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7日讯】
请参看中共中央最近解密的反胡风－肃反运动档案：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毛泽东批复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的《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报告》，指出要以“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对待”。
同年五月十三日、二十四日、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分三批刊登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毛泽东写了序言和二十七条按语，在按语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势力派别，一个地下独立王国。
同年六月十八日，毛泽东作出指示：“要旗帜鲜明，从政治上、组织上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展开运动”。
同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定胡风为“反革命”、“反革命集团”及“展开运动”，出现了严重分歧。经五次表决，在十三名政治局委员中，七名同意、四名反对、二名弃权，获得通过。七名同意者为：毛泽东、朱德、董必武、康生、林彪、林伯渠、张闻天；四名反对者为：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二名弃权者为：刘少奇、邓小平。
宋庆龄、李济深、沉钧儒、黄炎培等党外民主人士致信中共中央、毛泽东，反对接连展开社会政治运动，不利于国家团结、振兴、建设、统一。
同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七月十五日，毛泽东再作指示：要坚决肃清反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强化无产阶级专政”。陈云在会上认为：“不应当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使政策界限不清，社会人心很紧张不安”。毛泽东在会上问陈云：“什么不清，谁紧张？谁不安？你代表了什么阶级利益？”会上刘少奇提议进行表决。毛泽东说：“要表决，召开党中央全会；否则，请老蒋返回南京表决。不要搞那种假民主！”
肃反运动到一九五六年底结束，运动中逮捕了二十一万四千四百七十人，判死刑二万一千七百十五人，非正常死亡五万三千二百三十人。
注：本文提到的“非正常死亡”是指被迫自杀，在斗争会上或刑讯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监狱、劳改中折磨致死。（转自《争鸣》2005年12月号）
７，反对崇苏媚苏的“一边倒”
人民日报，6月20日载，章伯钧说:“苏联一定要变，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
《右派分子彭文应的反动言论摘要》中有:“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
数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傅钟孙在本校刊物《师大教学》上发表了题为《中共失策之一》的文章，说：“。。。。。。对知识份子的失策，也许这是中共近几年来最大的失策之一。
“每一个政治运动起来，虽然这个运动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每一运动起来，知识份子就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那一个兴朝盛世是这样糟蹋知识份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份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致会遭这么大的祸殃。地主之所以为地主，资本家之所以为资本家，必然是有剥削行为，有罪过。我们能够说知识份子必然有罪吗？我们来看看中共是怎样来对待知识份子的。所有的报章杂志上所写的，报告会，讨论会上所说的，只要一提到知识份子，必然戴上帽子‘旧知识份子’，‘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很少单独提知识份子而不戴帽子的。
