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窃国六十年 一家三代惨遭蹂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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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1日讯】(大纪元温哥华记者站报道)9月27日下午,SFU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和加西大纪元时报等机构共同举办了“中国极权六十年研讨会”,加拿大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克来夫‧安世立(Clive Ansley),获得加拿大 2000年新闻界最高荣誉奖的盛雪女士,著名人权律师郭国汀,以及法轮功学员荆天先后发言。他们表示,中共六十年统治败坏中国人道德良知、收买和欺骗西方官员、毁坏生态环境,断送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生存利益。只有终结中共暴政,中国人的苦难才会停止。

法轮功学员荆天和先生陈松,以及妹妹荆采是被营救的难民,最终安置到加拿大。以下是荆天的发言。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好:

我叫荆天,我和我的家人先生陈松和妹妹荆采都是被美国相关的人权组织营救的难民,我们在异国他乡辗转流离了三年,最终被联合国难民组织安置到加拿大,成为加拿大的永久居民,今年五月十三日从泰国曼谷到达温哥华。值此中共邪党窃国六十年之际请允许我向大家申诉一下我们一家三代在中共极权统治下所经历的挣扎,在铁蹄暴政下所感受的恐怖。

我们以前住在大陆辽宁省沈阳市,我和母亲和妹妹都是从一九九五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转法轮》解答了我们许许多多人生当中不解的问题,比如人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为什么来在世上,我们要向哪里去。法轮功倡导我们从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人做起,随着道德标准的提升,我们开始变的不像以前那么自私、那么只关心自己的事了,我们家给当地于洪区图书馆捐献价值一万元的图书,事迹登在《沈阳日报》上,在当地引起很大震动。因为六四事件以后,大部分人不愿意不要任何代价的为国家做什么事了, 人们唯一追求的就是钱, 而在法轮功中这样的奉献社会的事迹却层出不穷,也有很多媒体做了报道。随着道德标准的提升我们的身体也发生了变化,我有严重的心脏病,医生说我如果不做手术活不过三十岁的。 法轮功治好了我的心脏病和我母亲的八种顽疾,而我们却没花一分钱,我们一家都不知道怎么去感谢我们的师父--李洪志先生。

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开始迫害以后,我们一家并没有因为我们对国家和社会做出的贡献而得到幸免,甚至成为了重点迫害对象。610几乎天天去家里、单位里恐吓骚扰,有时半夜一点正在睡觉也去,有时把我关进派出所的置留室,和那些醉酒打架滋事的、偷盗的男人关在一个笼子里。企图以此恐吓迫使我交出《转法轮》放弃炼功,还软硬兼施的要求我给它们做特务。尤其是正在家种地的山东农民赵金华因为不放弃信仰被当地派出所活活打死以后,我们更加感到了我们的潜在危险,我们再也无法沉默的忍受下去了。一九九年十月十八日迫不得已我们只好再去北京上访,但是母亲和妹妹还没等进信访办的门,就被带上警车并遣送回沈阳关进龙山教养院进行强制转化洗脑,母亲和妹妹都因不放弃信仰被长时间电击折磨,更残忍的是它们当着我妈妈的面电她最疼爱的小女儿。为了阻止更多的法轮功上访,中办国办的信访办的牌子都摘掉了。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因为上访无门,我只好和北大的一个博士张令翊先生和沈阳的十几位同修去天安门打横幅请愿,我们打出的横幅就是:法轮大法弟子和平请愿。我们完全都是依照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力这样做的,但是它们却说我们是扰乱社会秩序,我被不经法律程序劳动教养一年,异地关押在坐落于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的河北第一劳动教养所。

一进劳教所女队,我惊呆了,我的脑袋有些转不过来,这里是在拍电影还是我自己在做梦?我竟然置身在中共邪党的教科书里、文艺作品里所描述的未开化的奴隶社会时代!这里从饮食、卫生条件上来讲和给外国人看的北京东城看守所有着天堂地狱的差别。生活用水极缺,人们长年洗不上澡,灰头土脸,到处散发着臭气,吃的是半生不熟霉烂的馒头,人们被强迫做奴工,完不成任务的不让睡觉,甚至是吊在树上用棍棒打,有一个女孩因为有肝病,干不动活的时候趴在桌子上歇了一下,被拉到外面吊在树上曝晒。

