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收集余英时先生的英文论着，初衷本是为了自己更全面地学习他的治学方法和理解他的论学旨趣。但在阅读的过程中慢慢觉得，如果能将这些论着译成中文，也许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意义在我看来至少有两点：一是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更全面地读到余先生的论着；二是有助于对海外汉学以及中美学术交流的认识与研究。《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取名于余先生作为美国汉代研究访华团团长写成的同名总结报告。此外，收入了由余先生带领的访问活动与讨论日记，以及差不多同时完成并与主题相关的一篇专论。这篇专论最初以中文写成发表，后被译成英文并经作者适当改写后发表，收入本册时相同部分照录中文，不同部分则据英文而译。 余英时先生的英文论着在1970年代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此后他的学术论着主要是以中文发表，大部分英文论着则概述他中文论着的主要思想，以及他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分析性通论。前者显然是因为他希望更直接地贡献于中国学术，后者则表明他希望将中国的学术引入美国。 促成这个变化的契机大概是他 1973～1975年在新亚书院及香港中文大学的任职。虽然服务两年后仍回哈佛任教本是事先的约定，且这两年的服务也令他身心疲累，但深藏于他心中的中国感情似乎更被触动，更需要得到合理的安顿。1976年1月余英时先生46岁时，同在哈佛任教的杨联升将自己与胡适的长年往来书信复印本送给他作为生日礼物，在封面上题写：“何必家园柳？灼然狮子儿！”大概正是体会到弟子的心情而示以老师的宽慰、提示与勉励吧。 此后，余先生与两岸三地的中国学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流。我在余先生小书斋的书架上翻览时曾见到钱钟书在所赠《管锥编》扉页上的题词，当时觉得有趣，便请余先生用他的小影印机复印了一份给我，现不妨抄录在这里，也算是一个佐证。题云： 误字颇多，未能尽校改，印就后自读一过，已觉须补订者二、三十处。学无止而知无涯，炳烛见跋，求全自苦，真痴顽老子也。每得君书，感其词翰之妙，来客有解事者，辄出而共赏焉。今晨客过，睹而叹曰：“海外当推独步矣。”应之曰：“即在中原亦岂作第二人想乎！”并告以入语林。 总之，读余英时先生的英文论着应当注意其中的中国学术背景，正如读他的中文论着应该留心其中的西方学术背景一样。◇ (http://www.dajiyuan.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