“知识份子所感受的待遇与中共所标榜的知识份子政策几乎完全相反。这能怪知识份子得福不知感吗？中共中央可以深切反省一下，这能把责任完全委于下级吗？下级的普遍偏差与上级的领导无关吗？中共可以检查一下，这几年来四海之内有那一个地方知识份子不寒心。我不相信知识份子对中共离心离德而中共能够达到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现在的知识份子与中共既无冤又无仇为什么不利用？知识份子愿为中共效劳，因为为中共效劳也就是为祖国效劳，为人民效劳。。。。。。自然中共会说，我现在是用了。。。。。。但打着用，骂着用，叫知识份子成天用眼泪洗脸，这是何苦来？难道这也是一种政策吗？
“就知识份子说，养着他而不听从他的意见，就是所谓‘豕交兽畜’的待遇，是知识份子所不甘受的。知识份子的气节是从古以来所鼓励的。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声色俱厉地说：‘要把旧知识份子臭架子打掉’，对士气毫不顾惜。认为这是很大的隐忧，无形的损失。”
经过中共对知识份子政治上打，骗，经济上赎买，傅先生所说的“隐忧”已成“显忧”，“无形的损失”已现形得令人触目惊心。君不见，“士可杀而不可辱”，“不自由勿甯死”，分别代之以“既可杀又可辱”，“能活着甯跪着”！君不听，被强奸后的知识份子在叫唤：“现在是历史上XXX最好的时期！”这里的“XXX”，代表人权，民主，自由。。。。。。总之是“样样都最好，真使人陶醉！”
我素来是很尊敬老前辈傅钟荪教授的。在我划右派的前一个月，他所主编的《数学通报》杂志上，还发表了我一篇论文。当时共产党对他，出于统战的需要，在表面上还是很尊重的。他在文章中所表达的对共产党对知识份子人格侮辱之义愤，我认为是属于“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不平之鸣。而知识份子们在自身难保的逆境中，仍念念不忘忧国，忧民，忧国格，忧个人人格。夫人格者人权也；在不同学科上又有各自的表述：哲学上是指主体，人之为人的资格；教育学，心理学上指个性；伦理学上是指道德品质；法学上是指一个人法定的权利和义务。。。。。。共产党在“人格”的所有意义上，都对知识份子进行了全面的糟蹋。傅先生所指出的不堪忍受的如上种种，共产党却以更加倍的恶劣还给他，如他说的戴在知识份子头上的帽子，是“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现在加给他老人家的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顶定性为反动派的帽子。
这位傅先生就着国格写道：“毛主席号召学习苏联之后，请来许多苏联专家，中国知识份子不论老少都虚怀若谷，参加学习。这在中国知识份子说来就算是很难得的了。因为知识份子都有自尊心，都不免有‘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的想法。但是，近几年来，高等学校请求聘请苏联专家时，高教部都责成学校要有计划，有准备，其中一条，要准备好继承人。为了学得快，有的学校就指定教授作培养对象，作继承衣钵的人，以便苏联专家回国之后，还能传授苏联专家学业。对这办法我曾提出过异议。我认为，我们也是一个国家，既然称这个人为教授，那培养他的人势必要比教授高。即使这个中国教授非常谦恭，有雅量，苏联专家也许不好意思吧！再说在国际上往来，也要替中国教授留体面，也就是替国家留体面。”
说实在话，当时在“一边倒”的国策下，还讲什么人格，国格！中国在苏联面前完全是奴颜婢膝，一副洋奴相，汉奷相。说苏联一句不好，就是反苏，反共，反人民。一位中学教师对实行五级记分法（所谓苏联先进经验）想不通，说：“还是百分制好。”就这就打成了右派。实际上，用也可，不用也可，记分制和政治是绝对的两码事。据说，五级记分法是从沙俄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点也不沾“苏维埃”的边，中共竟奴性十足，趋之若骛，不分青红皂白。共产党骂蒋介石是洋奴，卖国贼，美帝的走狗，是绝对地无耻造谣；说给毛泽东，倒是符合事实的。中国的任何一个朝代对待外国，都没有像共产党对待苏联那样，一切以苏联的是非、利害为转移；用苏联今天的模子，来铸造自己的明天；划右派的六条标准中，只要有对苏联不利的言行，就得宣布为自己国家的敌人___右派分子；只要对外国洋人马嗯驴嘶学说稍有怀疑，就要定罪；有当走狗、当洋奴，当得如此下作的吗？
昆明航空工业学校两名学生许其武、童纫卿写大字报:“今日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飞机以及各种武器皆是自苏联买来的，专家顾问也是苏联人……我们觉得一个国家的重要事件，操在外国人手里，总是不好的，迟早要出问题的。不问同主义不同主义，人种土地是不同的。不管苏联是如何的好，他总是外国人，绝不是中国人……共产党昏迷沉醉，死投于苏联怀抱中，必有亡国灭种之一日。”（转引自《阳谋》第143页）
