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新中国》第四章 理想中的黄金国(27)

伊森‧葛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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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要在中国领导人中区别好人和坏人呢?我的一位朋友,美国商会董事会的成员,头脑相当灵活,告诉我这很重要,因为事实上中国暗地里在与美国以及其他现代化的民主模式融合。为什么这样说呢?他最近与夏皮罗在龙安志的红都俱乐部一起吃饭。夏皮罗,一位坚定的毛派分子,自一九六三年起就加入了中国籍,他现在是全国政协负责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员。夏皮罗告诉我的朋友,在美国有共和党和民主党,因此,人们认为这样是民主的;在中国也有各种党派,但它们不能够称之为政党。在这里也有改革派和保守派,夏皮罗能够分辨出与他打交道的官员是属于保守派还是改革派。因此,他们有没有驴子和大象的标志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也照样存在竞争。

我问到,夏皮罗所指的派系与Bloods和Crips这样的黑帮组织有什么区别吗?它们也存在竞争,人们甚至还可以轻易地从对方的纹身、头巾颜色或者其他的特征判断出实施攻击的是Bloods还是Crips。但是这些帮派对贫民窟承担责任了吗?又是谁因为害怕,而率先把他们选出来控制贫民窟的呢?我的朋友很快在这个问题做出了让步,但我还是对他那么容易就被夏皮罗说服而心有不甘。

正当疑团在我心头越积越多时,发生了一件事,使我与龙安志的友情出现裂痕。从二○○○年到二○○一年期间,龙安志忙着出一本名为《中国世纪:下一个经济强国的苏醒》的新书,他计划邀请一些掌握中国未来经济和政治走向的部长和西方商界的明星为其新书作序。为了使读者能更好理解上下文关系和背景内容,龙安志还将在每个章节的前面设下开场白。

为他新书作序的名单真是星光熠熠,尤其是来自西方大企业的名人,其中包括美国各大公司的首席执行总裁、少数非政府组织领袖、美国驻华商会执行总裁傅中宝、世界经济论坛管理总监克劳德.斯玛迪亚、加拿大驻华大使贝祥(Howard Balloch)。中国方面有来自以下部委的部长: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外交部、对外经贸委、资讯产业部、国家经贸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另外还有国家高等法院院长、人民银行行长以及作为点缀的夏皮罗。

朱镕基还将亲自为该书撰写前言。有这么多重量级人物垂青,龙安志想必能够得到一家实力雄厚的出版社的支援,那就是香港约翰.威立父子出版公司(John Wiley & Sons)。

二○○○年的秋天,龙安志与贝彼得联系,邀请他撰写其中的一个章节。如果你想从顾问行业挑一个代表的话,贝彼得是最好的选择。贝彼得在北京生活多年,操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中国政府的设置和运作。作为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斯的私人政治秘书,贝彼得因促成中英双方签署第一项贸易合约而一举成名。八十年代,他担任过安德生(Arthur Anderson)的首席代表,并在一九八九年创建了自己的公司--贝特伯恩有限公司(Batey Burn),并在九十年代成为中国英国商会主席,现在是一家在中国居领先地位的顶级公关公司--亚洲安可顾问有限公司(APCO)--的主席。他还是新成立的欧盟商会副主席(很快就要成为主席)。

在他手下人士的督促下,贝彼得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敞开窗户的中国”,文章以历史为主轴,叙述了“中国经济的重生和继续经济改革将会遭遇的挑战,以及在新的世纪实现腾飞。”贝彼得论述了中华帝国的兴衰,明确提出了中国能否在二十一世纪重新占据世界领导地位的问题。

经济贸易的开放在多大程度上促使中国在理念世界的开放呢?中国最伟大的时期也就是她最大限度开放的时期,现在这个时期会延续下去并扩大已经取得的成果吗?贝彼得认为:可能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有观念上的撞击,务实的中国领导人已经解散了很多亏损的国营大型企业,并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如果中国在思想观念上也能够保持对外开放的话,贝彼得在最后总结:

中国的未来应该是光明的。她的领导人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无论什么都不能难倒目前朱镕基领导下具有才干的政府部门,尤其是如果他们能够注意并记住邓小平的名言:“改革开放难免会飞进来几只苍蝇。”

我认为,这个说法没有任何可以引起争议的因素。因为我与龙安志和贝彼得的关系使我成为他们的中间人。我读了贝彼得的文章,把它编排了一下以减少字数,然后通过电子邮件寄给龙安志。安志的反应是:看起来不错。

几个星期后,我打电话给龙安志,问他对文章做修改了吗?他说他做了一些删节,为了能使其更好地与书中的前后章节联系起来,但不用担心,事情进展得很顺利。他的回答使我隐约感到不安;我很客气的请求他给我看看修改后的草稿。龙安志同意寄给我,但是语气里透著一丝紧张。

当修改过后的文章出现在我的电脑萤幕上时,我明白了。就在文章的开始部分,贝彼得有一句描述中华唐朝帝国崛起的话:
它成功地将周围的国家变成了殖民地或是附属国。

龙安志则修改成:
它在外交和经济上取得了成功,因此许多邻近的国家都把中国当作是他们的宗主国。
这就与中国官方对历史的解读统一了口径:中国不是殖民者(她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是受害者,野蛮的西方侵略者才是殖民者);中国通过外交和贸易手段使其他国家主动承认她是“中华帝国”,而不是通过武力。这是对中国过往历史的连续性和正义性的解释版本。

