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对南非应当这样。我认为，我们应当征服爱尔兰人，并且随后给他们自治；我们应当把德国人饿到待毙，然后再为他们提供粮食；并且我们在平息了英国大罢工之后，应当设法解决矿工们的困难。我经常遇到困难，因为很少有人采纳这种意见。我有一次被邀请为法国纪念碑写一碑文。我写了这样几句话：‘在战争时，坚决。在失败时，反抗。在胜利时，慷慨。在和平时，仁慈。’结果这碑文未被采用。错误在于，我们不少人往往只善于用右手或左手工作，而不善于两手交替，既善于用右手，也善于用左手。因此，那些善于打胜仗的人却不会处理和平，而那些善于议和的人又不能打胜仗。若说我两者全会，那大概争论就会更大了。”

1906年7月31日，自由党政府公布了新提出的德兰士瓦法案，决定让布林人的共和国在英帝国范围内实行自治。这个由邱吉尔在下院提出的法案经过辩论获得通过，于1907年开始实施。

在此期间，华工问题一度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劳工在南非遭受非人待遇的事实，尤其是英国南非总督米尔纳勋爵允许以鞭打惩处华工的违法行径被揭露，在英国激起了一片谴责“华工奴隶制”的舆论热潮。但是，因为政府无权吊销已经颁发的许可证，坎贝尔—班纳曼内阁所能作的只不过是不准再行招募华工而已。大批自由党后座议员提出谴责米尔纳的动议，自由党领袖则从根本利害关系出发考虑要否定这项动议，并把这一困难的任务交给了本来因华工问题而感困扰、进退维谷的邱吉尔。

像通常一样，邱吉尔预先作了精心准备，演说虽然达到了预期的结果，但仍然是失败的。它引起了保守党人的愤怒；连国王都表示了强烈的反感，在写给邱吉尔的亲戚伦敦德里夫人的信中说：“你这个亲戚的行为简直使人反感之极。”

1907年4、5月间，在伦敦举行了一次各自治领政府总理参加的讨论殖民地问题的帝国会议。邱吉尔在会上应邀就帝国特惠制的政治方面的问题发表了演说。

会后不久，邱吉尔开始了他的非洲之行。他途经马尔他和赛普勒斯，到达肯雅的蒙巴萨，然后乘火车前往内罗毕；途中还曾暂作停留，参加了一次猎捕犀牛的令人激动的危险经历。然后他沿着通向乌干达的铁路线行进，继而乘汽船渡过维多利亚·尼亚萨湖进入乌干达。接下来是一段最艰难的徒步旅行，邱吉尔一行带着400多名当地民工，穿过丛林勘探把维多利亚湖与艾尔伯特湖连接起来的铁路线，最后到达尼罗河的源头，乘船到达喀士穆。1908年1月中旬，邱吉尔一行返回了英国。在此行中，邱吉尔连续为《滨海杂志》撰写了一系列介绍非洲情况的文章。后来邱吉尔又依旧例对其增补编撰，以《我的非洲之行》为题，由霍德和斯托顿出版公司出版了单行本。书中提出了一些开发非洲的设想。

在处理繁杂的殖民地事务的同时，邱吉尔也未放弃对国内事务的关注，并进行着有关社会改革问题的思考。1906年初，他在为厄普顿、辛克莱描写芝加哥肉类加工业工人生活的小说《丛林》所作的评论中说：
“这本书促使那些从未对社会基础进行过考虑的人们停下来好好思考一番……。它表明，工厂法、卫生法和劳工伤残补偿法所做的广泛而复杂的规定是完全有道理的，而这是议会成年累月费力搞出来的。”

同年10月，邱吉尔在格拉斯哥的一次演说中提出：

“我认为，国家应该日益成为劳动力的后备雇主。遗憾的是，我们并未把铁路抓在自己手中，我们还可以更好地利用运河来做一些事情。既然我们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大厅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属于进步党，那么国家就必须更加认真地关注残疾人和老年人，而首先应该关心儿童。我希望能普遍建立起生活和劳动的最低标准，并随着生产力所可能允许的增长而不断提高。”

邱吉尔曾在非洲之行即将结束、返回英国途中，预定于1908年1月底在伯明罕发表关于社会改革问题的演说。为此他写信给商务部劳动统计局局长亚瑟·威尔逊·福克斯，向他请教关于运用德国在职业介绍、残疾保险等方面的经验上有何感想；希望知道如何才能将德国体制中的成功经验移植到英国来，以便在比较低水准的国家保险的基础上，加强现存的社会保险机构”。他想在伯明罕的演说中“提出建立最低生活工资标准，确立保险体制，以使人们不致因意外事故、患病或体弱以及竞争失败而丧失生计，这将是我演说的主题”。

与此同时，邱吉尔还保持了对军事上的浓厚兴趣。1907年，他与海军元帅费希尔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使他有可能比较详细地了解正在改组中的海军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前景。

邱吉尔在国内事务和军事方面投入的精力都不会白花，因为，很快他就将在这两个方面施展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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