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o:The Unknown Story》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76)

40 大跃进:“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上) 1958~1961年 64~67岁
张戎(Jung Chang),乔.哈利戴(Jon Halliday)

(大纪元配图《九评》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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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大跃进:“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 1958~1961年 64~67岁

有了精心培植的个人崇拜,有了中共领导的集体就范,有了反右造成的万马齐喑,毛终于得以加速他的军事工业化进程。一九五三年他首次推出这个纲领时,曾把实现的时间定为“十年到十五年”,现在他把期限缩短到八年,七年,五年,甚至三年。这个过程他叫作“大跃进”,于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拉开序幕。

毛政权宣传说,大跃进是为了中国“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赶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之一”。但这个目标跟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毫无关系。六月二十八日,毛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说:“目前太平洋实际上是不‘太平’的,将来归我们管了才算是‘太平’洋。”林彪插话说:“×年后,我们一定要造大船,准备到日本、菲律宾、旧金山登陆。”毛接着说:“造船还要几年才行?一九六二年我们有××——××万吨钢,有××万台工作母机,生产能力就大了。”(数字在文献原件中略去)

八月十九日,毛以同样的气概对省委书记们说:“将来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毛搞大跃进,就是要称霸世界。

大跃进的主要内容是大规模地从苏联和东欧进口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项目。这就意味着食品大量出口。当毛要赫鲁晓夫卖昂贵的核潜艇技术设备时,赫鲁晓夫问毛怎样付费,毛的答复是:苏联要多少食品,中国就可以出口多少。为了名正言顺地从农民手中夺粮,毛硬说一九五八年有了神话般的大丰收。在他示意下,各省领导纷纷宣布各自省内的粮食产量将会激增。比如,毛最喜欢的柯庆施声称,他管辖下的华东地区这年的产量将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七十。新上任的河南第一书记吴芝圃,也提出高于通常产量几倍的收获数字,被毛封为头号模范。

六月是夏收时节。在各省领导给特别听话的基层干部打招呼后,这些基层干部便宣称他们那里有了奇迹般的收成。毛的宣传机器接着鼓吹一连串“高产典型”,把它们叫作“放卫星”。六月十二日,《人民日报》报导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每亩产量达到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十倍于实际产量,被称作“卫星田”。后来官方说,这些都是基层干部和农民“头脑发热”的“吹牛浮夸”。《人民日报》何时成了人民的声音?它从来就是毛的喉舌。

很快全国出现了不少“卫星田”,通常是把几块田的庄稼移到一起。这些弄虚作假的典型不是给上级、不是给毛看的,恰恰相反,是上边安排来给下边的人看的。各地农村的基层干部被组织起来参观,让他们回去也编造同样的高产。那些不肯睁眼说瞎话的基层干部被批判撤职,让位给敢吹大牛的人。天文数字般的高产充斥全国报刊。★
(★“卫星田”完成了使命后,上面就不让干了。谁都知道它们糟蹋粮食,影响收获。)

到了七月底,《人民日报》社论正式宣布:“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生产出多少粮食来。”毛泽东于八月四日公开指示:“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一月二十八日,毛才在说:“中国地大物博,只有那么一点田,但是人口多。没有饭吃怎么办?无非少吃一点。”“吃那么多把肚子胀那么大干啥,像漫画上外国资本家那样。”毛的话翻云覆雨,为的都是从农民那里把粮食挤出来。

九月,《人民日报》报导了最高纪录的“水稻卫星”,广西省环江县亩产十三万斤!这颗卫星是野心勃勃的县委书记逼着放的,结果这一年环江县上报的粮食产量是实际数字的三倍多,国家下达的征粮任务是上一年的四点八倍。

这是无论如何也交不出来的。在环江,在全国,政府以高压手段强迫农民交粮。八月十九日,毛亲自对省委书记下令说:“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强迫命令”在中共的语汇中是动武行凶的意思。全国乡村到处是“逼粮会”,到处是捆、打、吊。

为了使暴力师出有名,毛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责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他反复说:“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农民“白天吃萝卜缨,晚上吃大米”。毛还用鄙夷的口气说:“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哪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

毛泽东清楚得很,农民没有粮可私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云南省向毛报告省里因肿病而大批死人。肿病就是吃不饱造成的。毛的批示是拿下级做替罪羊:“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他收到一组文件,报告半个中国缺粮,他为文件拟了个标题:“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但他的反应是做戏。他指示把文件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毛既不说明如何处理,更没有松口要他们少征粮食。