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学生在黑板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的呼声》的文章，文章说:“今天已解放八年了，中国人民应该站起来了。应该由中国人来管理自己的国家！遗憾得很，现在哪一个地方没有苏联专家和顾问！那些所谓中国干部们……把苏联专家捧得七丈高，把中国专家看作饭桶！苏联专家什么都好，即使放一个屁都是香的。中国专家被排斥得透不过气来，……发表与苏联专家相反的意见，就要大祸临头，一连串‘反苏’、‘反共’、‘反动’等大帽子暴雨般地打下来……在中国境内，中国人没有说话余地，这是什么样的社会？”文章还喊出了“精简全国苏联专家”的口号，呼吁“需要者留下，蹩脚货叫他们回去！”（同上）
着名人权活动家、原北京地质大学学生吴弘达在他的回忆录《昨夜雨骤风狂》中说:
1957年一月，我在一次班党支部组织的讨论会上说:“从国际主义的立场讲，苏联红军支持匈牙利政府镇压反革命是有理由的。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一个政府派军队到别的国家去，这是否符合国际法？”这几句话应不算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向党恶毒进攻的“右派言行”，因为当时还没有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运动。
同年三、四月，中共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运动，鼓励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要求大家给党提意见。不说还不行，不说表明对党的号召不响应，政治立场有问题，就是不许不说话。这点与国民党统治大有不同，国民党是不许说话，若奉行“莫谈国事”就太平无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后来毛泽东说的“阳谋”，目的是“引蛇出洞”。
……
团支部书记马景信找了我好几次，要我去整风座谈会发言，我真是没有兴趣，最后，还是在周围十分踊跃给党提意见的气氛中去了。我在整风座谈会说了这么几句话:“在我们班里，逢到开会，支部书记就以‘同志们，同学们’开场，这意思，你们党团员是同志，我们非党非团的就是同学了，这好似我们一般同学是二等公民了。”我又加上:“毛主席说，凡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人都是同志。我们上街买东西，上公共汽车买票都互称同志，怎么到你（指支书）这里我们就不算同志了？”我的班上有七个党员，十六个共青团员，剩下七个包括我是“白板”。要知道“同志”在当时是多么高贵的一个称号！七位“白板”同学自然有压抑的感觉。
1957年十月，学校党委宣布我是一个“反革命右派分子”。主要罪行有二条:第一条，恶毒攻击我国政府的国际主义外交政策，声称苏联出兵匈牙利镇压反革命是违反国际法；第二条，恶毒挑拨党群关系，声称中国共产党把人分为两等，挑动群众对党不满。因为我的阶级出身是资产阶级，所以顺理成章地被划为“资产阶级反革命右派分子”。（页43）
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黄琪翔抨击苏联的政治制度:“苏联制度，无论党内党外，皆无民主，绝对是党、阶级和领袖独裁。我们到苏联去考察，所得的事实是如此。它那种政治制度，完全是百分之百愚弄苏联人民的……。人民穷困，物质缺乏，物价高昂，生活不易。社会主义不过是宣传而已，其实行不通……人民失了望而不信仰，故到处设了集中营的黑牢，凡一人反社会主义，全家以及亲友可以连罪。这种社会古今中外也没有听闻过。中国共产党以苏联为领导，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也弄到党内外缺乏民主，缺乏自由，动辄镇压和肃反……这都是苏联式的政治制度，向苏联看齐学来的。实在太危险了。”（《阳谋》，页146）
光明日报，5月19日载，华中工学院副院长刘干才批评高教部:“……曾这样强调:‘百分之百学习苏联’、‘不折不扣学习苏联’……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一概加以否定……闹了不少笑话。譬如有些东西苏联没有的，而资本主义国家却有的，我们就闭着眼睛加以批判，结果现在苏联也有了，我们就只好解嘲一番。”
前面本文曾述及苏联以承认“满洲国”换取日本承认外蒙古“独立”。为此，救国会的领导人发出致斯大林的抗议信。毛泽东去苏联给斯大林祝贺七十大寿的时候，以救国会宣告“自动”结束，作为取悦主子，欣然同意主子破坏中国领土完整的见面礼。在大鸣大放中，很多人提出苏联损害中国利益的问题，例如，抗战胜利后，连我都参加过的反对苏联在东北掠夺财物，强奸妇女的大游行，其中光是搬走的机器，价值就有数十亿美元。谁提就是反苏，就符合了毛定的划右派六条标准中的一条。
