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中国民间维权运动：以成都为例

【大纪元7月11日讯】感谢诸位邀请我来跟大家分享一点我在内陆民间的思想和民间运动方面的体会，因为我本身是参与者，这里面可能有些项目我是深度参与者。我希望能够给你们带来一点比较特别的一些感受，我觉得是大陆的政治上的进步与香港是息息相关的。香港人在为大陆人争取民主上作出很多的贡献。这一点我是毫不隐讳，而且是非常感谢，我们内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基本的现状，肯定和香港是很大的不同。那么我就想，以成都为中心讲一讲思想上的维权，首先就是讲以成都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的力量和势力的形成，这种形成当然不是说一个组织，中共最忌惮的是一个组织，我们也就不去挑战它这个底线。现在除了民主党以外，中国民主党，像杭州的民主党，他们挑战这种底线。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挑战这种组织意义上的底线，因为至少在我看来，成都没有那种，完全要走政治道路的，我们只是争取言论自由，争取权利意义上的自由，而不是那种意义上的自由。可能成都在这方面不够发达，原先其中有两位已经被关过，但是现在出来了，好像也比较式微了在成都影响也不是很大了，其中刘贤宾（音）先生、欧阳懿（音）先生这两位关过，但是即便不参与组党，成都也是各个方面，我觉得作得不错，八十年代的话从官方的角度讲，八十年代出了一套非常好的书，可以这样讲，二十年来中国文化的启蒙和发展，这一套丛书是不能越过的。这套丛书叫做《走向未来》丛书，《走向未来》丛书可以说是二、三十年来，自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的出版社唯一拿得出手的一套真正意义上的丛书。其中当然有金观涛、刘青峰，有前不久死掉的包遵信先生等等，这些人都是编委，其中有很多人在六四过后已经流亡海外，在国内已经被禁声不能发言。这套丛书出版的时候，我在读大学，可以讲我本人就是受这套丛书起来的，这套丛书的影响是相当相当大，成都的民间土壤和民间资源，虽然它是官方的，但是它带有很大的民间性。

第二就是成都有个《野草》，这个《野草》办了26年，78年到04年，26年被彻底封掉。彻底封掉是什么原因，是2004年那个张宪中（音）图书360周年，我、王怡、流沙河先生包括流沙河先生的太太，我们共同出了一个叫做《张献忠成都大屠杀360周年》。这个《野草》是自印的刊物，存在了26年，这个自印刊物中有些人在海外了，比如说蔡楚，就是博讯的蔡楚，就是《野草》的早期的作者之一。包括现在开放的蔡咏梅，认识我说的这拨办《野草》杂志的人，这个《野草》其中文学的份量并不是很重，里面的小说创作和诗歌创作在我看来还是比较一般，但是里面的时政内容和杂文的话，可以说是民间地下的土壤，在文化界大家都很清楚。因为2004年我们纪念最后一期，就被四川的成都的国安，就是国保，被禁掉了。其中的话还涉及《野草》杂志的主编陈墨的太太被关押，现在都还在。为什么海外不知道他太太被关押的事，因为他太太是一个厂的厂长，那个厂是一个街道厂，本来是一个残疾人的街道厂，做得相当好，但是你要知道，中共它打压异见人士，采用的是政治经济化，它不用政治来做，因为用政治来做成本比较高，因为海外反弹比较厉害。用经济做，一下就发不出声，谁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它这种事也做得很多了，比如说像你出了一本令共产党很反感的书，对不对，它要做，它也许不禁作者，它要禁出版社，它说我这个是行政处罚，它采取这样的方式是降低它的管理成本，还有降低国际社会上对它的的反弹。这是我说的第二点，就是《野草》杂志。

第三是最近被关掉的《文化人》，他申请的书刊号是香港的刊号，也被禁掉了。这也是《野草》杂志当中分离出来的一拨人，从2003年开始办这个杂志，今年被封掉了。因为那里面发了很多人的文章，余杰、王怡、肖雪慧、廖亦武，可能以四川的为主，但是外地也不少，包括四川在外地、在外省的，徐友渔、胡平等等，这些人的文章，这样的话肯定很犯大陆的忌，那么这是第三的一个，就是《文化人》杂志。