刚进去没几天它们就给我们法轮功学员秘密的强制抽血,其它犯人却没有这一待遇。我们当时都没有多想,以为只是为了对我们表现它们的伪善。后来摘器官的事曝光以后,才明白它们当时的意图。在那里它们不让我与外界接触,不许和家里联络,我家人在我失踪半年以上才找到我。在劳教所里我被强制带到砖厂做奴工,打砖、铲土、上土这是重体力劳动,对男人来说也是费力的活。中午只有十分钟的吃饭时间。晚上吃饭手疼的连饭碗都端不起来,普通女犯们连晚上睡觉在梦里都在喊疼。在吃不饱的情况下,甚至绝食期间也要铲土、搬砖。我还做过编芭片、出口工艺品鸡毛花等奴工。这些活因为没有打砖重,所以时间很长,从早上六点多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一、二点,因为长时间久坐不动,腿脚浮肿,鞋都穿不上。冬天暖气不足,手、脚、脸经常被冻伤。

外界有人来参观检查,就把我们藏进地下防空洞。因为不放弃信仰我冬天被长时间吊在树上冻,夏天放在砖窑里烤。绝食抗议就用犯人折磨性灌食,身体被严重摧残,有段时间因胳膊受伤,生活都不能自理。它们每天研究着对付法轮功的迫害手段,每天花样翻新,强迫走正步,强制军训,长时间坐小板凳这是杀人不见血的酷刑,拳打脚踢、上绳、上大挂、电击、狼牙棒这都是家常便饭,小菜一碟。所有这一切它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想追求一个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恐怖效果,叫你最终丧失一切你所发誓要坚守的人的道德良知来臣服于邪恶,叫你丧失一切尊严来为它们服务和利用,那些在电视上、报纸上、网络上搞所谓的醒悟的、揭批的就是这样来的。有些酷刑施加在被隔离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我都不知道那些听起来就恐怖的名词到底是什么。因为我在非法劳教期间写过揭露它们迫害好人的文章发表在国际互联网上,它们就以搜查违禁品(纸、笔)为名故意隔两天就剥光我的衣服进行人格羞辱和精神折磨,最后找其它借口给我加期半年。它们甚至把我们这些它们所认为的顽固不化的人投入男监队进行恐吓,男队长整个晚上就拿着电棍呆在我们的监舍进行所谓的监控,我很紧张,晚上睡觉的时候把我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上了。最后因为我的两个同修朱有荣和张质彬被活活迫害死,在我们的强烈抗议下,在震动整个河北省政界的情况下,他们才不得不把我放回家,那时我已被延期关押了两个月。

因为我没有转化,它们在我的解教票上作上标记,继续把我作为重点监控,不断的把我带到派出所问话和恐吓。我们在这红色恐怖下我表面低调,暗地里继续利用互联网,制作小册子、发放传单、光碟、悬挂小喇叭广泛的揭露他们的罪行让世人知道真相。因为在劳教所里与世隔绝、面对邪恶孤立无援的时候我就曾暗下决心,如果我还能活着出去,我一定要让世人知道它们的邪恶。它们表面上制造经济繁荣的假相,粉饰太平,暗地里迫害善良,奴役压榨弱势群体,比想吃唐僧肉的妖魔们还要坏无数倍。通过我散发出去的小喇叭分别在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和五月十三日成功的悬挂在沈阳市三个劳教所和一个看守所及沈阳市的各大公园,播放在沈阳上空的宇宙之音引起它们的极大恐慌,它们派出武警部队对这些场所实行戒严,最后因为没人敢上去摘,它们用枪给他们打下来了。公安部亲自部署迫害,利用打进来的特务对我们搜捕,在搜捕过程中我们有一个同修从楼上掉下来摔死。我被它们关在沈阳市看守所,又一次亲身见证了它们的邪恶。在那里法轮功因为不承认自己是犯人不穿囚服不背监规被它们体罚,不准睡觉,让蹲在厕所里被它们用鞋底抽脸,拽头发往墙上撞。有一个叫王红的辽中农民,她没有文化,很老实,什么也不会说,她唯一能表达出来的就是法轮功好,江泽民坏。从九九年底出来上访就再也没回过家,被转了好几个地方关押,当被转到龙山教养院以后,因为她想要逃离魔窟被遭到残酷电击。我亲眼看到了她身上伤痕累累,她跟我说:“我很想回家。”后来我和她分开以后听说她被犯人把饮料瓶塞到阴道里折磨,后来又转到沈阳张士教养院强制洗脑,那是她的生命最后一站,因为她在那里被毒打致肾衰竭,她到家就死了。

那次我被非法缺席判决十年,因为开庭期间我正在绝食。十多天后我出现生命危险,它们暂时把我放回家。我和被派出所警察张家盈打断两根肋骨刚刚从看守所放出来的弟弟被迫离家,流离失所,此时妹妹早已流离失所,母亲还在劳教所里受折磨。母亲被龙山恶警赵乃春打的视力下降,牙齿松动,现在我的母亲一只眼睛失明,牙齿几乎掉光。我和弟弟、妹妹汇合继续讲真相,它们到处通缉我们,我们再一次被抓。

