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五、六十年中，撇开自然科学不说，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都不曾在中国获得充分发展的机会，而最能够提高一般人的思想水平的哲学在研究与教学方面也始终停留在起步的阶段。史学为综合贯通之学，必须不断而广泛地从其他学科中吸取养料。在这种情形下，现代中国史学之不振可以说是毫不奇怪的。但是比较而言，由于传统凭藉的深厚，在现代中国的一切学科之中，史学仍不失为较有成绩的一支。

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先后曾出现过很多的流派，但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有两派：第一派可称之为“史料学派”，乃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订与辨伪为史学的中心工作；第二派可称之为“史观学派”，乃以系统的观点通释中国史的全程为史学的主要任务。

从理论上说，这两派其实各自掌握到了现代史学的一个层面：史料学是史学的下层基础，而史观则是上层建构。没有基础，史学无从开始；没有建构，史学终不算完成。所以史料学与史观根本是相辅相成，合则双美，离则两伤的。但是在实践中，中国现代的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由于各趋极端，竟不幸而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史料学派鄙史观为空中楼阁，而史观学派则又讥史料学为支离破碎，不认大体。

我们不能在此对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的得失展开全面的评论，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这两派在现代中国史学史上所产生的某些流弊依然在泛滥中。因此对这些流弊略加检讨，以为今后史学发展的借鉴，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史学中的客观与主观

史料学派的最大特色在于他们的史学和时代完全脱节。主要由于他们对于史学上所谓“客观性”的问题的了解有其局限性，他们假定历史事实是百分之百的客观的，可以通过科学的考证而还原到“本来面目”。如果一切事实都考证清楚了，那么全部的历史真相自然会显现出来。

因此我们可以乐观地等待着“最后的历史”(ultimate history)的出现。正是根据这一假定，史料学派才否认史学和时代之间有任何关联。这一学派的人深信，纯粹客观的史实既能通过一定的考证程序而恢复其“本来面目”，则史学家因自身所处的时代而产生的一切主观因素都已被摒除在史学之外了。

我们承认，有些所谓历史考证的工作，其具体结论的正确与否的确是不受时代影响的，如名物制度、训诂校勘、地理沿革、人物生卒等种种方面的具体问题，一旦获得了正解，便再也不会随着时代而更动。

但是这一类的考证虽然都涉及史学家所必备的基本事实(basic facts)，却不足以当“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s)之称，因为这些基本事实只不过给历史提供了一套外在的架构，它们本身并没有内在的意义，即不能说明历史的变化，而且即使是这一类的考证，其兴起与发展仍不能完全脱离时代。我们不免要追问：史学家何以在某一个时代对某一类的名物、制度、典籍、人物、地理发生了特别的考证兴趣呢？

史料学派不但误认一切基本事实为历史事实，而且对每一事实复尽量作孤立的处置。因此他们主张“证”而不“疏”。在“史学即史料学”的理论支配之下，他们的“证”的范围则退缩到材料的真伪这一点上。在这种情形下，真正的史学研究是无从开始的。

史学是脱离不了时代

近几十年来史学的一般发展使我们认识到，历史事实之所以成为历史事实，是和史学家对它的了解分不开的。历史事实无穷；相对于任何一项历史上的变化与发展而言，史学家经过反覆的研讨，才在众多的历史事实之中发现它们之间主从轻重的复杂关系。发现这种关系便是对历史现象作出了最卓越的解释。《书经》所谓“疏通知远”，司马迁称《史记》的目的在“通古今之变”，其中心的涵义即在于是。所以我们虽然同情史料学派对“证”的强调，但是却绝不以此为史学的止境。今天的史学家一方面要用最严格的实证方法来建立史料，另一方面则要通过现代各种学科的最新成果和时代的眼光来“疏通”史实与史实之间的关系。

由于观点的不同，史学家在疏通的工作上常不免有见仁见智之异。对于同一历史的变动，史学家根据他们对史实本身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往往提出不同的解释(explanation)。这是史学发展的常态。历史的解释不但因时代而变，而且即使在同一时代也纷然杂陈，不易归于一是。无论是异代还是同时，总之史学是脱离不了时代的。每一时代都有其独特的问题，史学家的注意力便随着时代的问题而不断地转移其方向，并且一般学术研究的日新月异也足以逐渐加深史学家对同一史实的理解。例如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初税亩”，是一件重要的历史事实，《春秋》三传都会着重地加以评论；后世制度史家也都注意它。但是这件事的意义一直要到现代社会经济史学发展到相当高度之后，史学家才能结合其他相关的史实加以充分的发挥。而社会经济史学之兴起正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之所在。

摘自《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联经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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