第四个是六四天网，六四天网这个网站还在，这个影响非常巨大。主编、主办人叫做黄琦，曾经进过监狱，这个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现在这个网站还存在。他为六四死难者，周国通（音）的母亲，姓唐，唐什么名字我忘了，那个周国通（音）死得很惨，十五岁在成都人民南路派出所被活活打死，就是在6月4号还是5号左右。周国聪的母亲在黄琦的帮助下向成都讨到了大概是七万块钱的赔偿，这可能是国内首创。这个七万块钱的赔偿当初还引起了很多不同的意见，包括丁子霖，包括刘小波，有不同的意见，就是说不应该接受。然后我就专门在我的博客上发表了，我说维权应该允许多元化，维权应该允许多种方法。因为中共太过强大，每个人跟它耗不起。这个周国通的母亲生活很不顺利，她年年上访，被国安、公安围剿。生活在那种恐惧当中，生活很贫困。我主张，周国通的母亲接下这笔款，哪怕她跟中国共产党说我不再上访，我说这个事都不影响历史上会好好地评价这件事。周国通这个母亲，她不存在她不可以翻案，历史不可能因为熄诉了过后，历史会改变。不会改变，因为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当初丁子霖先生我很佩服，就是这个有小小的不同的看法，但是并不表明我对他的尊重会有所减少，一点都没有。那么就是在这种意义上，黄琦和周国通他们做出了这样的贡献，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然后黄琦为当地的成都的，比如说温江、成都的太平村等等，失地农民维权，作出了很多实际的事，说白了就是争取了很多利益，而且现在依然在艰难地做，我觉得是非常好。

第五点是草堂读书会，草堂读书会是个民间读书会，大概是办于2003年到2004年，这个草堂读书会现在还在办。因为2005年王怡和余杰的白宫事件过后，王怡就跟现在的主办者周钰樵先生产生了一些分歧，这些分歧当然也不是什么大不了，我尊重双方都有自己的选择，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没必要搞成为了革命搞统一战线，虽然从效果上讲这是很大的损失和危害，但是我觉得那种为了效果为了策略而临时的统一，当然从效果是讲是非常好，但是从自由主义角度讲也未必一定就非常好，反正我是很理解他们双方。那份当初做的时候，王怡退出来的时候，其中我也是很多场次的主讲人，包括我讲右派研究。右派研究一讲出来就被国际商很多网站转载，翻译成英文。草堂读书会包括中文也在海外网站、国内网站转载很多，后来我也是没有参与，过后他们现在还在做，我也是很敬佩他们。虽然我不参与，但是我不诋毁，我还是说他们做得不错。包括周钰樵，他最近得到自由圣火，好像是哲学奖。我也很祝贺他，他们现在还是在做，讨论土地问题、失业问题，包括言论自由的问题，包括成都和四川的下岗工人和农民工的问题，他们也在做一些非常不错的事。