这一次我和妹妹被判刑十三年,弟弟被判刑十年。同时还有一个国家注册建筑设计师张慧宇被判刑十五年,她至今还关在锦州监狱。刚被抓不长时间它们就把我和妹妹从看守所送到沈阳市安康医院,就是关政治异见者的所谓精神病院和戒毒所,当时院长谢晓宾和主任等人全部出来接我们,当时就做全面体检,包括验血、验尿、做心电图、透视、拍X光片、检查眼睛,还怪怪的问我们家里还有什么亲属。摘器官的事曝光出来后,我们都觉的很后怕。

同时妈妈因为被迫害出现严重糖尿病导致生命垂危刚刚被放出来,因为我们被判重刑,妈妈又重新被关回劳教所,说是因为我们被判重刑,怕她有情绪。妈妈后来又出现严重脑血栓,导致第二次生命垂危,它们说妈妈是装的,医生说她随时会死,它们才为了推责任把她放回家。为了能回家看妈妈,二零零三年我和妹妹绝食五十天,生命垂危,妹妹经过抢救活过来,在明白真相有正义感同情心的警察医生的帮助下,我们又被救护车送回家。到家后我时时处于恐怖的感觉中,听到楼道里有走路声敲门声,都在想是不是警察又来了,母亲也成天为我们提心吊胆,觉得我们还有那么长的非法刑期,它们能轻易放过我们吗?同修们也劝我走,二零零六年在美国的关注和营救下我通过重重关卡逃到泰国寻求联合国的庇护成为难民。



荆天与欧议会副主席爱德华在泰国合影。(图片由荆天提供)

我所经历的迫害并不是最严重的,反映出来的迫害只是冰山一角。我是幸运的,能够脱离恐怖与苦难来到了自由的国度。可是只要想到迫害还在天天发生着,每个坚持信仰的法轮功修炼者都面临着随时失去生命的危险,这里也包括还在狱中的我的弟弟,我就寝食难安。我的弟弟曾被打折两根肋骨,导致肋骨触伤肺, 被非法判刑后关在辽阳铧子监狱, 到北京奥运会前夕,他和一大批人被秘密转移到大连南关岭监狱,转移以后当时就有两个法轮功学员被打死, 他也被强迫做奴工,身体状况更加恶化。在温哥华的同修努力帮助下,已有国会议员答应给中共写信要求无条件放人,9月21日温哥华太阳报也对此关注给予报道,这些正义之举都是令我欣慰的事。

回顾中共窃国六十年,它们靠谎言、诱惑、暴力执政,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不相信会有天惩在等着它们,竟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杀戮八千万中华同胞,其实这个数字并不准确,那是三反、五反、镇反、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浩劫期间的统计,它们的杀人还在继续,六四屠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现在几乎每天都可以从明慧网上看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报道--它们的罪行声竹难书。

中共执政六十年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对于生活在其中的几代人而言却意味着一生。哪怕中共一个细小的恶行,都会让人付出毕生的代价。仅以我家为例,我姥爷因为在大陆沦陷前拥有沈阳烧酒厂、民族电影院、三经路小学、人民医院二院,被它们封为“资本家”,先搞公私合营,后来干脆收归国有。我姥爷从老板沦为打工的技术人员,又封了一个“辽宁省劳模”的名头做为精神赔偿,后来单位伪保卫科又借故找了一个“破坏革命生产”的罪名把他关了起来,当时的省级伪司法机关认为证据不足,不予定罪。正要将他释放的时候,又来了运动,他直接被诬陷说有三条人命,打成“历史反革命”判刑十年,投入当时的沈阳大北监狱。从监狱刑满出来后又直接下放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劳动改造,只要有运动就把他拉出来批斗。姥姥在这种恐怖加歧视的打击下,一等到“平反”就去世了。而他们得到的所有赔偿是一辆自行车。那时母亲和她的几个兄弟姐妹也受到了株连,也要下放到农村,正在这时母亲遇到了父亲,父亲为了要和妈妈结婚放弃了党票。因为父亲的单位威胁他说,我母亲的出身不好,是黑五类,你要是不讲党性,不能和她划清界线,就给你开除出党。聪明的父亲最后选择了人性,和母亲结婚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它们要给父亲恢复党籍,被父亲拒绝了。我不知道我父亲算不算是第一个退党的。

可喜可贺的是《九评》问世后,越来越多的世人正在觉醒,越来越多的人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化名退党,甚至有越来越多的智者勇者公开站出来声明与中共邪党决裂。目前退党人数已超过六千万。既然它最害怕失去权力,那么我们就要退党,解体它用来做恶的权力。这就是我们送给中共窃国六十年来最好的一个礼物。

天灭中共指日可待,让我们共同努力,期待更多的世人觉醒,期待这一天早日来临。
荆 天
2009年9月26日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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