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学校教育特色举隅:魏晋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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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

汉代学校教育,原来甚为发达,到了东汉末年,国家动乱,政局不稳,因而逐渐废弛。至汉献帝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曹操把持政柄,方开始渐次发展教育。曹丕篡汉,在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到了黄初五年(公元224年),“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时慕学者始诣太学为门人,满二岁试通一经者称弟子,不通一经者罢遣。”(以上均据《文献通考 学校考二》)

又《三国志.魏志.刘馥传》记载:“上疏曰:‘自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寡有成者,盖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其非伦。故夫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教而无其功。’”

由此可见当时太学尽管开设,学生不少但内容空疏,有名无实,所谓太学成了装饰品。东吴只有学官而无学校;西蜀则国小民贫,年年用兵,更谈不上学校的设置。以上是三国时代的太学情形。

到了晋武帝统一全国以后,承曹魏太学的旧制,稍加扩充。《宋书 礼志》载:“泰始八年(公元272年),有司奏太学生七千余人,才任四品者听留。诏曰已试经者留之,余遣还郡国。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学。”

这是晋初的一次淘汰,因为曹魏的太学生多非就学,而是避役,所以有这一次的修改。晋代的国子学,到了武帝咸宁二年(公元276年),正式成立,定置国子祭酒及国子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至太康五年(公元284年),作明堂(明政教之堂也)、辟雍(天子所设之大学也)及灵台(望气之台也,所以观祲象,察气之妖祥也)。当时太学生的人数仍然不少,而出身的品类不齐,因而十年后,又再定必须官品在五品以上的子弟,方得入学。后中原板荡、两帝被掳,于是太学也就无形停闭了。

东晋建国江左,中州士大夫不堪胡马的蹂躏,纷纷南徙避难,这一批知识份子怀着中原旧有的文物礼器以俱来,于是江左也修建太学;但因此时的朝廷政权旁落,内乱时起,学校受到了影响,因而时兴时废,毫无成效可言。到晋元帝建武元年(公元317年),新立太学。后因王敦构乱,致教学多未执行。一直到成帝咸康三年(公元337年)正月,才修立太学。

以上是魏晋时代太学的大概情形。至于地方教育,那更无可观了。曹魏和西晋立国短促,州郡学校大多在平靖时则开设,在变乱时则停闭。东晋的年代较长,朝中虽屡经政变,而大权则在地方,所以地方教育,往往由封疆大吏自行提倡,全国颇不一致,也没有统一的或长久的计划。总而言之,自曹丕篡汉,到东晋灭亡,将近二百年(公元220-419年),在这时期当中,学校教育虽不能说是完全停止,也可以说是在若有若无和时兴时废的状况之下度过去了。

南北朝

◎南朝以干戈扰攘,祸乱相寻,教育事业的不发达,和魏、晋时代的情形相似:

宋──元嘉十五年,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复立国学、玄学、史学、文学,凡四学并建,皇帝的车驾数次巡幸宗学馆,对那些苦读者,给的赏赠优厚。(《南史.宋本纪》)

齐 ──建元四年(公元482年)正月,诏立国学,置学生百五十人。武帝永明三年(公元485年),诏立学。初期宋太宗时置总明观以汇集学士,亦谓之东观,而齐武帝认为国学既立,乃省略总明观。至东昏侯永元初,废学。可当时也有有司奏国学太学两存焉的情况。(《文献通考.学校考二》)

梁--梁武帝于天监年间,除于京畿、地方建立国学以外,并开设五馆,每馆置五经博士一人,充任馆长,而以五经教授一人总其成。其所授课程不外五经之术、六艺之文。学生只问程度,不限资格,果具才能,虽寒门子弟皆有入馆求学的机会。生徒入馆求学以后,由馆供给膳宿。馆中亦有定期考试,其能射策通明经术的,即可委派一种官职。五馆既不限资格,又不限名额,所以四方学子负笈求学的非常踊跃,每馆学生皆多至数百人。

武帝自建国学开五馆以后,尝仿效三代视学之礼,亲临省视,一则祭奠先师,一则奖励勤劳,并且分遣博士祭酒到各州郡去立学。这样积极提倡,不遗余力,不但学校发达为南渡以来诸朝之冠,即讲诵经学的风气,也是盛极一时,当时北方学者闻风而至的亦复不少。

此外梁代经学的昌明,还能远及国外。如《陈书.儒林陆诩传》:“梁世,百济国(即朝鲜)表求讲礼博士,诏令诩行,还除给事中。”这足以表现梁朝不仅昌明本国的文教,而且对于朝鲜半岛的文教,也有积极的贡献了。可惜武帝晚年时,学校教育的运作由盛渐衰,及至侯景之乱,也就无形停顿了。

陈──陈代地域较梁代为小,而且当大乱之后,成效亦不及梁。高祖稍置学官,后遭梁季丧乱,至是国学未立。(《陈书.儒林传》)

至于五胡,日在纷乱之中,其能保存经学文艺最有功的,当推前汉张氏。其他如前秦苻坚讲礼兴学;姚秦和慕容燕都是充分汉化的建国。甚至如刘曜和石勒,也曾经注意儒学。

◎北朝学校较南朝为发达,一则由于国君的积极提倡;一则由于时局比较安定:

北魏──当道武帝初定中原的时期,即积极提倡经学,在首都平城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充当教授,学生由千人增至三千人,这是北魏太学的创始。次年特改国子学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太武帝始光三年(公元426年),又于城东建立太学一所,令州郡选派才学之士,进京求学。

到了献文帝的时候,乃规定州郡学校的制度,遍设乡学:每郡设乡学一所,每所有正教、有助教,多少不等,而正教以博士充任。凡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

孝文帝尤慕华风,迁都洛阳(公元494年)以后,事事都模仿汉人所为,变胡服而衣华装、断胡语而从正音;一切礼仪制度,无一不效法汉人。至于开设太学、讲论经术,尤为汉族文化的特色,他对于此种文化的特色,极力提倡。所以在洛阳除了设立国子太学以外,又于四门设立四门小学。

自此以后,北方承平将近八十年,不仅国学、乡学都比较南朝为完备,即私人讲学的风气,也是盛极一时。这个时候,正当南朝梁武帝提倡学校教育的时候,介于五、六世纪之间,我们若是统观南北朝的教育,要算这个时期为最发达。

北齐──《隋书.百官志》:“北齐国子寺:祭酒一人,领博士五人,助教十人,学生七十二人。大学:博士十人,助教二十人,大学生二百人。四门学:博士二十人,助教二十人,大学生三百人。”同时根据《北齐书本纪》以及《北史儒林传》中都记载着:北齐兴学的法令已多成具文了。

北周──北周虽僻处西方,而对于儒术,非常尊崇,故对于学校方面,尚能认真办理,并非虚有其表。如《北周书.李昶传》:“昶初谒太祖,太祖深奇之。厚加资给,令入太学。太祖每见学生,必问才行于昶。”足见他对于教育,已颇留意。武帝保定二年,立露门学,置生七十二人。每月奉召集于御前,令他们与大儒讲经论术,当时同辈都极为羡慕。《北周书武帝 静帝本纪》这都可以证明其重视教育的程度了。

综合以上的史实,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学校教育,除宋、梁和北魏尚可称道之外,其余各代都不甚发达,政局不稳是主要原因,再加上有些太学生为避乱、免傜役而来,目的不纯;同时社会风气崇尚老、庄清谈,而自曹魏父子以君主而擅长文学,海内景从,一般士子也对经学的研求放松了。

—转载正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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