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o:The Unknown Story》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75)

39 杀鸡儆猴的反右派运动(下) 1957~1958年 63~64岁
张戎(Jung Chang),乔.哈利戴(Jon Halliday)

(大纪元配图《九评》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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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需要知识分子。但是搞政治的,搞社会科学的如作家、艺术家、历史学家,毛不需要。他要的是科学家、技术人才。九月八日,中共特别发了一个《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要区别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划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对在日内瓦会议后争取回国的欧美留学生,一般要‘不划不斗’。”为毛搞核武器的更是备受优待。

毛着重打击的是为农民仗义执言的人。《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驳斥‘农民生活苦’的无耻谰言”。龙云的罪名之一是“强调这里饿死人,那里饿死人。”孙中山大本营军需总局局长罗翼群曾说农民“接近饿死的边缘”。他所在的广东省组织了一场二十多天的农村“视察”,让他吃够了苦头,由《人民日报》跟踪报导。“每天,他只要一出门,就有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围上来”。一天,他的去路“被几万愤怒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连汽车都上不去。大家高呼,要继续和罗翼群辩理,有人恨得想用伞柄戳他……一路上,沿街店户的商人、店员、小贩也都围上来,痛骂罗翼群。”车身上贴满了诅咒他的标语。

毛的手段既有闹剧,也有杀人。毛后来对中共高层说他如何“开捉戒,开杀戒,湖南斗十万,捉一万,杀一千,别的省也一样,问题就解决了”。

杀人是为了杀一儆百。湖北省汉阳县的三名教师、图书管理员为此倒在刑场上。他们的罪名是煽动汉阳一中的学生闹事。这个县城的初中生罢课并上街游行,抗议教育经费又要缩减,严重影响农村,“二十个初中毕业生中,只有一个能升入高中”。他们要求扩大招生比例,缩小城乡招生差别。这一事件被定性为“小匈牙利事件”,全国报纸都刊登了对他们的死刑判决。可以肯定,死刑是毛泽东一锤定音,他在宣布死刑的头一天(九月五日)到达武汉。他来之前,当地法院对是否判死刑意见不一。

毛政权把少得可怜的教育经费集中在城市里,特别是“重点学校”,主要培养一小部分从事科学和其他“有用”科目的人才。广大农民的孩子能认几个字就行。给县城学校,国家好歹还投一点钱,村子里的小学几乎分文没有。农家子弟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微乎其微。

即使在城市里,一九五七年的教育经费也受到一次大削减。五百万高小毕业生中,百分之八十不能升学。而一百万初中生中的八十万毕业后不能上高中。“小匈牙利事件”的镇压就是为了防备愤怒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烈焰。

反右运动中枪毙的不少,自杀的更多。住在颐和园里的人早上起来散步,经常会看到树上吊着一两个人,还有跳湖自杀的,身体插入湖底淤泥里,两只脚露出水面。

大部分右派都经历了斗争大会,尽管没有拳打脚踢,横眉瞪眼的辱骂也难以忍受。他们的家庭从此成了贱民。为了保护孩子,也为了保护自己,许多人跟右派离了婚。无数家庭就这么拆散了。

多数右派被遣送到边远的地方做苦工。毛需要劳动力去开垦处女地。新华社记者戴煌后来描述他在北大荒的日子:摄氏零下三十八度的天寒地冻,他们一百多人睡在一间自己匆匆搭起的大窝棚里,麦秆儿苫顶,“窝棚内生了地塘火,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零下十几度,许多人只得穿着鞋和衣而卧。”“窝头、玉米渣子、黑面膜虽管够,但菜极少,有时只有几粒黄豆咸菜,甚至连盐都缺少。”