第六个是成都的地下教会。地下教会在成都的发展还是很厉害，大概可能在我看来可能有几十万人，那个样子。他们不和国家意义上的三字教会重叠的基督教，他们不去那种被官方教堂控制的地方做礼拜，不做圣经的查经。他们不做那些，他们是自己在家庭里面做。当然，其中比较有名就是，比如王怡现在所在的教会，叫做“秋雨之福”这个团体。王怡和余杰是基督徒。很多朋友都是基督徒，只有我是孤魂野鬼，我确实比较懒，对我自己信不过，我不是信不了主，我是信不了自己。“秋雨之福”这个团体做了很多很好的事，做了很多善举、义工，还有联合一些社区发放衣服、关注民众的生活，同时和北京的三都教会，就是余杰所在的教会，联合举办了一个杂志，这个杂志叫做《橄榄枝》。这个杂志水平很高，绝对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基督教和自由主义结合方面的刊物，它当然是内刊，也是一期一期地出，也很不错，王怡这个人，外面对他有很多杯葛，我认识余杰十年，王怡八年，我也是特立独行的人，这么多年，他们这么多事过后，我依然认为他们是朋友。有些人经常想问我又不敢问我，为什么，因为看到我跟他们还好，我说没什么，没什么不可以问，你随便问。但是我说也许他有些做法也许不是很同意，如果换了是我，当然我不是基督徒，我不配谈这种事，因为我觉得对于自己不清楚的事情，应该保持缄默。我不保持缄默，我应该保持一定的谨慎。自己不清楚就不乱谈。但是以我这么多年跟他们的交往，走得那么近，我依然很佩服他们，这由于我告诉你们的基本看法。也许你还是有不同看法，那没关系，我只是告诉你，我就是这样来认识人的。我认识人当然会从大处看，但是我也会从小处看。我举个例子，王怡和余杰对夫人相当相当好，非常好，在信基督教之前就相当好，我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人，我对太太就不够像他们那样好，但是我这个人见贤思齐，后来我太太觉得我还不错。这个都是因为我有好朋友的原因，一个好朋友胜过一所学校，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第七点就是茶馆的恳谈会，成都是整个中国茶馆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北京也好、重庆也好、或者别的地方也好，都不一样。北京大家都知道老舍先生写过著名的话剧叫做《茶馆》。但是实际老舍先生本人很少逛茶馆，而且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之后，茶实际上他参与是很少的，而且茶在北京人生活当中所占据的位置据老舍和另外一个研究，据舒乙，就是老舍的儿子和另外一个老舍研究专家，茶在北京所占有的份额是很小的，地位比较小。但是成都人不一样，成都真是可以这样讲，别人开玩笑说，你不泡茶馆，就是在去泡茶馆的路上。就是那种感觉，确实相当相当多，而且以前在49年以前，茶馆很厉害，茶馆就是很多袍哥组织的地方。袍哥组织就搞地下活动的窗口。它形成了很多议政的小团体，就是议论政治，尽管堂口上写着“莫谈国事”，其实谈国事的人相当多，而且就去做。现在也是这样，成都人当然谈的国事很多时候是打麻将、喝茶、聊天或者休闲，议论议论就会开始议论一些大的事，议论大的事，成都人和北京人不一样，他首先是调侃，没有那么庄严，没有那么神圣不可侵犯，让你感觉到到可笑，任何一个事在他们看来就是可笑。没有那种庄严的口吻说，今天我见了某某某，脸上洋溢着骄傲的情绪，他没有，他就是那个人也不过如此。现在的茶馆，每周星期二的一个茶馆，那些退休的很多人，都在一起，分两拨人，一拨像流沙河先生这样的人，主要谈文化。谈文化当然会反对党文化，就是说谈真正传统的文化，这拨人以流沙河为主，他现在出的书只是他冰山一角。因为我跟交往二十年，我们每个星期天也在一起喝茶，就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谈，天文地理，包括姓氏乃至下水道等等，都谈，就是说无所不谈。谈这些的话，他整个来说形成了这样谈事，大概是几十个人上百人去听，这个就是你买碗茶就可以在那里听，就是在一个茶馆，叫做大慈寺，很著名的一个寺庙叫做“大慈寺”，我家就住在大慈寺对面。还有另外一拨人，就是57年被打成右派的，这一拨人很厉害，八十几岁了，他们现在都在写回忆录，现在可能在打成右派的群众当中，成都人可能有几十个右派在写回忆录。你想想，很多人开始都很害怕，待会我会讲，他们为什么现在渐渐不害怕。这是成都这样的一个土壤造成的结果。成都这个土壤，待会我会讲，大致上有两群。