人民日报，7月14日载，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会议上，常务委员龙云发表了这样几点意见：1，抗美援朝战争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2，第一，二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借款给盟国，又实施租借法案，后来他们有的赖了债，有的美国不要还了。苏联对我国借款，十年以内还清，时间过短还要付息。建议延期二三十年归还，藉以缓和国内紧张。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如此。3，苏联解放我国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4，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援助。
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批评龙云“企图抹杀苏联对我国真诚援助的巨大意义，这显然是在有意挑拨中苏友谊，破坏国际团结，从而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在大会的小组讨论中对龙云进行了批判，其中的大话，空话权且置之不理，单就他对苏联运走我国的机器，来看这类物件们的卖国嘴脸。他认为苏军当时这样做是必要的，当时国民党正在进攻东北，苏联运走的机器多是军火工厂装备，龙云是不是主张把这些军火厂留给国民党政权制造枪炮来屠杀人民呢？
我们撇开个第一个问题：如果假定苏军单是有选择地运走军火工厂设备而不是运走所有工业设备，那麽，是否就是应该的和必要的？我们倒要问：当时苏军运走什么和没运走什么，是否中共授权你当场进行了清点？否则你怎么会知道得如此清楚？夏衍在他的《懒寻归梦录》第559页写道:“苏军运走了所有日伪留下来的工业设备，则是连塔斯社也不能否认的。”夏衍面对群众反苏大游行，说：“这一次苏联对盟友的掠夺行径，却给了国民党以一个反苏，反共的机会。说实在话，即使在当时，我们的心情也是很矛盾的。”当娘都不否认自己养汉的丑事时，其中一个共党党员还没有被卖国主义搞得鬼迷心窍，还知羞耻，“心情也是很矛盾的”。梅益却拍着胸脯作伪证：我保证娘进行的是正当的性行为！这里，我要批驳右派对中共人事政策的指责，我要为中共辩护：中共是知人善任，让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难道你能找出一个人比梅益更适任广播事业局局长的职责吗？另一个是关于“新民会”——不，现在已换了新招牌，叫做“中苏友好协会”，它的干实事的总会秘书长的任命，也是打着灯笼才能找到的干练之才。钱俊瑞秘书长直斥龙云“放肆地挑拨中苏关系”：“龙云先生，你参加多少次的人大会议，人大常务会议，政协会议，最高国务会议，以及各种各样的会议和座谈会，你难道连苏联对我们的贷款是帮助我国的建设，利率很低，甚至没有利息，这一点还不知道么？。。。。。。而且，你难道不知道，解放以来，苏联政府给我们的工业设备，不论在数量上和技术上不知要超过那些（白拿走的）旧有的装备多少倍么？”
这里我们先不辩白是否“超过”；而是首先弄清“给”是否像“白拿”一样“白给”，即媒体上大吹大擂的所谓“无偿援助”呢？
秘书长为苏联大唱赞歌，什么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呀，什么没有压迫，剥削，穷困呀，什么人民享有最大的自由呀，什么平等对待各个国家，民族并扶助弱小民族和被压迫者呀！并历数对我国长期的，全面的，无私的援助。我们的秘书长不胜感激涕零之至：“苏联政府和人民长时期来对我国革命和建设这样真诚无私的援助，真像天一般大，难道右派分子果真是一手遮天么？”（参见人民日报，7月16日）
大约是在1964年2月底，这时我已被解除了劳动教养，交农村监督劳动，这天晚上，有线广播喇叭里发出“中共中央”，是的，是中共中央，“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信”：“我们不能不指出：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不是单方面的，更不是无偿的，并且主要是通过贸易的形式进行的。。。。。。。还应该提到，我们从苏联进口的东西，比起国际市场价格来说，是贵得多的。。。。。至于苏联对中国贷款，必须指出，其中的最大部分，是我国用来从苏联购进军事物资的。这些军事物资的大部分，都已使用和消耗于抗美援朝战争之中……长期以来，我们每年都在为苏联的这些贷款偿付本息，它占去我国对苏联出口的一个相当的份额。这就是说，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向中国提供的军事物资，也不是无偿援助。”这封信虽表达的是龙云的意见，但肯定不是龙云起的稿，因为他早已“轻于鸿毛”了。是否钱俊瑞起的稿？不得而知。不过，中共中央应向人民实事求是地交代一句：“本党过去关于中苏友好的一切宣传，完全是忍痛撒的弥天大谎，让它就像狗屁一样一风吹掉吧！至于钱俊瑞，撒中苏友好之谎，可移作它用，继续发挥撒谎的一技之长。”