“我们每天早晨四点多钟就起来,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才休息,是地地道道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十五、六个小时内,除了吃三顿饭和洗脸洗脚的时间外,基本上都是在不停顿地劳动,要抽空儿写封信或洗件衣服,简直就成了一件十分困难的‘任务’。很多人不得不带着一些硬纸头,工间一有小歇就把硬纸头放在膝盖上写起来,一封信往往要写好几次才草草写完。脏衣服和泥袜子只好堆在屋外墙脚下,洗澡更成了一大奢望。”

苦工的内容,像在原始森林里伐木,是右派们从来没干过的,锯树中被砸死、砍伤的不计其数。一边干,一边还要听“奴隶主对待奴隶般的训斥”:“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是来劳动改造、认罪服法的!你们可不要调皮捣蛋、偷奸要滑!”

戴煌,这位把北大荒栩栩如生留给后世的记者,是在知道毛泽东搞“引蛇出洞”后挺身而出的。他感到“骨鲠在喉,非吐不可”,给毛写了一封长信,说:中共特权阶级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展中。在这个新特权阶级举行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宴会和酒会时,“数以万千计的灾民在啃着草根树皮呢!”戴煌反对对毛的神化:“在我们国家里,做了一件什么好事,或完成了什么工程,都要向人民说这是‘党的英明’、‘毛主席的领导’;甚至连炊事员做好了饭,也要说这是由于‘毛主席的领导’。”这个勇敢的人警告毛:“不要自负为英明的神吧!”

戴煌的妻子跟他离了婚,全家部受到牵连,“我的一个正在小学执教的年方二十岁的侄儿,患了心尖瓣狭窄症,公家只要出二百元给他动了手术,就可以挽救这条年轻的生命,但有人说他是我这个大右派的侄儿,他本人又尚未被转正,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了”。戴煌自己九死一生,从北大荒活着回来了。他还算幸运,无数中华民族的精英永远地长眠在那遥远的流放之地。

封杀了知识分子反对的声音,毛泽东集中精力对付中共领导中他认为拖了他军事工业化后腿的人。首先是左右手刘少奇和周恩来。毛的策略是“打周儆刘”。

一九五八年初,毛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由他唱主角,地方大员唱配角的会议。会上他指斥周“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了”。毛把周一九五六年缩减重工业建设规模的“反冒进”,跟“匈牙利事件”相提并论,说:“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周不得不一次次作检讨。毛在二月分解除了周外交部长的职务,当即传出周行将垮台的风声,外交部的高级干部受到鼓励公开批周。

毛也激烈指责周手下管经济的人,使这些人紧张得睡不着觉。南宁会议期间,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彻夜不眠在房间里不停地来回走,受不了压力发了精神病。毛的大夫去看他,只见他“语无伦次,精神恍惚。不断地说:‘饶命啊!饶命啊!’”在送他去广州住院的飞机上,黄敬突然跪在同行者面前,磕头说:“饶了我吧。”不到三个星期,他就死在医院里,死时才四十六岁。★
(★黄敬是江青的第二任丈夫。一九三二年他们结婚时,他是个二十岁的激进学生,江是个十八岁的图书管理员。在黄的影响下,江青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毛结婚后,江青曾数次约他“谈谈”,但都被黄敬断然回绝。这些私事同毛给黄敬施加的压力并无关系,毛似乎从来没有嫉妒的感情。一九四五年在重庆,毛还特地邀请江青的另一前夫唐纳出席招待会,会上介绍见面时,毛握着唐纳的手含笑说:“和为贵!”唐纳为江青曾两度自杀,毛或许对他有些好奇心。毛掌权后,唐纳定居巴黎,在那里终老。)

五月,毛令周在即将召开的加速军事工业化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面对一千三百六十名代表,当众作检讨,主要谈他如何犯了反冒进的错误,被右派分子利用来向党猖狂进攻,反右运动才使他“开始觉醒”。