第八个就是另外一群，跟这群有所区别。58年他们才18岁以下，大家都知道57年的反右，但是不知道58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伍先生，把那本书拿出来给他们看一看。我这回没想到会到这儿来，不然的话我可以带给你们做资料。这个书，内部印的，我先讲，大家可以传观，这本书叫做《五八劫》，就是共产党的历史上，或者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没有整个未成年人。他全是未成年人，把中学生打成三类和四类，把中学生分成三六九等，就是第一类是好子女，第二类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三类和四类是不可以考大学的子女，就是不能上大学，成绩再好也不可以上大学。他们三类、四类，分类主要就是政治，三类、四类很多人学习成绩很好，但是政治可能是三分以下，这里面整个四川在58年大概中学生和中专生加起来大概是一万人，但是被打成三类和四类的是3200人，就是占比例是32%。我说的58这一群，尤其说到汇编这本书的王建军（音）先生，这里面有图片，你们待会也可以拍也可以用。这位王建军（音）先生他认识我，是在网络上找到我，别人给他推荐我的博客，他一看就说，成都还有这么厉害的博客，这么厉害的人在成都。他就要通过我一个朋友找我，我当然说好，会面，会面过后，他们有这个想法，但是很害怕。同学之间很害怕万一共产党又秋后算帐怎么办，我们都已经受了几十年的苦，我们不想再受苦。有些人，哪怕他自己很勇敢，但是家人会告诉他，子女说你怎么能这样，现在生活刚走上正规，不可以。这当然可以理解，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我绝对不强求，在当初他约了一帮人，后来那帮人基本上都退出了。为什么，因为这位先生他要坚持做，王镌金先生他要坚持做，然后我跟他说了，他就更加坚持做，我就跟他讲，我说要把这个书编成功，要编成一个历史，然后同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样做下来你会变成，并且每个人就会变成记载历史的人，为后来的司马迁留下史料。我们现在也许说不透，我们现在不自由，这个不自由的环境下也许我们不可能把这些事实给解析、分析透，但是我们有保存事实和保存材料，我们有这种义务。他联系我，第二天、第三天我就接着写了两篇博客，第一篇就叫“如何帮助老年人回忆历史”。比如说，我说你要让老年人吐露心声，你要多回家关心他，作为子女你要多关心他过去受到什么样的苦处，经历过什么样的历史，你可以用口述历史的方式，可以用录音，可以用录像，可以用对谈的方式把这些保存下来。我说每一个年轻人都有这样去做的义务，这样的话，你和你自己的父母谈，第一是尽孝心，你每周周末回去跟他谈一谈，让他心情很愉快，老年人最大的不是缺钱，当然乡下的老年人缺钱，城市的老年人也有缺钱的，但是一般最多意义上的老人不缺钱。我说老年人缺的不是钱，是缺的心灵上的寂寞和孤独，这是一举两得。就青年人如何帮助老老年人回忆历史。第二天我写了一篇“告诉后人真相是老年人的义务”。我就说老年人如何，我尊重你们自己的选择，我也知道在这样一个国家内，一个专制社会，有多么不容易，多么心有余悸恐惧变成我们血液的一部分，变成我们的空气。我说我非常理解，但是事实上是，你有几种方式，第一你可以在死之前不发表，但是留给自己的后人做决定。第二你可以在内部亲友之间互相赠送，第三你可以在同好之间互相赠送，第四你可以提供给真正的、独立的研究者和世界各地的大学图书馆。你这样留在图书馆，但是我不可能说，你们每个人写的都是如何的客观，因为你们是当事人，当事人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的经历的特殊性和排他性。比如说我所经历的反右，可能和别人的不一样，就是他的特殊性和排他性，他的独特性都是后来研究文献的人不可替代的。我觉得一定要留下来，当然你们每个人说的不一定是客观事实，但是所有的人，很多人说了过后，会让后来的研究者有一个接近于客观事实的研究文本，可以参照，可以比对，可以接近于事实。因为我们现在整个说的话，档案现在都不开放，图书馆内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这本书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一个运动的原始档案和材料全部在这个里面，不在于这个里面的议论。这里面的议论当然也不错，但最好的是档案、材料，打成三、四类学生的，怎么样不让他上大学，怎么样上了大学又被开除。这些原始材料、档案，他们从档案馆，找关系复印出来，弄成书了。这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本，可以这样讲，49年过后的灾难是相当相当多，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一个灾难可以得到如实的反应。

