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儿用生命送的礼物,让善念不断传递一九九三年中秋节前,女儿偲瑀罹患罕见的绝症“神经母细胞瘤”,悲痛欲绝的子凌带着一丝希望飞往美国就医,一千万元昂贵的医药费来自变卖水晶唱片版权、全部家产、亲朋好友的借贷和地下钱庄;短暂好转一年之后病情复发,次年中秋节前夕,偲瑀仍然离开了人间。 “那是一门无比煎熬而珍贵的功课,我从最痛苦的经验中看到人性至真至性的一面。” 水晶唱片员工有人偷偷抵押老婆娘家赠送的新房,有人将二十年的保单拿去贷款,不宽裕的哥哥姊姊掏出所有积蓄,老同学来探病的途中卷裤管下水田、偷采海芋想安慰子凌……在在让她痛哭流涕;甚至,刚开始凶神恶煞般的地下钱庄,在她还不起钱的数年间,目睹子凌救女心切的过程,不但没有凌虐、毒打逼债,反而在她生老三时送来红包和金锁片。 “我当然不希望再碰到地下钱庄,但那段心如刀割的日子,这些浓浓的温情一直支撑我熬过每一个万念俱灰的夜晚。” 失去女儿的子凌,随后也失去了婚姻,失去了挚爱的母亲,失去了所有财产,拥有的是还不清的债务。但她并未被击倒。为了缴房租,她到残障联盟工作,第一个案件就是“苏建和案”,看到同样为孩子备受折磨的苏爸,她心疼地将身上仅有的两千元塞给了他。 “那一刹那我好快乐,我终于懂得什么是‘付出’,有能力可以付出时,便是富有。那一刻,发现我这个贫穷负债、一无所有的人,还是可以用‘付出’去帮助别人!只要能付出,我就能变成一个‘富有’的人!很难解释,那是一种醒悟。心底有种感动,像泉水般源源不断地涌出…… “我从抢救女儿的过程中学会永不放弃。我知道这辈子还不了这些债,不是数字的问题,而是它是救命钱,没有相同的情境就永远还不了相同的恩情,而我绝不希望这些帮助我的友人发生相同的遭遇。于是我转念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需要的人,觉得那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偿还与报答,也让善念不断在人世间传递。” 一般父母永远不想回到孩子临终的地方,子凌却不同,她想起美国儿童医院的标语:“当你治好一个人的身体,却伤了他的心灵,那么治疗就是失败的。”当时台湾医生很少有这种观念,医院里残忍地只看“病”,不管“人”。她请友人从美国寄回一台最受孩子喜爱的宾果游戏机,每个周末到医院扮小丑取悦癌末病童。医院不但不支持,还认为她建议家属到国外寻求希望的行为,是对这所全国首屈一指的医院的最大侮辱。有位医师经常藉故阻挠她的活动,逼得她搬出媒体对抗,活动才得以继续;社工师也严格要求活动要在下班前结束,有次社工忘了订蛋糕,居然要求取消每月一次的庆生会。 “我立刻当场发飙,这些癌末病童可能撑不到下个月,大人却忍心要他们再等一年!” 子凌在偲瑀过世的一九九四年,为一群癌症病童组了“三十三个朋友”义工团,为这所知名医院的儿童病房中三十三张病床上的三十三位小天使举办庆生和娱乐活动,每月募集足够的礼物,让每一位小天使都能在欢乐的气氛中选择一份喜爱的玩具,还不时邀请歌手到病房表演。当孩子们快乐欢笑时,许多父母站在后面偷偷拭泪,“很久没看到孩子这么快乐了。”好几位憔悴的母亲难得露出笑容说道。 有些孩子在子凌的怀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因为哀恸的父母怕泪水滴在孩子身上会让他们更挣扎、痛苦,所以她便代替父母拥抱即将离开人世的孩子,望着努力撑着最后一口气的病童,强忍夺眶而出的泪水,子凌一次又一次承受生离死别的伤痛,只因她觉得不能让孩子孤独走完最后的旅程。 由于无法释怀偲瑀生命末期几次抢救所受的折磨,子凌后来到和信与荣总接受化疗和安宁病房的志工训练,希望协助病人有尊严地离开人世。 “有些临终病人很久没有洗澡了,知道我们要为他们服务,期待的眼神让人辛酸。我们爱开玩笑说:‘伯伯,你现在是洗皇帝浴欸!你看有这么多美女帮你洗澡。’看到他们笑得合不拢嘴,我心里非常安慰。可是常常才洗完澡的老伯伯,当天下午或隔两天就走了。