毛一方面需要农业增产,一方面又不肯给农业投资。他的宗旨是不花钱,或少花钱,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搞大跃进靠的是奴役劳动。水利是发展农业的关键,毛就叫农民去修水利,一分工钱不给,美其名曰“大搞群众运动”。自一九五八年起的四年内,一亿农民被投入大大小小的堤坝、水库、水渠工程里,移动的土石方足以建造九百五十条苏伊士运河,而使用的工具大多只有手工的锄头、𨱍头、铁铲之类,靠农民自带。劳作时吃的东西得自己出,经常还得在露天搭起棚帐,权作栖身之地。

安全无从谈起,工伤事故如家常便饭,医疗也基本上没有。死亡率高到什么程度呢?毛谈到修水利时,常把挖的土方数和死人数连在一起。一九五八年四月上旬,毛召集各省谈水利工程,表扬了两个省:吴芝圃的河南和曾希圣的安徽。毛说:“吴芝圃讲搞三百亿方,我看得死三万人;曾希圣讲搞两百亿方,我看得死两万人”。甘肃省副省长等干部把这样搞水利叫作“秦始皇磨民”,“是人命换来的”。这批干部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

对水利工程,毛追求的是立竿见影,他推崇“三边”式:边测量、边设计、边施工。地理查勘等不可缺少的程式被当作陈规旧习推翻,“三边”很快成了“四边”,多了个“边修改”。

如甘肃省的“引洮上山”工程,修一条长达一千四百公里、翻越八百余座山岭的大水渠,把洮河引到黄土高原。参加施工的十七万民工在高山大壑里挖洞穴居,席地裹衣而卧,下工后在山里采野菜合著自带的干粮充饥。他们先挖了几个月的隧道,发现不行,上面决定劈山修明渠。干了几个月又不行,又改修隧道。三年过去了,葬身在工地的民工,最少也有两千多人,工程“血淋淋”地下马了,官方自己承认:一亩地也没浇上。

像“引洮上山”一样,大跃进中的大部分水利工程都是浪费。许多修到半途,修不下去,只好停工。蓄水量一亿立方公尺以上的大型水库,开工的有五百多座,一年多以后就减掉了两百座。建成的有不少毛还在世时就坍塌了。其中有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蓄水工程垮坝惨案,发生在一九七五年的河南。短短几小时内,板桥与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数十座中小型水库的一整套水库群,在一场大暴雨中相继溃决,淹死人数达二十四万。(官方说法是八万五千六百多人。)毛死前没垮的,在他死后继续遗祸于人。一九九九年,有三万三千座水利工程被列为危险建筑,随时可能给下游地区带来灭顶之灾。

毛的增产办法包括用人工深翻土地:“用人海战术,把耕地全部翻一遍。”另一个办法是密植。这需要多施肥料——要增产无论用什么法子都得多施肥料。可是毛在最需要化肥的一九五八年后期反而决定“不走化肥的道路”,“进口化肥也要减少。”毛不愿意花钱,要求“搞得中国除了人之外就是一个猪国”,“养猪就有肥料,肥料多就能增产粮食……肉食就吃不完,出口换钢铁,外汇就多。”可是靠什么养猪呢?毛没有行得通的办法。事实上,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一年,中国的猪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八。

为了肥料,中国农民祖祖辈辈绞尽了脑汁,能够想到的肥源都已经用上了。在增产指标压力下,人们只好拆自己的茅草房作肥料。烧饭的油烟不是渗进草屋顶了吗?还有那土垒的墙,那也有肥力啊!百万农民的家就这样毁掉了,沉进了“屎湖尿海”。

增产之外还得省粮,毛的心思转到围歼那些吃粮食的麻雀身上。全国老少遵命挥舞竹竿扫帚,敲打铁锅铝盆,要吓破麻雀的胆子,使它们不得停下歇息,最后筋疲力尽堕地被捉。殊不知,别的鸟儿跟着玉石俱焚,以鸟为天敌的庄稼害虫横行霸道。昆虫学家痛陈利害的上书被置之不理。★
(★毛曾怂恿北朝鲜的金日成仿效中国的打麻雀运动。金为了敷衍毛也订了一个“惩罚麻雀的三年计划”。但他按兵不动,等到毛的运动不了了之,他的计划也就束之高阁。)

大跃进中还有一场灾难:大炼钢铁。毛规定一九五八年中国钢铁产量为一千零七十万吨。这个指标是这样来的:六月十九日晚,在中南海的游泳池旁,毛问冶金部长:“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冶金部长迎合说:“好吧!”

