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选读(一)

陆志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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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初年,太宗皇帝对大臣们说:“当国君的原则,必须以百姓的利益为先,如果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来满足国君自身的欲望,就好比是割下自己大腿的肉来充饥,肚子虽填饱,人却死了。如果要使天下安定,国君必须先修养自己的品德。从来没有身正而影斜、自身品德修养好了而民间却乱起来的道理。我常想,伤害自身的并不是外物,而是个人的嗜好和欲望太多所引起。如果国君一味的追求美味佳肴,沉迷于歌舞美女,所想得到的越多,所受到的损害就越大。既妨碍了政令的通行,又扰乱了老百姓的生活。如果国君再说一些违背事理的话,老百姓就会人心涣散,并随之产生怨恨,离叛的事情也会出现。我常想着这些事情,就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谏议大夫魏徵回答说:“古代圣明的君主,都能够先重视自身品德的修养,因此才能通晓万事万物变化的因果。过去楚庄王聘用詹何,问其治国的要领。詹何却告诉楚庄王修身养性的方法。楚庄王又问这样治理国家的效果会怎样?詹何说:‘没听说自身的品德修养好了而国家还会混乱的。’陛下所阐述的道理,跟古人说的一样。”

贞观二年,太宗皇帝问魏徵:“为什么国君被叫做圣明君主或昏庸的君主?”

魏徵回答说:“国君之所以圣明,是因为他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国君之所以昏庸,是因为偏听偏信。《诗经》说:‘先贤曾经说,有疑难的问题可以与普通平民商讨。’上古的贤明君主尧、舜治理国家时,能广开四面八方的大门以纳贤士;广泛听取各方意见,通晓远近情况。所以国君的圣德才能昭然于天下,共工、鲧这样的人就不能蒙蔽他;奸佞小人的花言巧语及乖张行为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则是深居内宫,只相信赵高而不信任其他朝臣,真到天下都造反了,他还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侯景举兵叛乱,攻到京城时,竟然还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各路的叛匪攻占城池、抢掠乡邑,他也不知道。因此国君多听各方面意见,采纳臣下的建议,权臣就无法阻塞言路、蒙蔽国君;而下边的民情也能顺畅的上达。”太宗非常赞赏魏徵的话。

贞观十年,太宗皇帝问大臣们:“帝王的大业,创业和守成哪个艰难?”

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在国家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时,各地群难纷纷起兵,必须功破城池才能使敌人投降,在战场上取胜了才能使敌人归顺。由此说来,创业艰难。”魏徵回答说:“帝王起兵,必然借世道衰败混乱的时候,消灭掉原来昏庸狂暴的国君,从而得到老百姓拥戴,天下人都来归附;奉上天旨意又得到老百姓支持,因此创业不难。然而帝王得到天下之后,志向趋于骄奢淫逸。百姓希望过上安稳的日子,而徭役却无休止,百姓已经穷困匮乏了,国君的奢侈事务却还不停止;国家的气数衰亡常常是这样引起的。由此说来,守成更难。”

太宗说:“玄龄过去曾跟随我平定天下,备尝艰辛,出生入死,所以认为创业艰难;魏徵和我一起治理天下,担心骄奢淫逸的弊端出现,使国家从蹈危亡的境地,所以认为守成艰难。现在创业的艰难已经过去了,而守成的艰难我会与诸位一起慎重的对待。”

评讲:从唐太宗与魏徵、房玄龄两位贤臣的对答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贤明的君主及朝臣都非常重视百姓的生活,并致力于使百姓的生活富足。而要让老百姓的生活富足,不能只是表面上的空话,国君及朝中大臣必须克制自己“耽嗜滋味,玩悦声色”的欲望;也就是要重视个人品德的修养,只有重德修身才不会出现骄奢淫逸的弊端。

唐太宗尝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贞观政要·任贤第三》。既然是以古代的历史为镜,可以知道一个朝代的兴盛与衰亡,那么,我们就以贞观之治这段辉煌的历史为镜来照一照现今的中国大陆。

如果有这样一个政权,在大部分老百姓的生活还非常穷困匮乏的时候,统治者仍花费大量的财力大搞形象工程,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那么这样政权的结局必定如唐太宗所说的那样“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摘自 正见文章:http://big5.zhengjian.org/articles/2007/7/27/450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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