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妻子分娩的日期临近，我盼望她来信的心情也就更加迫切。记得她在一封信里说她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洗脚了，因为实在是不能再弯下腰了。看着她的来信，我的心里满是愧疚和挂念，只能在心里给她说一声：我爱的人，对不起了，我回去后一定会加倍地偿还你的。
我的孩子是在1994年3月初出生的，出生时是晚上八点半，地点是在妻子娘家的医院。出生时我妈妈也赶去了，抱着孩子在病房里一直走，一直走到第二天天亮。
大约半个月以后，我才收到了岳父的来信，告诉我孩子出生的消息，是一个胖小子，母子平安。在这一段等待的时间里，我的心里是火急火燎，以至于我额头上长了一个大大的包。我是在下班的班车上收到信的，一看完，我就向车上的同事们报告了这个大好消息，大家都由衷地为我高兴。
晚上我们翻译组一伙人还到楼下的坦赞铁路官员俱乐部痛饮了一场啤酒，那叫一个高兴啊，一晚上高兴得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第二天脸上的大包也就知趣地消失了。
从那以后，因为要照顾孩子，妻子的来信就比以前少了许多，但是基本上每次来信都会在信里附上几张孩子的照片。看着小家伙一点一点在长大，我这个当爸爸的心里就特别高兴。当然也有不开心的时候，那就是每次妻子在心里提及孩子生病的时候（小家伙小时侯身体不是很好）。每当这时候，我的情绪就低落到极点。总是在心里默默地祈祷：上苍啊，如果可能，让我替代我孩子来生病吧，只要他好，让我死都愿意！
我见着儿子的第一面是在1995年的10月28日，我回国的第二天。妻子带着孩子从山西老家赶到北京来，我在北京站的月台上等他们。火车一到，车窗被打开， 我从车窗里把孩子抱了出来。这时候他已经一岁半了。再看妻子，剪短了头发，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几岁。
第二天在天安门广场，小家伙穿着一身黄颜色的棉袄棉裤，带着一顶黄色的棉帽子，摇摇摆摆地在广场上开心地走，要多可爱，有多可爱。好几个老外看见了，都拿着相机给孩子拍照。那会儿，我就下定了决心：今生今世，不管我自己多苦多累，我都要尽我所能给这个小生命最好的生活！
当天晚上，我一个人跑到王府井百货大楼，花了250元（大约相当于当时绝大多数人半个月的工资）给孩子买了一个非常高档的电动摇控汽车，可以前进后退、左转和右转。看着一个一岁半的走路都走不稳当的孩子在前面玩，后面跟了一帮大孩子在后面跟着看，我这个当爹的别提有多骄傲了。
在国内没有呆太长时间，我就又被派回了非洲，只不过换了一个国家而已。慢慢地就享受到了往家里打电话可以报销的待遇，自然而然地信就写的少了。几年以后，我彻底地走出非洲以后，我和妻子把我们这么多年的通信用精美的包装纸包起来，放在了家里的书柜里。
再过了几年，妻子的心已另有所属，我的婚姻亮起了红灯。记得有一次妻子在整理书柜的时侯，翻出了那包书信，不耐烦地对我说：“留着这破玩意儿干嘛啊？”顺手就要扔到拉圾里。我静静地看着她，心里在流血，但还是不动声色地同意了。
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一个人在想：这些挺珍贵的东西，当初我是怎么把它们丢掉的呢？@(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