1957年中共在大陆“整风”，邓祜曾已在重庆某中学任教。在一次中学教师集中参加整风的座谈会上，邓祜曾坦诚地认为“中国也有个人崇拜”，并且批评粮、油、棉实行统购统销，违背了价值规律；批评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崇俄媚外。还说中国有五千年灿烂文化，为啥还要立一个大胡子洋人作祖宗？这无疑成了他“恶毒诋毁”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中共内外政策的右派言论，当然也就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李才义
《呼唤右派难友邓祜曾》，中国信息中心《》）
罪在大巫。毛把“一边倒”定为重要国策，谁敢不跟着起舞？现在毛跟苏共闹翻了，暴露了自己过去卖国，媚苏的丑恶罪行，也暴露了反咬右派是“一手遮天”，实属于猪狗不如的破鞋骂别人:“荡妇”。要知道直到网路时代的今天，中共仍在垂死挣扎着要坚持“一手遮天”。最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在海外竟有人把毛的反苏（实际是反赫鲁晓夫要改革的‘苏’，死心踏地僵持拥护斯大林主义的“苏”）视作民族主义英雄。其实这顶桂冠是理应赠予右派分子龙云们的。
历史事件的本质是，苏共君临中共，苏联压迫，掠夺，敲榨中国主要是斯大林时代，斯大林不仅是残暴统治本国的罪行犯，而且是侵略中国的罪魁祸首。如果在苏联清算斯大林令人发指的罪行时，毛泽东有动于衷，起而反对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历史将功过分明地给毛记上一笔：“毛泽东曾爱过一次国。”可惜毛泽东在斯大林生前，吹捧有加，即便斯的“决策”对毛大大不利，毛也只能阳奉阴违，把气出在“中国同志”身上。斯死后，毛还专门为文《最伟大的友谊》（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他另一篇文章的题目《“友谊”，还是侵略？》）来纪念这位“当代最伟大的天才”，吹捧斯大林“一直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我们围绕着他，不断地向他请教，不断地从他的着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并且表态，坚决支持以斯大林制定的接班人马林科夫为首的苏共中央。说明他不是要反苏的侵略，而是认侵略为“最伟大的友谊”，认侵略头子为“最伟大的天才”；“我们围绕着他，不断地向他请教，不断地从他的着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学斯大林向人民开刀的血腥统治。他极力反对的是苏联丢了斯大林这个杀人魔王的“刀子”，是赫鲁晓夫清算“个人迷信及其后果”和要进行的改革。他反赫鲁晓夫对共产暴政，专制独裁要动一根毫毛，即搞修正主义。这和他在国内搞文化大革命反中国的赫鲁晓夫是一个动机，一个本质。这能说他是民族主义英雄吗？只能说他是最极权的死硬派，要逆历史潮流，抱着斯大林的僵尸扛住抵挡民主的闸门。毛处处都是:两“坏”相权取其“最”！根本说不上是什么英雄、狗熊！难道你见过民族英雄在异族主子的尸体面前，如丧考妣，大表忠心，又给尸体厚施脂粉，进行如此肉麻地吹捧颂扬的吗？后来与苏修（修！）闹翻时，中共中央揭露的苏联的种种侵略罪恶，主要都是斯大林干的。而毛泽东的民族英雄主义恰恰表现在死心蹋地维护、捍卫斯大林主义。
８，改造资产阶级的问题
人民日报，6月2日载有被毛泽东后来称为“右派分子老祖宗”的章乃器的言论，摘要如下:
在今天继续举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谈了话。他首先谈到这次座谈会开得很好，因大家都说了真话，把问题摆了出来，这样就有利于解决。接着他说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从消灭民族资产阶级过程中间，干方百计地想办法提高工商业者的政治觉悟，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以作到妥善地消灭资产阶级，只有这样才对社会主义有利。他认为只要明是非、除三害，就能发挥私方的积极性。他说，对工商业者的改造，不能采取形式主义，有些人自认为立场很稳，口号喊得很响亮，给工商业者“扣帽子”，甚至用打击吓唬的办法，压服他们，结果，使工商业者缩手缩脚，不敢做工作，还有的不敢接近工商业者，生怕玷污了自己。这都是形而上学，没有真正从工人阶级利益考虑问题，因为这样就谈不到团结改造工商业者了。接着他就如何发挥和提高私方积极性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这只有六个字，就是明是非，除三害。因为宗派主义者是不愿明是非的，他靠颠倒是非来弄权，只讲亲属、裙带关系，只顾听恭维、奉承。