比如说文革，现在文革当然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宋永毅（音）先生组织编纂的文革光盘，好像是有两亿字。我在中大看了，后来他说要送我一套，现在宋永义在组织编纂反右的资料，可能是国内、海内外最厉害的资料。我觉得49过后的灾难，我们的反思一定要建立在事实和证据之上，没有事实和证据，你高谈言论，看上去也很有正义感，但是实际上你要经得住考验，也不是那么容易。这个光碟和普林斯顿学社，和香港中文大学，还有中国信息中心21世纪，三个单位联合做的，这个是海内外是规模空前的。茅以轼先生都专门写序，盛赞这个事。我觉得我们研究49年这些事，一定要重证据和事实，我有一句话，可能左右都不讨好，叫做“连共产党我都不诬陷。”什么意思，就是它没做的我一定不往它身上栽，它要是做了我也不袒护。就是说我们本着尊重事实的基本态度，不能用共产党的思维反共产党，比如说不能像法轮功大劫缘上面九评共产党，和九评苏共的思维完全一样。你对共产党的思维包括文化，包括它的治理国家的方式和理念都没有超越，我认为这就是一个灾难性的。这种思维是灾难性的，尽管你反对共产党。我觉得一定要有超越，那种超越到最后是肯定要达到图图大主教说的，就是要成立真相和解委员会，比如我批评共产党的目的，不是找共产党报复，我是为了督促共产党，让它告知真相让它承认这些真相，让它将来会道歉，达成整个社会的和解。我觉得我们知识分子，比方我们是开车的，当然你可以开得很猛啊，你说车盘、底盘、远灯、大灯性能很好，我可以开得很猛，但是有一点知识分子要有一种功能，这种功能很重要，可以这样理解。大陆的知识分子可能没注意到这个重要的功能，叫做“鉴证”。这种功能我觉得知识分子要有一种负担要有一种责任感，我觉得这种责任感就是你要帮助那些，比方讲，中共的领导人，这个制度下开车的人，你要协助他把车开好，你要同时要让坐在车上的人感觉到舒服。我觉得知识分子还是要有一点这样的责任。尽管你能批评共产党当然很好，给共产党提供建议也很好，它采不采取，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不是一个党派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将来制度解决的问题。我觉得要相信制度，不要相信一党可以把很多事做好，将来肯定是要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制度是最重要的。我在中文大学遇见林达，我们在一起聊天，她写的书，总统是靠不住的，近距离看美国。带一本书到巴黎，这些书写得很好，对90年代后大陆的知识界的影响，尤其是年轻人影响相当厉害。

第九点就是基本维权的人和在言论界、知识界的人的合作，这个人的话，我举自贡失去土地的农民叫做刘正友（音），这个人在网络上反对自贡市也比较有名，他经常也到草堂读书会来，经常也找我们，找王怡、找我探讨土地上怎么维权，包括法律问题，包括怎么样从策略上为自己的权利而奋斗。整个四川具体还有，一个是刘振友，一个是宜宾的也是一个农民维权的，被关过两次，名字我一下想不起了。整个四川，我主要说的是四川，整个全国的话还是有不少。四川和成都有点特殊性，基本上老中青三者互通了，互相往来，互相有个促进和激励。杭州的互相往来的程度可能没有成都高，当然杭州很厉害的是它的党派，五个民主党都被抓进去了。比如傅国涌，国涌也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年轻一代、老一代，互相的交互性……我是随便拿一个城市和这边的比，那种交互性的影响就少一些。可能对他们的生存环境包括很多方面，影响度稍微差一点。比如上海，小乔无非就是写一些文章，而且文章不是特别厉害，但是被那种无耻的跟踪，这是一个女孩子叫做李剑虹（音）。她到哪，上海国安就跟到哪，就这样，很无耻。也是在网络上写的文章，他去看过郑恩宠，最主要不是因为郑恩宠的原因。上海国安管得非常严，我现在举一个朋友，名字还不能说，因为怕如果你们……胡佳（音）的文章我们都写过。我上还有一个朋友，他亲自跟我说的，他说我不管你参加什么，不管你做什么，你就是不能发文章，你发了就不客气。小乔可能就是发了文章，主要是发了文章。这两天他让小乔出国，小乔到了瑞典，上海国安说了你不能回来，你必须答应。就这样，我这两天才知道。你想一想，我觉得整个中国最左的国安之一可能也就是上海。内地就是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国安越左。成都比较落后。它相对比较宽松，除了廖亦武不能出国以外，我们都还能出来，至少目前能出来。这当然不能证明什么，我只是说民间……