写这样一份检讨使周恩来痛苦万分,他整整花了十天时间,天天关在屋子里,胡子不刮,衣衫不整,往日的翩翩风度荡然无存。写检讨的方式是周说一句,秘书记录一句,秘书看到他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建议自己走开,让他安静地构思。“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当时已经深夜十二时了,我回到宿舍和衣躺在床上,等候随叫随去。……在第二天凌晨二时许,邓大姐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去了?’”邓颖超同秘书到了周的办公室,和周争论了很久,要他写。周继续口授时,“几乎流出了眼泪”。周选择邓颖超做夫人,本来就不是出自爱情,而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邓正合周的要求。

周的检讨终于叫毛满意了。这次大会气势汹汹,用《人民日报》的话说,是“反对混入党内的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的会议”。后两项罪名针对的是各省领导中为本地老百姓说话的人。其中有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他说过这样一些话:河南地少人多,水旱灾害不断出现,但上缴的粮食太多,以至于“农民家无隔夜之粮”,“牲口死亡很多,人拉犁拉耙”。他希望少调些粮出省。会上他受到批判,取代他的是善于发表“谁说灾区人民苦得不得了”、“巧妇能为无米炊”等妙语的吴芝圃。
刘少奇在会上作的工作报告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不点名地批判他本人在一九五六年说的“宁可慢一点好”这一类话。小组会上,地方大员对刘进行围攻,说他批评得不够,语气太轻。像周恩来一样,刘选择了跟毛走。其他管经济的人也纷纷作检讨。

毛事先已准备好,谁不听话,就打成搞阴谋的反党分子:“不经合法手续”,“进行反对活动”。但到闭幕会上讲话时,他提纲上写的这类话都没有讲。不必讲了,人人都已俯首听命。

刘仍然做毛的副手。周恩来感到威信扫地,他问毛“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毛叫他继续干,连外交也还让他管,尽管他已不再是外交部长。毛很清楚,论到在外国人面前给他的政权脸上贴金,没人赶得上周恩来。接替周当外交部长的陈毅后来不无自嘲地说,中国外交都是毛决策,周直接管,他这个外交部长无非是个“大招待员”。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作了一项十分重要的人事任命:把他的老搭档林彪提拔为党的副主席。这使得毛在核心领导中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

毛开始强化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毛的个人崇拜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稍有收敛,现在毛为它全面翻案。一九五八年三月,他在成都会议上说:“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他毫无逻辑地说不赞成个人崇拜的人“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他手下的大员陶铸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柯庆施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搞对毛的个人崇拜,主要靠报纸,不仅识字的人看得到,不识字的也知道,因为中国那时有集中起来听读报的规矩,不想听也得听。毛搞了一连串基层视察,使报纸有机会大登特登。毛在成都附近一个合作社聊了聊天,报上马上告诉全国人民:“社员们都说:能够看到毛主席,是一辈子最大的幸福;毛主席看了自己社里的庄稼,是全社最大的幸福。”毛在十三陵水库铲了几铲土,这几铲土大概是毛执政以来的唯一一次劳动,《人民日报》头版跟着就是一篇妙文:“当毛主库铲土的时候,在周围聚集上万的人以幸福的眼光仔细看着毛主席怎样把一掀一掀的土送进柳条筐里。毛主席刚一放下铁掀,一个叫余秉森的解放军战士,马上用自己的衣服把这张铁掀包起来。他激动地说:‘看到这张掀,我们就想起了毛主席,这样,我们的干劲就会更大。’”所有这一切都在报上详细报导,使全国人民明白这是他们对毛应有的态度。

