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8日讯】在大部分年轻的中国人已忘记“六四”所代表的意义之际，中国民主斗士魏京生仍不断地在为中国的民主与人权奋斗。六月初，魏京生在大赦国际伦敦人权中心与英国历史学家梅兆赞博士展开对话……
二零零八年六月五日，大赦国际英国分部邀请魏京生先生来到其伦敦人权中心，与历史学家及著名记者梅兆赞博士（Dr. Jonathan Mirsky）进行了一场题为“孤独的勇气—与魏京生对话”的谈话。
梅兆赞博士曾担任过英国《卫报》的记者、《泰晤士报》的东亚编辑和自由撰稿人、为很多报刊写过报导与评论文章。他还在著名大学如英国的剑桥、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讲授过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等课程。在他做记者期间，他多次随英国的首相、外交大臣们访问中国，采访过很多中共的上层人物。
在他担任英国《卫报》的记者时，目击了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发生的天安门大屠杀事件。梅兆赞博士因为报导天安门大屠杀，被授予一九八九年英国报界的“国际记者奖”（International Reporter of the year）。
每一代中国人都需要自由、民主
梅兆赞（以下简称梅）：现在年轻的中国一代有很多人不知道当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不知道“魏京生”。为什么八九民运后中共政府鼓励国民追求经济发展，却有意让年轻一代不关心民主，忘掉“六四天安门事件”、忘掉“魏京生”的名字？
魏京生（以下简称魏）：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人们往往首先只关注自己的物质生活，但当人们的权利受到侵害、当人们受到不公平对待时，他自然而然的就会想起民主，这就是为什么当前有那么多中国人向往民主。另外一点，中国老百姓淡忘“六四”，主要是因为共产党对信息的封锁，共产党希望切断中国人对历史的记忆，每一代都切断记忆，每一代都从头开始，这样它就能持续到今天。尽管如此它还是不能切断人们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因为民主、自由和人权那是人自己需要。每一代人都会自己起来要求自由、要求民主。
梅：为什么中国政府对一些词汇，如天安门、自由、台湾、西藏、达赖喇嘛等这么敏感和害怕，甚至在互联网上把有关这些词汇的信息都屏蔽了？
魏：人们都理解“作贼心虚”的心理，小偷的心是虚的，共产党正是“作贼心虚”。它的政权是从人民手里偷来的，或者说是骗来的，所以它的心很虚，尽量把这些词汇屏蔽掉，它很害怕老百姓议论这些事儿，不让老百姓议论这些。
“人权对话”，各国配合演的一场戏
梅：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像一个特别黑的屋子里有一点点亮光，大家都会看到这点光亮。
魏：其实是这样，它越封锁，中国老百姓越要想方设法冲破它的信息封锁，就像黑屋子里的一点亮光一样，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我发现中国老百姓对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认识几十年来，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变化非常快。
梅：英国政府经常表示他们非常愿意与中国政府进行人权对话，但他们不愿意采用公开的对话，因为中共政府非常不愿意公开对话，你认为这种不公开的对话对中共民主进程有帮助吗？
魏：中共政府发明一个方法，解决西方政治家的困境，西方政治家们不想与中共谈政治，只想谈生意，但是若不谈人权，本国老百姓不答应。中国政府告诉西方政治家不要和中国的人权份子谈人权，要到中国政府的办公室里来谈，这样你可以回去跟自己国家的老百姓说你看我们在谈论人权，而说什么老百姓也不知道。其实各国政府都知道与中共的人权对话是怎么回事儿，比如说在美国国务院有人说假话的时候，就会被别人戏称为“人权对话”。简单地说，所谓的人权对话就是中共政府发明、各国政治家配合演的一场戏，这场戏是用来欺骗西方老百姓的。因为戏要演得像，所以到一定时候西方政府就会要求中共释放一些著名的政治犯，不著名的还不行，因为他们要宣传效果。而每次放人时共产党就会借机向西方政府提很多附加条件。某西方政治家曾向我表示，“这帮中共流氓，简直无法和他们打交道。”“它们拿中国政治家当人质，我们已经没办法和他们谈了。”我们也得承认这种人权对话多多少少起了一点效果，就是释放了一些政治犯，但是代价很大，最大的一个代价就是欺骗了西方老百姓，让他们以为中共政府是真的关心人权的。
