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o:The Unknown Story》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94)

48 浩劫降临(下) 1966~1967年 72~73岁
张戎(Jung Chang),乔.哈利戴(Jon Halliday)

(大纪元配图《九评》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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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九月中旬,毛感到他在共产党内上上下下搞大清洗的时机成熟了。他让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宣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但究竟谁是“走资派”毛没说明。他也不知道全国众多的干部谁反对过他,谁对他忠诚。毛的办法是先把他们全部打倒,换上新的人后,再一个个审查他们。至于忠实于他的人受冤枉、受委屈,毛是不在乎的。

毛的工具此时不再以高干子弟为主体,而是遍地开花的、专整“走资派”的“造反派”组织。一九六七年一月,凭著造反派的冲锋陷阵,毛推翻了全国走资派。

共产党的控制一点也没有放松。一份份中央文件明文规定:不许抢档案(中共给人人都立了档案),不许为以往政治运动迫害的人翻案,不许“阶级敌人”“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或中共的人,不是被监禁,就是被枪毙,其中知名的有林昭、遇罗克。
对毛来说,造反派的用场是帮他惩罚失去权力的走资派,方式是写大字报攻击,开批斗会,打骂侮辱,游街示众等等。这也挺对不少造反派的胃口。他们有的恨领导,乘机报复。有的想往上爬,看到这是一条捷径。那些早就手痒痒以打人为快事的,那些虐待狂们,现在是过瘾的时候了。

第一个被打死的高级干部是煤炭部长张霖之,时间是一月二十一日。他曾对毛和毛的大跃进表示不满。两年前毛开始说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刘少奇问他谁是这样的当权派,毛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如今,在江青亲自导演下,张霖之被多次残酷批斗,一位目击者偷偷在日记中写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张部长被送至台上,强行按倒跪下。他使劲抬头,李××,戴×猛扑上前,用力压。接着,又有四个人一齐踩在他的小腿上,让他无法再站。又有些人拿着一根钉著木牌的棍子插进衣领,张部长拼力反抗,棍上的倒刺把他的耳朵、脸、鼻子都划破,顺着脖子淌血。会刚开完,李××和一群人扭著张的胳膊串过大、小礼堂游斗,后又到院里斗,大门口斗。张部长站在一把凳子上,上衣被扒光,在零下十七度的严寒里冻著。他遍体鳞伤,双手举著木牌,又气又冻,全身哆嗦。有几个家伙说他站得不直,就用小刀子捅他、割他……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

汾西矿务局的李××来京,还带来一个特制的六十多斤重的铁帽子。……斗争会一开始,几个小子就拎着铁帽子往张部长头上扣。他双腿打战、脸色蜡黄,汗珠直往下掉。不到一分钟,铁帽子就把他压趴在台上,口吐鲜血。这么折腾了三四次,张部长已奄奄一息,昏死过去。

最后,打手们把一个大铁炉挂在他的脖子上,用皮带铁头打裂他的后脑骨,他就这样死去。有专人拍照,照片送到了周恩来手里——毫无疑问,也到了毛泽东的眼前。

毛并不喜欢为后世留下纪录,也不想张扬他统治的残暴,为什么照相?答案最可能是他要看这些照片,看他的敌人受罪心里痛快解气。一些批斗大会还拍了电影,毛在他的别墅里看录像。有的批斗大会的影片也在电视上放映,配的音乐是样板戏。当时很少私人有电视,造反派被组织起来观看。

毛很清楚他从前的同事、部下们在受什么样的罪。纪登奎副总理曾回忆,毛问他挨了多少次斗,纪说他挨了几百次斗,坐了“喷气式飞机”。“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做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在这样的日子中过了两三年,百万干部被流放到乡下的“五七干校”,待遇仅比劳改犯好一些。被放逐到五七干校的还有文化人:作家、艺术家、学者、演员、记者,在毛的新社会里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