八月十三日,毛破天荒进了家餐馆:天津“正阳春”。他理所当然地被认出来了——怎么可能认不出来呢?他不仅在餐馆门口下车,还在楼上餐厅里打开纱窗,探出头去。“毛主席!毛主席!”人们开始惊呼,很快数万人挤在楼前街上欢呼跳跃,喊着“毛主席万岁”。秘书担心他的安全,建议毛离开,用身材相仿的警卫战士把人群吸引走。毛拒绝了。他来餐馆就是被看的。他知道他不会有任何危险:来前没人知道,餐楼离人群很远。环绕餐馆的人也肯定是事先安排的,就像毛参观的别处一样。毛几次在楼上窗前亮相挥手,人群更是不可遏止地激狂。毛事后对中共高层不无得意地说:“我在天津参观时,几万人围着我,我把手一摆,人们都散开了。”毛俨然已是上帝。(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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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毛泽东向来的做法是用恐怖开道。从莫斯科回来后,他感到要使他的军事工业化得以腾飞,必须再度祭起恐怖的法宝,把所有可能的、潜在的批评声音打哑,从上到下消除一切障碍。选什么样的人当牺牲品,以什么借口来清洗他们,是毛那年冬天反复思考的问题。他整天半躺在床上,吃饭坐在床沿,起床只是去上厕所。
  • 为了表现他高于与会者的地位,毛拒绝了大会要每个讲话人事先递交讲稿的规定:“我没有讲稿,我要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毛确实没用讲稿,但他的即兴演说,经过了仔细的准备。进入大厅前,他处于思想高度集中状态,中山装领扣没扣好,翻译帮他扣时,他混然不觉。
  • 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几个月不到就遇到了麻烦。一九五六年六月,波兰波兹南市(Poznan)的“斯大林工厂”爆发力罢工游行,导致五十多个工人死亡。在全国此起彼伏的反抗局势下,斯大林时期被监禁的前波兰共产党总书记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重返政坛。
  • 要实现核工业的十二年计划,毛需要更多的农产品来偿付。他制定了个有关农业的十二年计划,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要求农民到一九六七年时年产一万亿斤粮食。这个数字是毛根据十二年中需要多少农产品出口推算出来的,比历史最高年产量一九三六年的三千亿斤,高出两倍多。
  • 为了挤出农产品以供出口,毛政权在一九五三年秋制定了“统筹统销”政策。中共宣传说这是为了粮食分配更公平合理,以免有人食不果腹,有人囤积居奇。还说国家只是购买余粮,农民会有基本口粮留下。这一政策实际上是把农民的产品全部拿走,只留下维持生存和再生产的部分。
  • 政治局会议后,毛在几个场合打击同刘亲近的人。其中一位是财政部长薄一波,毛在全国财经会上搞了个“批薄射刘”。接着毛又亲自授意东北局组织部长在组织工作会议上影射刘和所谓刘的人是叛徒内奸(因为他们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仅以这个罪名,刘少奇面临的就决不只是一个丢官的问题。
  • 斯大林继任者卖给毛的九十一个大型项目,连同斯大林从前答应的五十个,使毛得以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推出称作“总路线”的中国工业化蓝图。鲜为人知的是,这些项目是以军事工业为核心,毛的工业化实质上是“军事工业化”。
  • 导致斯大林脑溢血,毛泽东的压力,说不定也有一份。斯大林在他最后一顿晚餐上谈到朝鲜战争,把在朝鲜老打不赢,同没能把南斯拉夫的铁托留在共产主义阵营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斯大林还谈起共产国际早年在远东的工作,提到共产国际在日本的失败。晚餐后,斯大林读的最后一份报告内容是暗杀铁托失败。
  • 一九五二年八月,毛派周恩来去莫斯科见斯大林。首先是表功。八月二十日第一次会谈时周说:“毛泽东相信战争继续下去对我们是有利的,它把美国拴在朝鲜,使美国无法打新的世界战争。”斯大林夸奖说:“毛泽东说得对,这场战争使美国人坐卧不安。”
  • 中国志愿军入朝参战时,金日成正败得一塌糊涂。两个月后,志愿军把联合国军赶出了北朝鲜。金现在说话不算数了,毛在朝鲜有四十五万人,是他七万五千残兵败将的六倍。十二月七日,志愿军收复平壤,金把战争指挥权交给了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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