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0日讯】这几天，海外各大媒体热炒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海科技馆会见上海青年的议题，其中提问者的背景更是焦点之一。热心的网友经过“人肉”搜索，竟然发现提问者都是中共信得过的学生干部。其中一名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24岁研究生陶伟烁，更成为线民们热议的焦点，因为他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时表示：“完全不同意奥巴马的说法，我认为中国人有网路自由，我们可以自由评论当下的社会事件。”一些网友们还翻出了他接受新华社等媒体的几次采访的网路转载，无不体现了他对中共的“忠诚”。
像陶伟烁这样，在中共意识形态教育和媒体宣传灌输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有不少已经丧失了分辨事实与假相的能力。更为可悲的是，中共政府一直努力灌输的意识形态使他们坚信：只有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即便他们可以接触到某些国外的资讯，甚至亲身感受到国外自由的氛围。我也耳闻目睹过一些类似的例子。一个2009年刚刚从大陆来德国读书的女孩在一次上法律课时，针对老师所批评的中国人权问题辩解道：“如果中国的人权状况不好，我怎么可以来到德国？！”还有一位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女孩，论文选题是分析中国1950年的《人民日报》。他认真分析后得出了一个令世界都震惊的结论：中国1950年的报纸基本上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自然她的论文未获通过，论文答辩委员会给出的理由是：“这位学生连分辨事实的能力都没有，因此不具备任何研究能力。”
我相信，这些丧失了分辨事实与假相能力的学生是善良的，甚至还是父母眼中的乖孩子、朋友老师印象中的聪明人，但是他们如今的认知不仅是他们自身的灾难，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灾难。如果这些年轻人有机会去翻查历史，就会发现有许多曾对中共抱着支持、友好态度的中国人、外国人，到最后都幡然醒悟，改弦更张，知名的如钱学森、爱德格‧斯诺、费正清。可惜，他们的醒悟姗姗来迟。
很少年轻人知道的是，有中国“飞弹之父”之称的钱学森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发表了关于“粮食亩产几万斤是完全可能的”的文章，在当时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超过3500万人饿死的悲剧，当然他也脱不了干系。此外，他对六‧四的表态也让人扼腕叹息。大概是屈辱、痛苦的经历，让晚年的钱学森领悟到了什么。直到他去世前，还保有了知识份子最为可贵的良知和骨气。这就是，在法轮功问题上，他顶住了江泽民的直接诱惑和压力，拒绝表态，选择了沉默。这或许是钱学森一生的最大亮点。
而曾是中共座上客的爱德格‧斯诺和费正清也经历了同样的心路历程。爱德格‧斯诺撰写的美化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西行漫记》一书，不仅为中共在世界上争取到了不少外援，而且也使得众多青年知识份子投奔延安。然而1970至1971年的中国之行，彻底改变了斯诺的看法，他认为毛有可鄙可厌的一面，因此对当年写《西行漫记》深感歉意。他的夫人后来成为中国人权活动最坚定的支持者。
影响美国对华决策的美国研究中国现代史学的泰斗人物费正清先生，早年对共产党怀抱着热烈的浪漫的幻想。他所有的研究著作都偏向支持毛泽东的共产革命，反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他的研究把美国引向了一条歧路。1989年的中共天安门大屠杀终于让他醒悟，他在最后撰写的《中国新论》一书表明，他明白了中共在抗战期间所建立的敌后根据地，实际上是独裁政权。如果说没有日本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就没有共产党的存在和扩张，因而中国国民党是能够把中国带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去的。这本最后的著作推翻了他一生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断然否定了自己凭以获得泰斗地位的“亲共”研究成果。
钱学森、爱德格‧斯诺、费正清在晚年都做了正确的选择，因为他们都看到了中共的丑恶。然而，他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他们的言论著作曾影响了中国人和美国人对中共的认识，迄今还在被中共拿来利用，影响不明真相的年轻人。悲哉！
不知道像陶伟烁这样的中国年轻人，是否知晓这三位知名人物晚年的抉择。他们用一生的时间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如果像陶伟烁这样的年轻人可以读到，一定要多想一想啊！古人云：“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早一点醒悟，就会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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