我不知道别人怎么调适,但我无法痲痹自己,会一直痛、一直痛……” 子凌眼眶泛泪,声音中透着一丝丝苦涩,想起那段同时面对婚姻、债务和生死纠结的过去,子凌觉得自己当时快要油尽灯枯了,于是同时到荒野保护协会和台北天文台接受解说员训练,开始早上说生态,晚上讲星星的导览生涯。 “我无意间发现所有的生命都有关联,从天文中理解生命的渺小和珍贵,从生态中印证万物皆有灵性;大自然拥有巨大的疗愈效果,我开朗的个性无形中又恢复了,也因荒野的朋友而搬到了花园新城。” 子凌没有在万念俱灰时将自己关在幽暗角落,命运才有机会峰回路转,重新打开另一扇窗。 爱台湾,水晶唱片保存了土地的声音 失去女儿的子凌,还得强打精神面对当时水晶唱片的困境,负责行政、财务的她每天心疲力绌地跑三点半,最怕黎明来临又要开始筹钱;此时别说赚钱,只觉得口袋空空不欠人一毛钱,便是人生至乐。 其实早在偲瑀生命的后期,音乐界和媒体朋友曾为她筹办募款晚会,当时子凌夫妇就恳请曾经协助赴美就医的慈济设立专户,透过媒体报导,将所有捐款拿来救助其他需要资源的癌症重病孩童,没有一毛钱进入她的帐户;而她,选择继续面对山一般沉重的债务。 “跟着任将达做‘水晶’虽然一直负债,但我从不抱怨,反而非常认同这个在台湾长大的韩国人为本土音乐所做的努力。阿达的父亲原来也极富有,台湾第一所韩侨学校就是他创办的,后来家道中落,也甘之如饴。阿达曾经说过:‘我希望留给孩子们一份礼物,让他们一百年后还听得到属于这块土地的声音。’他是道道地地的韩国人,我却从他身上才体会到什么叫做爱台湾。” 子凌提起水晶这些年捧红的本土歌手:“伍佰、朱约信、陈明章和黑名单合唱团都是水晶出版的,但阿达很没生意头脑,人家第一张唱片红了,想跳槽到大公司,一般唱片公司会紧抓着不放,他却说这些歌手就像自己的孩子,能看他们高飞更好,所以赚钱都没我们的份。” 当年水晶在台大门口摆摊、征选音乐作品时,“伍佰”也在隔壁卖“阶梯”英语录音带,因为水晶顾摊的女孩长得很漂亮,所以来搭讪报名参选。“你知道伍佰指的漂亮女孩是谁吗?嘿,嘿!当然就是我啦!如果没有我的美色,今天乐坛说不定就没有伍佰了!”我还来不及回答,她已经掩不住得意,朗声大笑了起来。 世上最好的母亲 子凌出生在一个极度贫穷的家庭,父亲在民国三十六年自大陆来台旅游,因为战争而流落街头。 “我爸极不负责任,嗜赌、外遇,从来不管家计,母亲一生辛苦打工,抚养小孩。他们都是文盲,谈不上家庭教育,前后生了十几个孩子,流产、堕胎、早夭,最后只活了四个,我排行老么。出生时本来要送人领养,但因为我长得太可爱,所以哥哥姊姊拿扫帚把认养人家赶走了,后来我老抱怨他们害我没机会过好日子,兄姊们总是尴尬地嘿嘿一笑。”子凌忽然哈哈大笑说起童年往事。 “我老家住万华,小时候很穷,有得吃就好,所以到现在仍然可以一礼拜三餐都吃阳春面也很快乐。我妈从没做过月子,生完就得带孩子上工。早年没什么工可做,我妈常去寺庙捡烧完金纸残留的金粉、银粉卖钱,但寺庙人多难抢,她一个弱女子又拖个包袱,只好跑去大家不愿意去的殡仪馆捡。 “我小时候顽皮,喜欢摸着每一口棺材玩,弄得两手脏兮兮,母亲老说我是摸着棺材板长大的小孩。那时家中贫困、妈妈营养不良,没奶水,只能挨家挨户去讨粥汤,可也让我长到这么大个儿。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对物质迟钝,从小也不觉得自己匮乏。那时常有人上门催讨爸爸的欠债,不知为什么,不识字的妈妈吃足苦头,也绝不让我们看到那些画面,所以也没有什么成长的阴影。” 五十六岁往生的妈妈对子凌影响很深,虽不识字,却坚毅地把孩子养大。也因此,子凌一直认为自己是个不及格的母亲,离婚后两个女儿跟父亲住在淡水。“阿达不是个好老公,但绝对是一个好爸爸,他比我疼小孩,她们也跟父亲过得很快乐。我没有让孩子知道我在做什么,因为怕她们担心我的安危。我离她们好远,是一个很失败的妈妈。”子凌黯然说道。 望着她眼眶里打转的泪水,屋内一片寂静,我的心里却想着:不知道子凌的孩子如何看待她们的妈妈,但对这块无言的山川大地和虫鱼鸟兽来说,子凌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 摘自 《梦想力》 野人出版社 提供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