取代各级干部的是军队。一九六七年一月,官兵们受命进驻全国每个单位。此后几年中,成为新当权者的有近两百八十万人次,其中五万成为县以上中高级负责人。在这批人的领导下参与管理的有造反派代表,还有留用的老干部,以保持政权的运作照常进行。如今的军队什么都管,国防倒成了其次。当担任海防任务的李德生部被调去安徽接管内政时,李请示周恩来:“万一有情况怎么办?”周答道:“仗,恐怕十年打不起来”。毛不相信蒋介石会打进来。

三月间,学生们被召回学校,尽管在那里他们什么也学不到。以往的教学秩序、方式、内容不复存在。教育恢复正常,是毛死后的事了。

社会上,人们照常上班,商店照常开门,银行照常营业,医院照常看病,工厂、矿山、邮政、交通,大体上都在运转。军工企业比以往抓得更紧,给了更多的投资。农业生产不比往年差。中国没有失控。

然而,人们的生活有了巨大的变化。变化主要在业余时间。娱乐如今全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学不完的“红宝书”,念不完的《人民日报》社论,开不完的使人头脑麻木、情绪紧张的会议,参加不完的批斗大会,看不完的对“走资派”和其他“阶级敌人”的“喷气式”。残忍的暴力成了公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每个单位都设有自己的牢房,称作“牛棚”,折磨著自己单位的人。无书可读,无杂志可看,无电影可观,无戏剧可欣赏,收音机里也绝无轻音乐可让人放松。唯一的歌舞来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当当响的乐声中挥舞著小红书,唱着语录歌,雄赳赳、气昂昂地蹦跳着。就连江青的八个样板戏,老百姓也难以看到。

毛的新当权者们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审查被打倒的干部们,看他们是否反对过毛,抵制过毛的指示。这些干部们每人都有一个“专案组”。在最上层的是“中央专案组”。这个极端秘密的机构由周恩来任组长,康生为副,组员是陆海空三军调来的中级军官,专门审查毛想审查的人。毛特别关注的是中共上层有没有人同苏联合谋想推翻他。因为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曾对贺龙说要他“搞掉毛”,所以军队系统的第一要案是贺龙专案。案子株连整个贺龙从前的部下,贺本人死在监禁中。

中央专案组权力极大,决定抓谁、审谁、拷打谁,也对谁该受什么处置向毛提出建议。组长周恩来的签字落在许多逮捕证、处理报告上,包括建议判处死刑的报告书上。

在同事、部下备受苦难时,毛的日子过得是依然故我。中南海的舞会仍旧为他举办,伴舞女郎用大汽车运进运出,有的也上了他的大床。在被斥为“淫秽”而早就禁止的“游龙戏凤”之类乐曲中,毛依然踱步似的跳着舞。随着时间的流逝,同事们一个个从舞厅里消失,有的被清洗,有的失掉了作乐的兴趣,渐渐地,舞池里的领导人只剩下毛一个。

在没被打倒的政治局成员中,一九六七年二月爆发了一场反抗,反对文革给他们的党和干部造成的灾难。对毛一直忠心耿耿的谭震林,在大饥荒时管农业,对毛也没有怨言,这次忍不住了,对中央文革小组发作道:“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个打掉。几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第二天,他给林彪写信说他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外交部长陈毅说:“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大的逼供信”。

可是,这批人毕竟跟毛多年,对毛诚惶诚恐。毛对他们发了一通雷霆之怒,他们就像霜打的小草一样蔫了下来,向毛作了检讨。毛左有林彪,右有周恩来,显然是无往而不胜。对这些反抗了他的人,毛用造反派惩罚他们,惩罚够了又给他们些甜头吃吃。反抗被毛轻易地压了下去。

不那么容易压倒的干部中有一位蔡铁根大校。他不仅在日记里谴责毛,甚至还在流放之地和几个朋友谈论上山打游击。他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是文革中被枪毙的最高级军官。行刑前,他向狱中的难友道别,然后从容赴死。

在一般老百姓中更有许多壮丽的英雄。其中一位是个十九岁的姑娘、德语学生王容芬。在参加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集会后,她的反应远远超过了时代局限——她觉得这“和当年的希特勒简直没什么区别”。她给毛寄出这样一封抗议书: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

