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o:The Unknown Story》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45)

23 延安整风:靠恐怖建立权力基础(中) 1941~1945年 47~51岁
张戎(Jung Chang),乔.哈利戴(Jon Halliday)

画地为牢(大纪元配图《九评》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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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毛拿他们的带头人、三十五岁的共产党员作家王实味开刀。王实味曾翻译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托洛茨基的著作。三月十三日,延安的主要报纸《解放日报》连载他的文章《野百合花》。毛一看就留了神。王实味写道: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

为什么呢?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答说: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缺少维他命,所以……。另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所以……。

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

王实味的答案是,延安青年失望了,对等级制度失望了,对革命队伍缺乏“爱和热”失望了。他引用路上听到的两个青年女子的一段对话:“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像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

“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野百合花》继续连载时,王实味把话说得更单刀直入。“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王实味呼吁人们自己用脑子想,这就已经大逆不道了,他还提出了自己合情合理的观点:“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唯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毛看到这些话后,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立刻打电话给《解放日报》。报社受到整肃。

王实味又把更尖锐的思想写到墙报上。毛泽东允许墙报存在,给青年知识分子一个透气阀门,说话的园地。对毛来说,它的好处是读者有限,又很容易消失:风吹雨打,撕去覆盖,不像印刷品可以留起来。王实味在墙报文章里大声疾呼:“党内的正气必须发挥起来,邪气必须消灭”。“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向自己发问:同志,你的骨头有毛病没有?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反之,你是不是对‘小人物’很善于深文罗织?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王实味已经不光是反对特权等级,而是鼓动人们“造反”了。

王实味的墙报被贴在布上,高高地悬挂在南门外,延安最热闹的地区。文章不长,但人们从四面八方川流不息地赶来,看的就是那短短的几行字,那几行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王实味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一天晚间,毛泽东打着马灯去看了王实味的墙报。他看到激动的人群,感到了王实味极大的号召力,当即决定狠整王实味。他后来说:“不少的人,从很远的地方跑到小鞭沟看他的文章,但没人看我的呀!”,“王实味称王称霸”,“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

毛理屈词穷,只好给王实味冠以“托派”的罪名。王实味从前私下说过一些关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话,如说托洛茨基是个“天才”,“斯大林人性不可爱”,在苏联清党时“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恶”。这些话现在被公开扯出来批判。王实味被关押。

他短暂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单独囚禁中度过的。一九四四年,国民党地区的记者来访延安,王实味被弄出来见他们,他们见到的是一个机器人。记者魏景蒙写道:“他重复说:‘我是个托派。我攻击毛主席应该被处死’”,“毛主席宽宏大量……我对他的仁慈感激不尽。”记者赵超构注意到他:“谈话的神情完全像演讲,时刻舞着手势以加强他的语气,说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肃到可怕。有时,竟是声色俱厉的……据我的观察,他的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就在和我们会面的时候,也还是掩饰不了的。”

王实味的审讯者之一后来透露王实味说这番话是奉命,出于无奈,“他见了记者回来以后,非常恼火躺在床上,握紧拳头,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一九四七年中共撤离延安时,王实味被带上,途中被处决。那是个漆黑的夜晚,他被大刀砍死,扔进一座枯井。那年他四十一岁。

一九四二年,拿王实味开刀后,毛杀鸡儆猴,要年轻的志愿者们参加一场场批判王实味的会。但毛发现他们没有被吓住。王实味毕竟跟托洛茨基主义有些瓜葛,而这些青年人很多连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延安刚开始批托洛茨基时,为了帮助人们记住这个俄国名字,康生说:“你们可以记作‘兔子吃鸡’。”

“托派”这顶帽子对年轻志愿者们没有恫吓力,毛和康生另辟蹊径。那年冬天,他们指控大部分国民党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是“红旗党”,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为蒋介石服务的特务集团。这下,几乎所有在延安的年轻志愿者都成了特务嫌疑犯。他们都曾是这些地下党的成员,或者是由这些组织介绍来延安的。为这个可怕罪名作依据的,只有一条口供,出自从甘肃地下党来的十九岁的党员张克勤。在七天七夜不让他睡觉、轮番审讯的情况下,他终于说出了审讯者提示他说的话:地下党是特务机构。

就这么个借口,毛泽东把几乎所有志愿者都当作特务嫌疑犯关起来。一九四三年四月,数千人被逮捕,关进黄土山深处为监禁他们新挖的窑洞。一处监狱坐落在中共克格勃(此时叫“社会部”)所在地枣园的后山沟里,可关三千多人。(毛有一住处也在那里。)被捕的还是少数,大多数人被关押在各自的机关或学校。所有单位全成了准监狱,封闭起来,由卫兵把守。毛命令各单位“实行放哨戒严,禁止会客及出入的自由”。做“狱卒”的是本单位的人,往往来自非国统区,通常只占一个单位人数的一两成。

把一般工作单位变成准监狱是毛的重要发明。在他未来的统治下,整个中国都将采用这种模式。在这件事上,他更胜希特勒、斯大林一筹,使同事一夜之间变成囚犯与狱吏。用这种方式,毛不仅让人与人之间充满可怕的紧张关系,还增加了直接参与镇压的人数,甚至施用刑法的人数。希特勒、斯大林搞这些肮脏事大多用的是秘密警察盖世太保(Gestapo)、克格勃,地点在一般人看不到的铁门后面。而毛的方式,不仅卷入的人多得多,也公开得多。

关押后,志愿者们被逼着承认自己是特务,还必须咬别人是特务。这不是真正抓特务,而是制造恐惧。延安也在真抓特务,那是不露声色地在暗地里随时进行。据毛的助手师哲说,真正的特务嫌疑者“稍微发现有疑点就把他处理了”,常常是迅速、秘密、无声无息地处死。★
(★处死后有的尸体还派了用场。师哲写到参观一所医院,看见一个大槽,槽内用福尔马林浸泡着一具年约三十余岁的男尸。医院护士长告诉他:“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他们都市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问:“他们被送来时是活人?”回答:“当然。以医病的名义送来,然后处理。”)

对志愿者所施的刑讯逼供,最常见的是不许睡觉,有时长达两个星期。也有吊打、坐老虎凳一类传统办法。还有心理恐吓,如吓唬说不招就把毒蛇放进窑洞,甚至假枪毙。在沉寂的夜里,远远近近的山沟,一排排一层层的窑洞,受刑者的惨叫声传遍延安。

毛泽东亲自发出指示怎样用刑效果最佳,当然不是直说“用刑”,而是用委婉名词“逼供信”。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他说:运动中“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故以精密注意,适时纠正为原则。”毛这样仔细,是因为他需要受刑者将来继续为他服务。

与关押受刑相结合的是歇斯底里的坦白大会。志愿者们一个个被推到台上,强迫承认自己是特务,“检举”他们的同志。被检举的跟着被揪上台去,逼着认罪。在台下一片震耳欲聋的凶狠的口号声中,不肯认罪的被当场捆起来拖走,押进监狱,或是上假枪毙的刑场。毛说这些坦白大会使人“恐慌到极度”。任弼时说,坦白大会“是一种极严重的神经战,在某种意义上对某些人来讲,甚至比任何刑法还厉害”。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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