(那有没有人跟踪你？)那我不知道，至少我没有感觉。我这个人是这样，我的电话，有人说你的电话可以监听，我说爱听不听，我当面说的和私下说的完全一样。我不自己吓唬自己，既然我做我就这样做，我说就这样说，成天疑神疑鬼的就中了圈套，它要的是这种恐惧效果，共产党希望你什么都怕，希望你成天疑神疑鬼的，睡觉起来突然鲤鱼打挺起来了，以为有人抓你来了，这样它的效果就达到了。哪怕你继续再做，你内心都非常恐慌、恐惧。共产党很喜欢你这样，你越这样效果越佳。我觉得整个来说，我不知道有人跟踪我，但是我去年六月份、五月份，普林斯顿，陈奎德给我发信，叫我参加反右二十周年，我刚好当时有事，走不了。我在别一本书，给我发了信第二天，我单位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到单位来一趟。平时我不去单位也没人找我。就是四川省作家协会。我不去也没人找我，我知道单位给我打电话，党组副书记说今天中午我们一起吃饭，我说你从来没想请我吃饭，你别瞎糊弄我，是不是上面有人来找你了，他还是还说没有，我说是省公安厅找你了吧。他说你知道，我说我怎么不知道，我生活在中国，网络上也很有名，开了个网站叫做牛博网，罗永浩，你们年轻人都知道。我用罗胖子的话说我们都生活在中国，何必装外宾，你以为我不知道中国是什么环境，你以为我那么蠢啊，我们都生活在中国，何必装外宾。都不傻，都明白。然后他说，既然你知道了，就不说别的了，就你最好不去。我说如果我硬要去你们会怎样？他说我也可以漏底，你硬要去，我们也没办法，但是这样不好。我说那行，我可以考虑。其实我知道自己不能去，因为我有事。我就知道我的信箱被偷看了，这就是我拿到的证据。我拿到证据，第二天大概是6月多少号，查得到，因为那个博客还在，标题叫做“警察爱偷看的私人信件”。我就马上直接说，国安看我的信，警察看我的信，我直接把我写的，今天杂志的徐晓（音）的信，写给王怡的信，写给余杰的信，朋友的信，我写的内容，因为我不能公布他们写的内容。我把写给他们的内容就贴到我的博客上，叫做“警察爱偷看的私人信件”，就直接告诉，我说我以前听说别人看我的邮箱，OK，我也相信有人偷看我的邮箱，但是我没有直接证据，这回我终于做实了，我敢说你们在偷看我的信。我就直接写了，我说这个意思是，在目前为止，我们都还行，但是这个就像黎智英（音）先生说，上午讲话。黎智英先生很多理念我也赞赏，他说整个二三十年来中国正在发生变化，有很多地方正在拥有自由，我同意他的说法。但是我说你必须这个话要显得逻辑上自洽，逻辑上有很多周延的话，那么你必须要自圆其说，必须有后面的补充，才不至于引起很多人的误解和误会。就是说，现在我们必须要有这种，我后面说的，这二三十年是有不少的自由，但是政治自由确实是没有，选举没有自由，吏治没有自由，很多没有自由。当然生活当中有很多地方得到了自由，但是你要注意，这个自由随时可以收回去，这个自由，就是我们所得到的自由，是不可靠的，没有刚性的制度把它固化下来。比方讲，这一块都没有自由，用刚化的制度乃至用法律上的判例法，判定了下来那么就是要这样做，将来发生同样的事也这样做。我们现在的自由完全是天威不可测，没有标准，是最可怕的。比方讲我现在跟你们讲话，但是下一次我能不能出来，谁知道啊。那不一定，这并不表明，我现在能够到香港来，这是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它随时可以收回去。林先生今天时间比较短，我没有来得及交流，我说没有后面这段话，前面那段话就会产生很多误解，就会被利用。那就说明你在论证的时候，你的逻辑上的周延程度、自洽程度一定要高，我觉得你才让我们感觉到在缝隙当中有一定的自由，但是它随时可以收回去，这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我说现在四川省国安显得比较松，但并不表明它一直松啊。它想要动你随时可以。

(只是相对上海来说。)对啊，相对上海。我觉得整个说来，大陆的维权包括做的，以我所在的城市为例，这就是我对基本的民间运动的一个看法，我想我的长处也不在于讲理论，那么我觉得我宁愿说一些事实，宁愿跟大家分享。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其他的看法，我基本上就讲到这。(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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