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同样内容的一封信她用德文写出。把这封信带在身上,她到药店买了四瓶DDT杀虫剂,然后走到苏联大使馆附近,把毒药一瓶瓶喝下。她想让苏联人发现她的尸体,把她以死来反抗文革的事传向世界。可是,她醒来是在公安医院里。她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监狱里受到非人的磨难。有一次看守把她的手拧在背后,上了半年的“背铐”,吃饭是滚在地上用嘴啃看守扔进来的窝窝头。当背铐终于取下来时,锁已经銹住,用钢锯才锯开,手已经动不了。这位不凡的女性活下来了,活到了毛泽东死的一天,活到了走出牢房的一天,精神丝毫不减。(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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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毛接着把红卫兵暴行从校园引向社会,首当其冲的是文化人和文化。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身旁的林彪,号召红卫兵“大破”“旧文化”。最早被捣毁的是传统的商店招牌、街道名称。长发、裙子、高跟鞋成了那些在街头挥舞剪刀的大孩子的牺牲品。从此以后多年,中国人只能穿平底鞋和千篇一律的外套裤子。
  • 一九六六年五月底,专为毛搞大清洗的中央文革小组(简称“中央文革”)正式成立。名义上的组长是陈伯达,实际掌权的是江青,康生做“顾问”。“中央文革”同林彪、周恩来一道成为毛的新“内阁”。刘少奇的倒台只是时间问题。
  •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彭真似乎还想跟苏联取得联系。克里姆林宫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自从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以来,毛不要任何领导人去苏联。三月初讨论这个问题时,大家都说不接受苏联邀请。
  •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泽东终于开始了策画多年的大复仇、大清洗:“整我们这个党”。由于工程浩大,毛决定一步步来,首先从文化领域人手。这就是为什么大清洗名为“文化大革命”。毛用江青打头阵。毛看中她是个心狠手辣的人,曾对家里人说:“江青这个人很毒,比蝎子还毒。”说着毛伸出小指头勾了一勾,作出蝎子尾巴的样子。
  • 回北京之后,毛没有立即对刘少奇采取行动。他很可能是想等第二次亚非会议开完后再动作。会议定于六月在阿尔及利亚召开,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同很多亚非国家元首打过交道,在会议前夕清洗刘会给毛造成不良影响。
  • 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使毛泽东疑心大起,怀疑中共高层有人跟苏联合伙要密谋推翻他。对毛来说,只要没有苏联插手,中共党内什么样的反对者他都能对付。彭德怀在一九五九年,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两次都未能动摇他的地位。可如果克里姆林宫下决心搞掉他,和他的党内反对者里应外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 一朝经济好转,毛就一步步走向大复仇、大清洗。他首先停止了“包产到户”、为受害者平反等开明措施,斥之为“单干风”、“平反风”。毛加强了个人崇拜,对他的歌颂逐渐充斥了学校教科书、出版物、媒体。人们睁眼就看到三呼万岁的口号,耳边响起的音乐都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全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彻底地化入对他的顶礼膜拜。
  • 大饥荒过去了,经济复生了。在容忍刘少奇等人经济政策的同时,毛泽东逐步把他念念不舍的一些项目重新扶上马去,如人造卫星和核潜艇。当他听说现代武库中有一种新的很厉害的杀人武器叫“死光”(激光)时,毛当即拍板,说:“死光,搞一批人专搞,叫他们吃饭不做别的。”
  • 受软禁的彭德怀一九六一年十月被允许回乡一次。从地方干部到普通村民都听说他为老百姓仗义执言受了罪,给了他英雄般的欢迎。一两千人涌到他下榻的老屋来看他,有的拖着半饥半饱的身子走了一百多公里路。人们跟他有说不完的话,彭德怀天天不停地讲,嗓子都讲哑了。
  • 大跃进开始时,刘少奇虽然不满,行动上仍随波逐流。当大饥荒铺天盖地而来,彭德怀在庐山大声疾呼时,刚当上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没有跟彭站在一起。但刘少奇心里越来越不安。到一九六一年初,他知道全国已饿死了三千万人。这年四、五月间,他回到湖南老家去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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