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和其他天灾，旱、水、虫、风、地震等一样往往对人类和人类的历史起着关键的作用，在人间的社会、秩序、社会变动与重大事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纵观历史，是人主宰着人类的命运，还是苍天主宰着人类的命运？从一些历史上的大瘟疫事件，或许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兵戈扰攘，天下乱离，军阀割据一方，连年混战，民弃农业，都市田庄多成荒野，人民颠沛流离，饥寒困顿。各地连续爆发瘟疫，尤其是洛阳、南阳、会稽等地疫情最为严重。汉献帝建安年间，一次又一次的瘟疫流传，使得人们生活悲惨不堪。
千里无鸡鸣 人口十不剩一
公元204年至219年，中国长江以北，流行性出血热（疑似），死亡约2000多万。这场大瘟疫带来清谈和玄学的兴起，宗教开始极度盛行。此外，对三国格局的形成发生了相当影响。
公元3世纪初，古都洛阳的郊外，举目四望，到处是一片荒凉的景象。曹操在路过这里时，写下《蒿里行》“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此时正值东汉王朝（公元25年——公元220年）末世，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恢复了刘姓王朝的统治，建都洛阳。进入公元二世纪以后，政治的腐败导致王朝出现了宦官与外戚长期专权的局面，宦官的权利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公元189年，灵帝驾崩，何太后临朝。董卓控制了朝廷，将首都迁至长安，将洛阳宫殿付之一炬。后来，王允借吕布之手杀死董卓，结果又激起董卓部将李榷等人的反抗。几次战乱，汉王朝已是民不聊生。据史书记载，当时不断发生严重的饥荒，谷一斛卖到50万钱，以致出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严重局面。大批农民四处流亡，饿殍遍野，连京师洛阳也是死者相枕于路。一场前所未有的瘟疫，又给了本已虚弱无比的王朝致命一击。
东汉末年的这次大瘟疫，当时人通称其为“伤寒”。有关史料记载，这种疾病的主要症状为：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发病急猛，死亡率很高﹔患者往往会高热致喘，气绝而死﹔有些患者又血斑瘀块。
在瘟疫流行期间，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当时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回忆道，他的家族本来人口众多，达两百余人口，但在不到十年的瘟疫流行期间，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死去了，而其中又有七成是死于伤寒。
《后汉书．献帝本纪》上简单地谈到这一年发生大疫，至于这次大疫为害怎样，并没有交待，但从保存在《太平御览》中曹植的《说疫气》一文，足可对这次大疫有详细的了解。曹植说：“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杨茹藿之于，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也可笑。”疫病为害之惨烈难以想像。当时许多地方连棺材都卖空了，悲泣声弥漫四周，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都会传染疫病，贫苦百姓无钱来埋葬家人，所以处处都呈现出这样的一副景象：“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这一年曹军在司马朗、夏候惇、臧霸等人的带领下征吴，部队开拔到居巢时，出现了疫情，许多官兵染病不起，部队被迫驻扎下来。时为兖州刺史的司马朗亲自到伤员中巡视，并为他们端药送水，不料自己也遇疾，很快就去世了。
这场大疫不仅仅在军队中流行，同时也在地方蔓延。在颖川，新上任的太守刚到官不久，疫病就弥漫开了，老百姓死掉的不计其数。在官府中上班的掾吏死掉了一大半，太守连升堂办公的人数也凑不齐。雪上加霜的是，这位太守的夫人及儿子都不幸染上了瘟疫，只能想方设法求当时稳居在嵩山的方术道人刘根治病。
瘟疫不单单在地方上流行，在曹魏的政治中心许昌也造成了较大的危害。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竟有四人染病而死，除孔融、阮璃早年死去外，其他如徐干、陈琳、应场、刘桢等都得了疫病去世。“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七哀”就曾写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同首望长安，悟彼林下泉，喟然伤心肝 ”。当时为太子的魏文帝曹丕在第二年给吴质的书信中，谈到他们几个人时说：“亲故多罗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著名的“竹林七贤”、王弼、何晏等人，基本上也都是英年早逝。
根据记载，瘟疫爆发前的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时，全国人口为5650万，八十年后的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时，全国人口仅存1600余万，竟然锐减达四分之三。而在瘟疫最剧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在瘟疫最剧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
建安二十二年的这场大灾难，绐社会和民众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次年四月曹操在一份诏令中说﹔“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说明疫病流传带来的灾难是空前性的。
玄学兴起 政治格局形成
这次规模空前的瘟疫给人们心理投下了阴影，两汉时代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的社会主题，迅速转向了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这又进一步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
社会学家认为，由自然灾害造成的社会灾难必然会对民众信仰与社会心理带来深刻变化。东汉末年，由于“伤寒”疾疫的流行，一些方士便以符水方术为人治病，使道教迅速在民间传播。贵族信奉佛教已成为比较盛行的潮流。
公元183年，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趁民间大疫流行，“以妖术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为人疗病，民众神信之。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当时机成熟后，他们便宣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发起了著名的“黄巾起义。”
东汉亡 三国起
值得一提的是，持续多年的大瘟疫还对三国格局的形成发生了相当影响。中国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孙权、刘备联军与曹操战于长江赤壁一带。结果是拥有数十万大军的曹操败给了只有五至六万的孙刘联军。曹操兵败赤壁，以致造成三分天下，三国鼎立之局面。曹操为何兵败于赤壁呢? 在众多的解释中，有一种重要的观点，即认为是曹军发生大疫所致。
《三国志》记载：刘备与曹操“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即使早曹操兵败北撤后，也曾感慨：“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对赤壁之战中的疫疾作了详尽描述：“十三年春正月，公还邺，作玄武池以肄舟师。……十二月，……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土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
在《三国志•吴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中还有一则记述，是曹操给孙权的书信：“ 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确虚获此名。”指出大火是曹操自己放的，同时指出了曹操放火烧船的原因在于“值有疾病”。
在《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料中对曹军中发生大疫还有很多记载：“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军众已有疾病，初一跤战，公军败退。 ”。 “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建安)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辛未，令曰：‘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 不得以也’。” “(火烧赤壁后)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迫操至南郡，时操军兼以饥疫。死者大半……引军北还。”按曹操的说法，赤壁之战所以敷者，非于战，完全在于疫。史料上说的“于是大疫”，可见不是平常的风寒感冒之类的小毛病﹔大疫的结果不光是病号，还有死者﹔不是个别，而是大半﹔不光士卒，还包括文武官员。
这场大疫涉及面十分广泛，就连前来增援之军也被波及。《三国志．魏志．蒋济传》就记载道：“建安十三年，孙权率众围合肥。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唯遣张喜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颇复疾疫。”
赤壁大战后的次年，曹操军驻扎在合肥，回忆自己曾受疫病之累，曹操说道：“近年以来，我的部队屡次出征，常常遇到疫气，官兵们病死在外，无法再回到自己的家，因此家家户户都有怨旷之情，百姓生活流离失所。”
曹军兵败赤壁的原因是众多的，但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这场大疫极大程度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综观整个三国时期，类似的事例并不在少数。看来，如果没有瘟疫的影响，三国时期的历史将会是另一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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