统治倒不是‘哗众取宠，欺骗人民’！细瞧这个‘民主’是中共党的‘民主’概念，有什么可以鼓吹的呢！共产党出版这种言论能是先进的吗！是混淆民主概念、攻击污蔑民主派、同民运争夺思想资源。因为，他们深知，当代民运是共产假民主的对极力量。”

“官方学者说‘中共是没有注册的党’，轰动一时。可是，他们忽略了后面紧跟着的一句话，‘首先在中共党内实行两党制’。这种言论能有多先进？民主墙期间，我们就懂得共产党是没有登记的。因此，我们自行组建‘中国人权同盟’。到了98组党，‘中共是没有注册的党’更加成为组党的理论支柱。徐文立先生放弃申请登记的策略，迳直组党。这次我在华人教授里顺便提及这个对比，他们才有所悟。

但是，要说明一点，这些人和老年的中共党内改革派学者被清除出党的王若望、方励之、鲍彤、林牧、严家其、包遵信、胡绩伟、王若水一批人不可同日而语。这些人都参与民运，公认民运、民主派行为和思想都走在前面。”

“民粹主义”问题

任先生认为，“随着去年今年民运新的涌动，（中共）官方出文批民运是‘民粹主义’。......把民运的‘民主主义’批成民粹主义除了偷换概念还低估了传统民运的学理智慧。我的‘当代中国的自由民主思潮的领军’和一些文章，较细地举证了30年前人权民主的思想资源。事实上，在护卫（法轮）大法的自由信仰上，几乎所有的民运名人，都没有犯思想错误。为什么？民主主义，人权文化的根基厚重。有个肖雪惠的早已预料这次借民粹主义之名批民主主义之实的进攻，她有文反驳。

东欧、苏联一夜变天，直接因素就是民众上街。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绝不可能回避街头运动。自由民主，西方传统的几大自由包括示威、游行、集会哪个不是上街？！那些总统候选人要到大街声嘶力竭吐沫飞溅去演说，和选民握手、作揖，一个一个地去‘拜票’，筋疲力尽。这么高贵的职位竞选都要走上街头，为什么搞民主政治，不能上街？这就是民主主义，不是民粹主义。

官方学者有专业知识。可是，用在歪处了，不但变得没有真才实学，而且，变得无知。近年来，共产党愈来愈利用官方文化人来干扰民运，民运学者有足够的理论实力，已经与其多次交锋。事实上，官方经不起辩论。

实行民主，中国不会大乱

任畹町回答说：“这次访问欧洲，也有的朋友多次提出大乱的问题。传统政治经济学早已回答了这个说法。现代国家维护统一是依靠专业分工联合生产国际经贸的经济杠杆。在东方，为防止地方割据破坏经济，要保证在自然经济的松散基础上的社会生活。在经济关系无力实现时，只有依赖集权制的行政力量了。30年变迁，中国社会的秩序不再是依靠强权而是经济一体化的强大纽带了。当然，民众上街的动荡是必须付出的最小代价，比如烧汽车、抢商店、死人不多等等，大家看，苏联和东欧的变革能乱到哪儿了？

共产党进步了吗？

任先生指出：“有的外国人说，中国进步了，共产党进步了。我从来不这样说，因为不是事实。事实是，50年‘人权民主自治’的铁窗运动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是自由烈士、铁窗志士们用流血坐牢的牺牲换取的。中国人权运动史要涵括1959年达赖喇嘛率众流亡印度。自治自决是人权文化，是现代民族理念，是现代国际法理。所以，我说达赖是中国人的先知，不是随意的（说的）。统治者一面压迫西藏自治、民运维权、（法轮）大法信仰三大力量，一面被迫向人民和社会让步。20年前，如果有100个人批评共产党3句话就的要抓起来判刑15年。今天，100个人批评共产党10句话会抓60个人判刑3－7、8年。比如胡佳和高智晟量刑，放在过去，是‘无期’和20年，这是我们无数自由烈士和铁窗志士抗争的成果。”

失败＋失败＋再失败＝成功

有人问，“奥运之前，你们做了什么工作？”任先生回答，“2007年1月，我们在国内组建了‘中国人权论坛’，发表了‘2007中国人权宣言’，以区别‘1979中国人权宣言’。
在政治问题上，当局不可能回应我们。可是，在人代会上将民生列为会议主题是第一次，而民生正是我们宣言的一个主题。此后，很多群体都活跃起来，这就是我们的思想舆论的规导作用。你们（中国之外的人权组织）能够做的是迫使中国释放更多的政治犯、信仰犯、救助他们和他们的家庭：秦永敏、杨天水、王炳章、彭明、郭飞雄，高智晟、师涛、刘杰、叶国柱、张林、陈光诚、杨春林、胡佳、李大伟、许万平……
还有人问，“中国普通人还维护党的利益，西藏人和汉族人互相不理解，你们怎么办？”任先生说，“这是通常说的被动随意的‘中间人群’。在所有领域，先锋和守旧的都是少数。这是橄榄球定律，不是、也不要求所有人都动起来参与社会变动。89年，有的观察家对我说，现在，年轻人都在发财、‘搓麻’（打麻将），不关心社会。我说，中国人让共产党培养为政治动物，主要是中国社会需要变动，你等着瞧吧！我们有信心，因为‘失败＋失败＋再失败＝成功’是千古定理。

西藏的问题是藏、汉两个民族与极权统治的矛盾

任先生还指出，“西藏的问题绝不是藏、汉两个民族的矛盾，而是藏、汉两个民族与极权统治的矛盾。你们在网络上看到的是中国制造的虚假民意。西藏人要求是的自治，他们没有要求独立。如果，西藏人要求独立，从而引起大汉族主义，那有的说。达赖喇嘛很高明：我就要充分自治，不管外交和军队，这样的政治目标就排除了给中共以藏、汉民族矛盾的借口。西藏的问题变成了完全是由于中共压制自治、打击自治、压制民主造成的。”

“北京奥运是民主进程难得的历史机遇”

任先生对于即将来临的北京奥运的评论是，“临近奥运，对新闻器材的限制和记者的恐惧表明中国政府没有举办奥运的气度和诚意。窃夺公权的共产新贵们宁可不办奥运也要保住他们肮脏的权力！这样的政府不否定，行吗？！北京奥运对中国人民是难得的历史机遇。韩国86年奥运前2年实现了民主转型，是我们的榜样。中国政府多次把奥运同政治挂钩。1980年，因苏军入侵阿富汗，中国和美国65国抵制莫斯科奥运，中国和22个全部非洲国家抵制1976年奥运。

这次（奥运）有的首脑谢绝了开幕式，有的艺术家退出了策划。几十年的人权民主自治运动......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中国人和国际抵制北京奥运前所未有，无疑沉重削弱了极权统治，我们距离自由会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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