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庆事业辉煌，是台湾人的一代传奇。关于他的故事，莫不从“赤贫”讲起，都说是父亲给了他两百元，让他在嘉义开了一家小小米店，才有日后的台塑王国。
一个月二十圆，全家即可温饱
读报章杂志，如果眼睛不在“两百元”稍作停留，一滑过去，那个两百元真的很少；买两个便当，剩下来大概也没几个铜板了。但是，如果再仔细多想几秒，1917年出生的王永庆，16岁自立开米店，那个“两百元”必须倒飞七十几年，回去当1933年的“两百圆”。当时，除了不记做“元”，而写成“圆”之外，“两百圆”也不是两个便当可以计量。
1933年的两百圆有多大？王永庆出生的那一年，公学校老师的月薪十七圆；1945年，日本统治台湾的最后一年，小学女老师月薪才涨到五十圆。其间的20 年代，一个南投竹山的警察的月俸为十八圆；30年代，巴士的车掌是时髦的女性工作，台籍的车掌小姐可以拿十五圆。台湾前辈作家叶石涛比王永庆小8岁，他曾说，那个年代，一个月二十圆，“全家即可温饱”，一个月如有十几圆，“就很好过了”。所以，王永庆开店的两百圆资本，大约是一般职业十几个月的薪水，不算太少，似乎不能以“家贫如洗”来形容。
只受小学教育，竞争力犹胜一般人
事实上，王永庆反倒说过，父亲是新店直潭山上的茶商，“我家里还算是小康，所以能够到布行去剪布回来做衣服穿”。战前台湾的贫富差距颇大，有钱的大地主坐收田租，可以有钱到环游世界半年一年，但这种人属于极少数。穷苦勤俭者居多。少年王永庆本来以为家乡最穷，出外谋生，目睹渔民生活，“才知道穷苦是多么普遍”。
战后初期崛起的企业家有一些共同特征，像声宝的陈茂榜、国际牌的洪建全、高雄东南水泥的陈江章、新光的吴火狮、国泰的蔡万春、台南帮的吴修齐和吴尊贤兄弟，他们和王永庆年纪差距在5岁之内，都只受小学教育，但在当时，已算有“相当学历”，竞争力犹胜今天的大学文凭。陈茂榜、洪建全、陈江章和吴火狮公学校毕业，分别进入日本人的商店当学徒，因而战后都有生意和语言能力与日本商社往来，并常阅读日文书报，吸收新资讯。
两百圆的支助，少去好几年血汗
1930年代，这些企业家还是乡下的孩子，十五、六岁，却各个像小大人，立志出乡关，到都市打拼。蔡万春16岁挥别竹南老家，准备北上时，卖菜的父亲给他一圆，加上自己存的一圆九角，总共不到三圆。陈江章15岁离开家乡澎湖，到高雄的营建商“汤川组”当学徒时，身上只带着四圆。吴火狮从新竹到台北，进入永乐町（迪化街区）日本人的布匹进口批发商店，一个月才领三块钱。陈茂榜则是公学校毕业后，先进日本人在荣町（衡阳路）的书店“文明堂”，店内有售蓄音器（放唱片的留声机），他学得相关知识，加上省吃俭用八、九年，存了一百圆，才于1936年创业，在台北市本町（重庆南路）开“东正堂”电器行。相较之下，王永庆从父亲那里得到的两百圆，少去好几年的血汗。
勤奋是那一代企业家最鲜明的标志，不论是两百圆起步，或是四圆渡海，都永远值得传诵与学习。只是，两百圆被拿来当寒微的佐证，显然是战前日本时代的历史不传，民间记忆不相连续，才会被如此想当然耳。
1940年前后，当20岁的吴火狮还是校园里的大三学生，已经在台北和宜兰之间坐民航飞机谈生意了。如果感觉不可思议，那真的应该再多了解一点台湾的历史。
摘自《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时报出版社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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