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o:The Unknown Story》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77)

40 大跃进:“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下) 1958~1961年 64~67岁
张戎(Jung Chang),乔.哈利戴(Jon Halliday)

(大纪元配图《九评》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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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一九五八年底,中国上马修建的大型企业高达一千六百三十九座,然而,只有二十八座建成投产。多数成了“胡子工程”,半途而废的比比皆是。被浪费掉的设备不少是花巨资从苏联买来的,因为没有基础设施而闲置一旁,任其生銹报废。

投产的设备像人一样没日没夜地用,不得片刻休息。重大事故不断,几个月内最少有三万多工人死于严重工伤。鼓起勇气提意见的专家被当作“白旗”拔掉,毛号召人们唾弃他们的知识,说:“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重金聘来的苏联专家告诫中方要照章办事,但毛鼓励干部“破除迷信”,不要当“贾桂(即奴才)”。一九五九年六月,苏联副总理、冶金专家扎施亚科(Aleksandr Zasyadko)访华回去后,向赫鲁晓夫汇报:“他们简直把我们的东西都躇蹋了。”就连那位非常亲华的总顾问阿尔希波夫说话也没用。他对我们说:“我请周恩来和陈云劝毛不要瞎指挥,但毛不听。他们告诉我:对不起,毛主席不同意苏联方面的意见。”

毛不惜一切代价的贪多求快,反而使他的军事大国梦更加遥远。生产出来的飞机、坦克、军舰一直受到质量问题的困扰。毛要送给胡志明一架直升飞机,飞机倒是运到边界了,但工厂不敢送出手,怕胡伯伯坐上去机毁人亡。

四年大跃进是一场对人力、物力不可估量的浪费,在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毛式浪费与别的浪费资源、效率低下的国家不一样,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先强迫本国人民拚命干活到筋疲力尽,再把他们辛劳的结晶无度地挥霍掉。

大跃进时,人们真是累到了极点。毛说:“不休息,这是共产主义精神。”他不断要大家互相“竞赛”、“挑战”。只见水利工地上,肚子里空空如也的男女老少一天十多个小时,或挑着一百来斤的担子奔跑,或挣扎着飞快地挖土。山路上挑水浇庄稼的人们也在小跑。守着土高炉的人就更不用说了,高炉虽是废物,可是不能停火,人们得昼夜往里填东填西,往外刨这刨那,常见有人累昏在地。
饿着肚子不得休息地干活导致恶性传染病蔓延。离北京不远的河北邯郸地区,伤寒波及到二十一个县市。毛指示:“把各种疫病大大消灭”,他要的是确保“出动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一九五八年夏天,中国实行农村人民公社,把全国几亿农民集中在两万六千多个公社中。毛说公社的好处是:“大,好管”,“便于管理”。第一个公社,山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就是在他的模范省河南搞起来的。经过毛修改、被他称为“宝贝”的公社章程,规定社员的生活全部围绕着一个中心:劳动。九千三百六十九户社员得“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公有”。他们得“根据有利生产和便于领导的原则”集中居住。“社员原有住宅的砖瓦木料,由公社根据需要逐步拆用。”他们必须“积极参加劳动”,“服从指挥调动”。人民公社实质上就是一个个大劳动营,人民公社制就是农奴制,五亿五千万中国农民成了农奴。

毛甚至设想过取消他们的姓名,而代之以号码。这一设想在河南等地试行过,地里劳动的人们,背上缝着大号码。毛的意思是抹掉他们“人”的象征,把他们变成一群埋头苦干的人面牲畜。

社员只能在公共食堂吃饭。在家开伙不但不允许,连锅、灶都被砸了。不出工就没有饭吃。“扣饭”成了常见的惩罚,基层干部不高兴谁了,就叫谁挨饿。

为了吃上饭,无奈的农民往往搬到食堂去住,男女老少挤在一处,隐私当然是没有的,家庭生活也无从谈起。各自的房屋因无人照料,在风吹雨打中坍去。刘少奇一九六一年春返乡视察的记录上,有一个天华大队,公社化前有一千四百一十五间房屋,现在几经横祸,只剩下破烂不堪的六百二十一间。
公共食堂初建时,正是毛泽东宣布中国粮食太多时,基层干部于是放手让农民敞开肚子吃。这样的吃法只持续了一两个月。至今相当多的人仍以为敞开肚子吃是大饥荒的原因,其实它只是让大饥荒来得更早更猛,一九五八年尚未过完就已经有大批人饿死。三年后,毛满心不情愿地同意解散食堂时,农民欢喜之余,却发愁无锅无灶,有的无家可归。

饿得虚弱无力的农民还得干沉重的体力劳动。不干不行,有干部监督,用安徽凤阳一个副大队长的话说:“群众是奴隶,不打骂不扣饭就不行。”基层干部的穷凶极恶往往是不得已,他们不这样做就会失掉监工头的特权,自己和全家就会沦入“奴隶”的境地。

