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初年，太宗皇帝对大臣们说：“当国君的原则，必须以百姓的利益为先，如果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来满足国君自身的欲望，就好比是割下自己大腿的肉来充饥，肚子虽填饱，人却死了。如果要使天下安定，国君必须先修养自己的品德。从来没有身正而影斜、自身品德修养好了而民间却乱起来的道理。我常想，伤害自身的并不是外物，而是个人的嗜好和欲望太多所引起。如果国君一味的追求美味佳肴，沉迷于歌舞美女，所想得到的越多，所受到的损害就越大。既妨碍了政令的通行，又扰乱了老百姓的生活。如果国君再说一些违背事理的话，老百姓就会人心涣散，并随之产生怨恨，离叛的事情也会出现。我常想着这些事情，就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谏议大夫魏徵回答说：“古代圣明的君主，都能够先重视自身品德的修养，因此才能通晓万事万物变化的因果。过去楚庄王聘用詹何，问其治国的要领。詹何却告诉楚庄王修身养性的方法。楚庄王又问这样治理国家的效果会怎样？詹何说：‘没听说自身的品德修养好了而国家还会混乱的。’陛下所阐述的道理，跟古人说的一样。”
贞观二年，太宗皇帝问魏徵：“为什么国君被叫做圣明君主或昏庸的君主？”
魏徵回答说：“国君之所以圣明，是因为他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国君之所以昏庸，是因为偏听偏信。《诗经》说：‘先贤曾经说，有疑难的问题可以与普通平民商讨。’上古的贤明君主尧、舜治理国家时，能广开四面八方的大门以纳贤士；广泛听取各方意见，通晓远近情况。所以国君的圣德才能昭然于天下，共工、鲧这样的人就不能蒙蔽他；奸佞小人的花言巧语及乖张行为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则是深居内宫，只相信赵高而不信任其他朝臣，真到天下都造反了，他还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侯景举兵叛乱，攻到京城时，竟然还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各路的叛匪攻占城池、抢掠乡邑，他也不知道。因此国君多听各方面意见，采纳臣下的建议，权臣就无法阻塞言路、蒙蔽国君；而下边的民情也能顺畅的上达。”太宗非常赞赏魏徵的话。
贞观十年，太宗皇帝问大臣们：“帝王的大业，创业和守成哪个艰难？”
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在国家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时，各地群难纷纷起兵，必须功破城池才能使敌人投降，在战场上取胜了才能使敌人归顺。由此说来，创业艰难。”魏徵回答说：“帝王起兵，必然借世道衰败混乱的时候，消灭掉原来昏庸狂暴的国君，从而得到老百姓拥戴，天下人都来归附；奉上天旨意又得到老百姓支持，因此创业不难。然而帝王得到天下之后，志向趋于骄奢淫逸。百姓希望过上安稳的日子，而徭役却无休止，百姓已经穷困匮乏了，国君的奢侈事务却还不停止；国家的气数衰亡常常是这样引起的。由此说来，守成更难。”
太宗说：“玄龄过去曾跟随我平定天下，备尝艰辛，出生入死，所以认为创业艰难；魏徵和我一起治理天下，担心骄奢淫逸的弊端出现，使国家从蹈危亡的境地，所以认为守成艰难。现在创业的艰难已经过去了，而守成的艰难我会与诸位一起慎重的对待。”
评讲：从唐太宗与魏徵、房玄龄两位贤臣的对答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贤明的君主及朝臣都非常重视百姓的生活，并致力于使百姓的生活富足。而要让老百姓的生活富足，不能只是表面上的空话，国君及朝中大臣必须克制自己“耽嗜滋味，玩悦声色”的欲望；也就是要重视个人品德的修养，只有重德修身才不会出现骄奢淫逸的弊端。
唐太宗尝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贞观政要·任贤第三》。既然是以古代的历史为镜，可以知道一个朝代的兴盛与衰亡，那么，我们就以贞观之治这段辉煌的历史为镜来照一照现今的中国大陆。
如果有这样一个政权，在大部分老百姓的生活还非常穷困匮乏的时候，统治者仍花费大量的财力大搞形象工程，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那么这样政权的结局必定如唐太宗所说的那样“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摘自 正见文章：http://big5.zhengjian.org/articles/2007/7/27/450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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