正规的钢铁厂受命“多装快炼”,日夜加班连轴转。但“洋炉子”不管怎样被滥用,还是远不能完成毛的指标。毛叫全国人民造“土炉子”。被“强制性”(毛的话)卷进土法炼钢的人起码有九千万。
炼钢需要废铁,人们家里的铁器便交了出去,有用没用的都交,哪怕生活必需品,像门上的铁环,做饭的铁锅铁铲,妇女头上的铁发夹。宝贵的农具也填进了怎么也填不满的土高炉。当时有这样的口号:“交一把橛头就是消灭一个帝国主义,藏一个铁钉就是藏一个反革命。”

为了大炼钢铁需要的燃料,长满森林的山被砍秃,农民的草房被扒掉。人们一天二十四小时围着土高炉转。收获季节到了,收庄稼只剩下妇女儿童,大片庄稼烂在地里。

毛一心惦记着他的“一千零七十万吨”,每次见到管经济的人,他都要拿手指头当计算器,一根根扳着算时间:今年还剩多少天?“钢铁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到年底,《人民日报》终于以套红标题报导指标达到。但就像毛自己承认的:“只有四成是好的。”这四成实际上是正规钢厂炼出来的。土高炉出产的最多不过是生铁,大多连生铁也够不上,是些毫无用处的“牛屎疙瘩”。赫鲁晓夫挖苦地把土高炉叫做俄国“茶炊”。连几船从苏联高价买来的高质合金钢,也被地方干部偷偷扣下来送进了“茶炊”,成了废物。毛后来自己也说:“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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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毛需要知识分子。但是搞政治的,搞社会科学的如作家、艺术家、历史学家,毛不需要。他要的是科学家、技术人才。九月八日,中共特别发了一个《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要区别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 毛泽东向来的做法是用恐怖开道。从莫斯科回来后,他感到要使他的军事工业化得以腾飞,必须再度祭起恐怖的法宝,把所有可能的、潜在的批评声音打哑,从上到下消除一切障碍。选什么样的人当牺牲品,以什么借口来清洗他们,是毛那年冬天反复思考的问题。他整天半躺在床上,吃饭坐在床沿,起床只是去上厕所。
  • 为了表现他高于与会者的地位,毛拒绝了大会要每个讲话人事先递交讲稿的规定:“我没有讲稿,我要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毛确实没用讲稿,但他的即兴演说,经过了仔细的准备。进入大厅前,他处于思想高度集中状态,中山装领扣没扣好,翻译帮他扣时,他混然不觉。
  • 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几个月不到就遇到了麻烦。一九五六年六月,波兰波兹南市(Poznan)的“斯大林工厂”爆发力罢工游行,导致五十多个工人死亡。在全国此起彼伏的反抗局势下,斯大林时期被监禁的前波兰共产党总书记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重返政坛。
  • 要实现核工业的十二年计划,毛需要更多的农产品来偿付。他制定了个有关农业的十二年计划,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要求农民到一九六七年时年产一万亿斤粮食。这个数字是毛根据十二年中需要多少农产品出口推算出来的,比历史最高年产量一九三六年的三千亿斤,高出两倍多。
  • 为了挤出农产品以供出口,毛政权在一九五三年秋制定了“统筹统销”政策。中共宣传说这是为了粮食分配更公平合理,以免有人食不果腹,有人囤积居奇。还说国家只是购买余粮,农民会有基本口粮留下。这一政策实际上是把农民的产品全部拿走,只留下维持生存和再生产的部分。
  • 政治局会议后,毛在几个场合打击同刘亲近的人。其中一位是财政部长薄一波,毛在全国财经会上搞了个“批薄射刘”。接着毛又亲自授意东北局组织部长在组织工作会议上影射刘和所谓刘的人是叛徒内奸(因为他们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仅以这个罪名,刘少奇面临的就决不只是一个丢官的问题。
  • 斯大林继任者卖给毛的九十一个大型项目,连同斯大林从前答应的五十个,使毛得以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推出称作“总路线”的中国工业化蓝图。鲜为人知的是,这些项目是以军事工业为核心,毛的工业化实质上是“军事工业化”。
  • 导致斯大林脑溢血,毛泽东的压力,说不定也有一份。斯大林在他最后一顿晚餐上谈到朝鲜战争,把在朝鲜老打不赢,同没能把南斯拉夫的铁托留在共产主义阵营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斯大林还谈起共产国际早年在远东的工作,提到共产国际在日本的失败。晚餐后,斯大林读的最后一份报告内容是暗杀铁托失败。
  • 一九五二年八月,毛派周恩来去莫斯科见斯大林。首先是表功。八月二十日第一次会谈时周说:“毛泽东相信战争继续下去对我们是有利的,它把美国拴在朝鲜,使美国无法打新的世界战争。”斯大林夸奖说:“毛泽东说得对,这场战争使美国人坐卧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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