中共最怕人有良心和信仰
梅：这次你来英国，见了很多重要的政治家，其中有些人向你表示很愿意与你会面谈话，但不愿意让媒体采访报导。我又想到另一个例子，最近达赖喇嘛访问英国，英国首相不得不改变在首相府接见他的计划。这是很让人痛心的事，中共的干涉竟然这样影响英国政治家。为什么中共这么害怕、讨厌达赖喇嘛，骂他是“披着袈裟的狼”，而达赖喇嘛本人却多次声明强调反对暴力？
魏：其实达赖喇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所有西藏人的良心。中国共产党最害怕的就是良心。只要你有良心，那中国共产党就会认为你是“披着袈裟的狼”。其实这反映了很多共产党官员的心态，因为他自己没有良心，做了很多没有良心的事，所以他很害怕看见别人有良心而他没良心。有良心的人在他眼前出现他就会感到愤怒。
梅：据我知道你个人与西藏有特殊的个人关系、很了解西藏，你认为共产党为什么对西藏这么讨厌、这么害怕？
魏：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相比，中共在中国境内最害怕西藏。因为西藏人有自己的信仰。中共最害怕人有自己的信仰，因为它需要所有的人都去信仰它。如果你有自己的信仰，不信它的那一套，它就会很愤怒。现在看来它不但对西藏人的信仰非常愤怒，它对法轮功、对基督教、对其他的信仰都非常反感，反应非常强烈。也就是说共产党要垄断一切，它首先要垄断人的思想。当你的思想没有被它垄断的时候，它就不能容忍。
梅：中共一直在攻击达赖喇嘛要求西藏独立，事实上达赖喇嘛早在一九八七年的一次会议上就表示不再寻求西藏独立，而是寻求自治方案。为什么中共还是如此对待他和西藏？
魏：其实中共根本不在乎达赖喇嘛是否要求独立，它只在乎对西藏的统治权是否握在共产党手里。如果一旦西藏自治了，摆脱了共产党的全面统治，它害怕西藏自治会被中国其他地区效仿，它就会失去控制权。
坚持理念，该做的就去做
梅：你因为要求民主而遇到危险，你曾经在西单民主墙贴出〈第五个现代化〉，其中称邓小平是暴君，这非常勇敢；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你曾在监狱直接写信给邓小平，要求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是因为你当时具有世界知名的名声的话，我猜想你早就被（共产党）枪毙了。现在是二零零八年，假设现在你能安全回国，西单民主墙还存在，而且你知道要求民主还会面临与过去同样的危险，你会不会还像当年那样写文章，把今天在这说的话贴到西单民主墙上？
魏：我想我肯定会做。因为我特别想告诉中国人，为了少给中国人带来灾难，为了避免大的冲突，最好是停止举办奥运会，最起码要取消奥运开幕式。这不单是勇敢不勇敢的问题，主要是出自于父母教育培养的社会责任感。那么多人在受苦受难，而这个国家和社会处于危险之中，但是领导国家的人正领着这个国家走向悬崖峭壁，这个时候如果你有责任感，即使你会被杀掉，你也应该说出来。
其实早在一九七九年我第一次在西单民主墙贴出〈第五个现代化〉文章的时候，我曾有过“思想斗争”，那时我有些犹豫，因为我知道做这事儿可能因此活不成了，最后我决定还是应该做。做了这件事，后来在监狱里我感到很舒服、很愉快，因为做了好事后，人会很高兴，觉得事情做得很值得。因为有了这个过程，所以现在我还会去做。
其实提醒我这一点的是监狱里的一个老警察，他有一天对我说：“我们人身是自由的，每天还会愁眉苦脸的，你被关在这里，随时有被杀害的危险，为什么还能每天乐呵呵的？”我仔细想了一下，自己心里得到一个结论：“人做了好事、完成责任感以后得到的这种愉快、这种心情，不是其他东西能代替得了的。”◇
本文转自第75期《新纪元周刊》焦点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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