主观主义者不可能明是非，因他脱离了客观实际，完全凭主观想像处理问题。官僚主义者不敢明是非，他们心里虽有是非，但怕讲出来会影响自己的地位丢掉纱帽。他们只知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或做群众尾巴。这三者是互相统一的。他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他认为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资本主义在中国不可能复辟，但官僚主义时时刻刻会在人们思想中复辟。如果社会主义企业加上官僚主义，那它的效率就将比资本主义企业低。我并不是留恋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也有好有坏，我们应该吸取对社会主义有益的东西。他说，为什么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经营得反而不如过去的现代化私营企业呢？这是因为资本家为了图利，善于选用人才，并且对人才的培养、提拔，还要尽量表示公平，不这样，他就很难和别人竞争。而有些社会主义企业却不能做到这点。他说，只有做到是非分明，按功、过提拔安排，才能真正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光“重德轻才、以资代德”就会造成是非不明，调动不起来积极因素。他说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党与非党，则工作永远做不好。他说，关于公私合营企业里几种关系问题，应该明确以公私共事关系为主，阶级关系是残余，因阶级已基本上消灭。在工作关系中，不应该分公方、私方，党与非党；要按职责和分工办事。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党与非党，则工作永远做不好，只有在思想改造的学习中，可以提醒工商业者还有阶级关系残余的存在，但也不能干篇一律，要因人而异。如果一个私方很进步，和公方、职工的关系搞得很好，就不能强调阶级关系。另外，不能把阶级关系当成一种压力，去改造工商业者，只有通过说服教育，才能达到改造的目的。他认为不应该把定息说成剥削，而应说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接着他谈到定息的性质。他说，有些人认为定息的性质是剥削，我认为很值得研究。因为照剥削字面讲，被剥削者应该是很痛苦的，但我们又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当前的矛盾，并不具有对抗性，这就说不通了。我认为不应该把定息说成剥削，而应说成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样，工商业者才能心平气和。他还说，2000元的杠子，也有重新考虑研究的必要，因为这个数字太小了，很难划分2000元以上的都是资产阶级；2000元以下的都是小资产阶级。他还谈到群众观点问题。他说，不关心群众疾苦的人，尽管每天都和群众在一起，也不会了解群众的情况，这是假的群众路线。他对大家说，对资产阶级要恨，但对资产阶级分子要爱护，要抱着与人为善，热爱群众的精神去团结改造工商业者。他认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他还说，目前我国所有阶级的特性已基本消灭。最后，他谈到工商业者两面性的问题。他说，关于这个问题，已专门写了文章，即将发表出来。他认为，必须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经过“五反”和全行业合营高潮，工商业者交出了生产资料，如仍教条主义地强调两面性，这对工商业者自我改造的信心有很大影响。他说，哪个阶级都有两面性，工人阶级也有，只不过积极、消极两面的比重大小不同，这是一个先进和落后的问题。他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即一是剥削阶级，一是不剥削和反剥削的阶级。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不能说有本质的区别。资产阶级的剥削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只能消灭，不能改造；而资产阶级分子是可以改造的，因他的剥削不是与生俱来的。他认为目前我国所有阶级的特性已基本上消灭，大家正在向人类的共同本性过渡。
