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学校教育特色举隅:汉代

默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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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所兴办的学校,尚在草创时期,并无系统可言。到了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始制定各级学制系统,当时分学校为五级:

在京畿只有“太学”一级;在地方分为“学”、“校”、“庠”、“序”四级。由郡国县邑兴办的称作“学”和“校”;由乡聚兴办的称作“庠”和“序”。

“太学”属于大学性质;“学”、“校”属于中学性质;“庠”、“序”似属于小学性质。其实这些等级,并不十分显明,且没有中小学正式的名称。“学”、“校”、“庠”、“序”四级,并没有连属的关系,对于京畿的“太学”,也不相统属;不过由“学”和“校”出身的学生才有资格升入“太学”求学罢了。

以上所说,全为直系的学校;此外还有两种旁系的学校:一为“宫邸学”──是京城专门为皇室和贵胄子弟所创办的;一为“鸿都学”──是由帝王一二人的意旨临时兴办的。

汉代时,国家教育虽较前代发达,而私人讲学的风气也很盛行,儿童和青年所受的教育,多半付托在“私塾”(私人讲学授徒之所)里面。“私塾”似乎也有两级,而低级的特称“书馆”。“私塾”的势力有时且凌驾官立学校之上,而地方父母官所设立的学校,时兴时废,若有若无,反而无足轻重了。

“太学”的起源──汉代的“太学”,在武帝时,始由董仲舒提议创设。当时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昭帝时,增加到百人;宣帝时,增加到二百人;元帝时,增加到一千人;成帝时,已到三千人了。后汉初年,学额无从考查,但以光武帝热心提倡,继之明、章之治,更臻于完善,重视兴学,一时学者云集京师,则“太学”的发达,自不必言。而“太学生”最盛的时期,当以质、桓二帝在位的时代为第一!当时“太学生”已达三万余人。郡国方面亦有“五经百石吏”,“文学椽”,于是京师内外,已多文质彬彬的学者了。当时设学的系统是这样的:

京师──“太学”。以“博士”为师,其学生为“博士弟子”,后称为“太学生”。

地方──“郡国学”。以“文学椽”、“五经吏”为师,其学生取郡国子弟少年聪颖的入学,学成以后,贡于京师。

另有一点要说明,武帝初,采纳董仲舒提议所设置的“博士弟子”,系就原有的“博士官”而随从受业。到了光武中兴以后,为了广纳贤才,于是先访求四方隐居的儒雅、士子、学者云集京师,乃设十四“博士”,各以其家法教授,领于太常。(官名,教育部分也归他掌管)太常选奏“博士”,先试而后用,于是乃有考试“博士”的制度。《文献通考.太学篇》载:“按西京‘博士’,但以名流为之,无选试之法。中兴以来,始试而后用,盖欲其为人之师范,则不容不先试其能否也。”

关于汉代“太学”制度的建立,由西汉武帝初的五十名“博士弟子”(后称为“太学生”),到后来发展成东汉光武中兴后的三万余人,其他州郡的学生,尚未计算在内,学校生徒之众,可谓中古无匹了。根据《资治通鉴》司马光论教化风俗中,有这样的赞誉:“敦尚经术,宾延儒雅,开广学校,修明礼乐,武功既成,文德亦洽。……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

因为这些“太学生”入学不加选择,申送不加限制,教授不加考察,徒然想以“一第”(一次考试)验其成绩,虽然说达到了国家“兴学育才”的崇高目标,可却没考虑到,考上者几稀而落第者多如过江之鲫的后果,一大票人“屡试屡败”,无法也无路取得一官半职,前途茫茫,不知归宿在哪?虽然朝廷为此特意一补再补,多方考试,不仅具有网罗遗才的善意,同时也具有消纳游宦之心,可久而久之,虽博得“兴教化”的美名,而实际上却造成“盛游宦”的流弊了。世间事总是利弊互见、得失消长的!

–转载正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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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汉代时,国家教育虽较前代发达,而私人讲学的风气也很盛行,儿童和青年所受的教育,多半付托在“私塾”(私人讲学授徒之所)里面。“私塾”似乎也有两级,而低级的特称“书馆”。“私塾”的势力有时且凌驾官立学校之上,而地方父母官所设立的学校,时兴时废,若有若无,反而无足轻重了。
  • 学校之制,以三代最为完备。家有塾、党有庠(音翔)、术有序、国有学。孟子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学”是大学,“校”、“序”、“庠”都是民间的小学。孟子又说:“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庠者,养也。”这是行“乡射”和“乡饮酒礼”的地方,使人民看了,都要受到感化的。
  • 一国行政的良窳,全看用人的得当与否;而用人的标准,则舍公平的考试制度以外,再没有更好、更有效的方法了。其实,以现在的思维模式推究起来,先秦时期当时举行考试的作用,多为了巩固与维护自家城邦的君权,多方延揽、起用有德、有才的能人异士辅佐国政,以达到称霸诸侯的目的,而对于作育英才的真正目标,反倒置之不问,因此学校教育并没发挥真正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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