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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18日讯】“爱国主义教育”是一个旷日持久的巨大工程。追究它在藏地的历史，应该从我父母那代人说起。我有一本1951年北京出版的关于“十七条协议”的红皮书，藏汉文对照，第一句即“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开创了“爱国主义教育”在藏地的先河，从此巨浪滚滚，冲洗着至少三代藏人的头脑和心灵。

“ 爱国主义教育”在各个阶段都与时俱进，并且有明确的敌对目标。如在1950年大军压境之初，“解放”西藏的理由是因为“帝国主义势力”的压迫，红皮书还说这之前，“西藏地方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欺骗和挑拨没有加以反对，对伟大的祖国采取了非爱国主义的态度”。而在1959年藏人的反抗被镇压、达赖喇嘛流亡异国之后，“爱国主义教育”的敌人便锁定了“旧西藏”以及“旧西藏”的代表——以达赖喇嘛为首的“上层反动集团”。在中共强大权力的歪曲和宣传下，西藏传统社会制度被定义为“最反动、最黑暗、最落后、最残酷、最野蛮的封建农奴社会”，西藏人不是农奴主阶级就是农奴阶级，前者需要打倒，后者据说“翻身”了，这个课本对于我这样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人，实在是再熟悉不过。

到了1990年代中期，在从达赖喇嘛手中抢夺了对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的选择权之后，中共驻藏大吏陈奎元决定“在全区寺庙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其目标“一是解除达赖集团对寺庙的控制…… 二是加强寺庙领导班子……三是建立健全约束寺庙和僧尼行为的规章制度……四是对僧尼进行（法律）教育……”，其步骤是从上至下成立“爱国爱教办公室”，用几年的时间分批试点，再扩大战果。实际上，由党派遣的进驻各大小寺院的工作组，对注册在编的4.6万多僧尼所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要求所有僧尼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是要求所有僧尼承认对达赖喇嘛的四个指控，即“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扰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

甘肃省、青海省、四川省、云南省的藏地也如法炮制，对约15万以上的僧尼进行程度不同的清洗。然而，无论在任何一个寺院，“爱国主义教育”都遭到僧尼们的抵制，即便工作组的要求有时候竟简化到表态说“我热爱中国，我不信仰他”，但还是有许多僧尼不愿用“他”来指代自己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更不愿否定自己的信仰。多年来，各藏地、各教派都有悲剧发生，拉萨哲蚌寺的僧人神秘死亡、康北色达五明佛学院的僧舍大片拆毁、噶举派领袖噶玛巴法王和安多塔尔寺的主持阿嘉仁波切相继被迫出逃、康南丹增德勒仁波切以及不计其数的僧尼含冤入狱…… “爱国主义教育”的成果，实乃罄竹难书。

三月的西藏事件之后，“爱国主义教育”更是全藏地的头等大事、重中之重了。而这一次，除了每天给僧尼上政治课，考政治试，还给每个寺院增添了新内容——必须悬挂中国国旗。如此步步紧逼，还会发生怎样的悲剧或对抗，谁都难以预测。

2008-7-16，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任何转载请注明。）(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