这些干部也是狱卒,把农民死死关在他们的村子里。中国传统上老百姓遇到天灾人祸还可以有“逃荒”一条生路,毛政权把这叫作“盲目外流”而一再严禁,有农民这样痛诉:“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今年(一九六○年)我们哪都跑不掉,活活在家管死了。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人。”

由于饥饿,农民不得不“偷”自己辛勤种植的粮食,特别是还不懂事的孩子。基层干部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抓偷。八十年代的调查报告《乡村三十年》里有这样一些记录:乔山大队总支书记、大队长“一天就活埋四个小孩,埋达腰深才被家人苦苦哀求扒出来。有的小孩扒出来后,拉了一裤子屎,有的回家吓得生了病”。段桥生产队长“用绳勒社员杨四喜小孩的脖子,放下后已断气(后被救)”。殷涧公社赵窑生产队长“逮住一个偷青的小孩,用刀砸劈了小孩的四个手指”。三小队支书指使亲信“将社员吴开聪的两个小孩(偷青)用铁丝把两人的耳朵串在一起,挂在墙上的钉子上,并取笑的对孩子说:‘你们俩打个电话吧’!”

大跃进时,毛想把“人民公社”引进城市。但相对复杂的城市不容易变成农村那样的劳动营,这个尝试最终不了了之。毛对城市的方针是:“生产第一,生活第二。”城市在他眼里应该是纯工业生产基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毛看着那时宫殿、庙宇和宝塔林立的北京城,对北京市长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

城里人靠食物定量苟延残喘,也有不少人饿死。当时在北京的波兰学生罗文斯基(Jan Rowinski)描述说:“生活的图景仿佛是慢动作,三轮车伕每踏一脚都用尽全力,骑自行车的人好像怎么也蹬不动,路人眼里透着无神无助。”城里人的肉食定量一九五七年一人一年还有五点一公斤,到一九六○年降到只有一点五公斤。政府要人们吃“代食品”,其中一种是像鱼籽似的含有蛋白质的小球藻,养在人尿中,吃起来非常恶心。周恩来带头品尝了这“食物”后,全国城市居民的蛋白质来源就指望它了。

波及全国的大饥荒自一九五八年起,持续至一九六一年,以一九六○年为最烈。这一年,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数字,人均热卡吸收量仅达一千五百三十四点八。城市家庭妇女的热卡量,据一向为中共代言的作家韩素音说,最高不过一千二百。而在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奥斯威辛(Auschwitz),苦役犯的每日热卡量还有一千三百到一千七百。

为了活命,有被逼得吃人肉的。《乡村三十年》记载:安徽省凤阳县仅一九六○年春就“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六十三起”,其中一对夫妇“将亲生的八岁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凤阳或许还不算最坏的,在大饥荒中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甘肃省通渭县,吃人相当普遍。一个公社书记后来对来访的记者说:“我家那个村里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着吃了。她男人从新强回来找女儿,村里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里吃过人肉的不少。那时人们饿急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们去看看公社门外蹲在那里晒太阳的人,他们中就有一些是吃过人肉的。”

在所有这一切发生的同时,中国的仓库里囤满了等待出口的粮食和其他食品,由军队或民兵把守。波兰学生罗文斯基亲眼看见“水果成吨的烂掉”。可是上面有规定:“饿死不开仓。”★
(★粮食还被大量用来提炼高纯度的酒精,作核工程的燃料。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毛宣布中国粮食太多吃不完后,在最高国务会上说要给粮食“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光是我们所知的导弹试验,每一枚消耗一千万公斤粮食。)

为时四年的大跃进使大约三千八百万中国人饿死、累死。

这个数字是这样算出来的。根据一九九五年出版的,由中国人口学家杨子慧等编著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年中国人口死亡率分别为:百分之一点二,百分之一点四五,百分之四点三四,百分之二点八三。在它们前后三年的死亡率平均百分之一点零三(一九五七:百分之一点零八,一九六二:百分之一,一九六三:百分之一)。比平均死亡率高出的就是非正常死亡率。用非正常死亡率去除这四年的中国人口,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共三千七百六十七万。

这个数字被刘少奇证实:他在大饥荒中的一九六一年初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Stepan Chervonenko),已经有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这是二十世纪最大的饥荒,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饥荒。而这完全是人为的,是蓄意的。中国的粮食出口仅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就高达七百万吨,可以为三千八百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没有出口,中国人一个人也不会饿死。

大跃进一开头,毛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为大跃进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大谈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

乍一听来,毛好像是信口开河讲哲理。但这代表他的政策。安徽一个公社党委书记被带去看饿死的人堆时,几乎是在重复毛的话:“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个人保就哪天不死!”有些地区规定死人后“不准哭”,“不准带孝”。

毛甚至还大讲死人的实用价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他对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据《乡村三十年》记载,有地方人死了埋在田里,上面种上庄稼。
毛多次说过为了他的目标,他准备以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作代价。一九五七年,他在莫斯科对苏联领导人说:“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他从汉武帝说到宋朝,都是几千万几千万地死人。“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毛知道他搞大跃进,中国会死多少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毛明白这样说话太露骨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但他没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责任推给他们:“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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