(待续)

转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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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搬进来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在露天走廊上聚餐。工业烟雾在白天已从城市的南边散去,北京真实的地理特征开始显露出来:由于缺乏树木和植被,这个沙漠化的城市昼夜温差比较大。当太阳消失在鼓楼后的天际时,中午的炎热已经从屋顶的瓦片散发掉,开始吹来习习的凉风。一只蝙蝠(在中国被认为是吉祥物,与“福”字谐音)在走廊上飞来飞去;一群流浪猫受到炉台飘出的菜香和一只发情母猫的吸引,聚集在屋顶上;牛排在烤架上“嘶嘶”作响,妻子摆弄著鸡尾酒搅拌器,四周飘散著高级雪茄的香味,屋里传来阵阵约翰.麦克考马克的爱尔兰思乡民谣。
  • 没有去做的个人原因可能因为他们是身在中国的记者,但还是可以做出下列归纳。在中国做新闻报导也许没有像在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那样困难,但是CNN的报导还是经常遭到封杀,记者被拒发入境签证,想要进军中国的大传媒机构要非常注意自己的立场(比如,白克尔和林和立同为中国方面的专栏作家,但当《南华早报》决定开创中国市场后,他们都被解聘了)。因此,新闻机构在北京不得不规范他们记者的“操行”。他们用正面消息(《纽约时报》对中国首次地方选美大赛的报导)来冲淡负面新闻(《纽约时报》揭露爱滋病在中国一个内陆省份蔓延的情况)。他们把那些看起来好像是要把西方的人权和民主观念灌输给中国的语句删掉(这些语句不“客观”)。
  • 外国侨民住在什么地方跟他们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从北京东北面的首都机场开始,一直到五环路外,当你仔细观察,在高速公路的两旁你能看到一派乡村的景色:被树林分割开的田野,贫穷的农村和少得可怜的耕地,破旧的厂房,然后你的视线被高墙隔断,里面是不断在增加的大量外国侨民的住宅。美国的商务代表就住在这样的地方。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利用美国企业的基础来发展个人事业,虽然他们被视为外国侨民中的佼佼者,但许多人还是选择住在这种便于搭机旅行的房子。这些房子集中在首都机场高速公路两旁的空地上,远离喧嚣的北京市中心,龙苑别墅便是其一:
  • 《龙安志的中南海》一书以中国的权力中心命名,听起来分外庄严,但部分章节使其看起来在刻意吹捧中国领导人。
  • 第一种,夏皮罗和李敦白式。即紧紧跟着党走,永远为党的目标奋斗。但这不仅仅是动动嘴皮子,经过了五十年的历练,中国领导人虽然在处理公共关系方面还是生手,但却能熟练地判断出一个西方人所说的话的可信度是多少。
  •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与世隔绝和党内斗争,顾不了广泛利用外国人为中共利益服务的这一策略,直到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将夏皮罗等人从“国际友人”贬为“极左人士”(指没有紧密跟随党的新路线的人)。现在,中国之友的定义取决于能否带来金钱(或者至少能否带来技术、政治上的信誉);因此,能够得到回报的标准从以前的意识形态方面对中共的忠诚,转变为能否积极拉拢到具有商业、政府或军队背景的外国人。政策也有了新的变化,随着对外国人旅行诸多限制的取消,大批的美国人开始涌入中国,去重新探索这个古老的国度。
  • 在中国很容易结交朋友。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我在北京城的西北部遇见了艾德。
  • 首先是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在这个没有法制、腐败猖獗的社会中,尤其是面对如此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美国商界绝不会忽略中国政府部门。事实上,要想在中国获得营业执照--即加入游戏,不仅仅需要与上面人士拉关系,还需要与几个下面的人士同时打通关系,通常包括一些地方官员。一个公关公司如能吸引具庞大人脉且有相当级别的前政府官员加入(用我们的行话),就能为公司加分。一些像摩托罗拉、斯科和柯达等大公司都有专门的强大的工作部门负责与中国内部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但这只是例外。大多数公司需要透过我们去与中国官僚队伍建立关系和依赖我们的策略分析。很公平地,我们从中抽取佣金。
  • 中国政府将这种花言巧语当作证明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工具。每天都可以在报纸上见到,比如,《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打出“美国国会议员呼吁人们加强对中国的理解”的标题,下面附上国会议员西蒙"G奥维兹(Simon Orvitz)的厥词:“中国的发展真是突飞猛进,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哪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与中国相比。”当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代表来中国访问时(无论以何种标准,这里连人类都不适合居住,更甭提动物了),北京政府办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幅照片:基金会的代表们坐在一个支援中国申办奥运会的标语横幅前,拥抱着吉祥动物熊猫。
  • 国会代表团的成员从他们的座位上站起来,四下张望,好像不知道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做。总之,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下一个活动上去了,在行程安排中可能还包括观看中国小学生关于爱护环境的歌唱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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