在工商界批判章乃器，是反右派的重头戏。当时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是我的第一要务，看“右派言论”是我的关注中心。对那些批判章先生的左派的狂吠，总是从人格上引起我对言者的鄙夷，唯有章先生说自己是“心安理得”；大快我心，深得我心！“到处宣扬右派分子章乃器‘心安理得’。”便成为后来划我右派的言行根据之一。在斗争我的八个月中，我从未像某些人那样，磕头如捣蒜，缴枪投降求饶命，也没有对任何人揭发任何一句话以求立功。相反，我倒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给他们拍过桌子。有一次，在教室斗争我时，听到一个学生在教室外高喊:“面不改色”。我的这些表现很可能与章先生那股浩然正气的熏陶有关系。而其沉重的代价是:“情节特别严重，态度特别恶劣，开除团藉，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支部书记宣布时还特别加了一句说明:“这是对右派分子的第一号处分！”
至今我仍不认为批章先生的话有一句不是胡说八道，包括后来毛泽东说的“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改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无产阶级知识份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已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489）毛泽东自食其言，已成恶习。如果说你忘了，章先生是在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届中央常委会14次会议上，又公开讲过的:“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指着我说:‘我很同意你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难道我们还允许白色资产阶级存在吗？”多见不怪，对毛自无必要提出质问:“你为什么说话老不算数呢？”整个的批判会上，全是毛式的无理取闹。
李康年重申赎买20年的主张
我是上海工商业者公私合营鸿兴织造厂董事长，中国钟表厂总经理，萃众织造厂经理李康年，就是最近报上标题所谓“定息20年”或者“赎买20年”的建议者。
我提出了三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我主张请政府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22亿元，收回资本家所拥有的股票或合伙议据，使资本家与企业脱离关系。存单每年到期四次，每季到期2750万元，除1956、1957两年已发2.2亿元外，对资本家只发19.8亿元，多余2.2亿元，作为对资方代理人、董监事与需要照顾的资产阶级分子，给予一次酬劳或慰籍金，如再有余额，即拨交全国工商联，作为私方生活互助基金。
前项工作，拟请指令交通银行办理，有不愿得此项赎买存单者，得听其自便，交通银行得代为暂时保存，或按赎买存单应得人之意旨，代为捐献，或转赠他人，或缴纳国库。
赎买存单应得人既已放弃赎买存单，即是放弃剥削之表现，应得人于取得捐献收据，或缴纳国库之凭证后，即可将此收据或凭证，作为放弃剥削之凭证，而向工会争取入会，争取劳保待遇，经工会审查核准，给与工会会员证后，资产阶级帽子，即已摘去了。如上述建议不能采取，则请研究第二个建议。
第二个建议，请政府指令交通银行，增辟信托部，代民族资产阶级保管股票，出席股东会，董事会，代收股息红利定息，代办储蓄投资或建造房屋，或代为捐献转赠他人，或缴纳国库，按如上所述，摘去资产阶级帽子。上述建议如再不能采用，则请研究第三个建议。
第三个建议请政府指令交通银行增加代领定息业务，同时亦得代管股票，及储蓄投资，或建造房屋，或代为转赠捐献，或缴纳国库。按以上所述摘去资产阶级的帽子。
此外如资方家属的劳动就业，应责成劳动部门及专业公司妥为安排，在赎买存单发行基本上完成后，国内公私合营企业一律改为国营私方人员职务，即蜕变而为公家职位，公私关系既已基本消灭，此时资产阶级分子手中，只多了一些赎买存单，其性质与国家公债大同小异，期限且较公债为长，大多数人已经必须自食其力了，与劳动人民距离更近了,阶级基本消灭了,剥削基本消灭了，赎买政策基本完成了，工商业企业改造基本完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已完全成为全民所有了。
自从我的建议书提出后，所受到的，多半是无理的谩骂，而得不到真理的帮助与批评。这一次到京以后，读了千家驹同志的发言，他是中央经济理论权威，也是我们工商界行政管理领导，他谈到了李康年主张定息20年就是消极性的表现，定息20年除了想吃剥削饭一辈子的思想以外，同时还包括一个对赎买政策认识错误的问题。对这，我不得不提出一些意见与他商榷。
我的答复是：我没有想吃剥削饭一辈子的思想。我今年60岁了，难道我一定能活到80岁么，孩子们多已大学毕业做医生了，他们也不会要的，况且我的定息每月不过二三百元，目前都已买公债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难，何必要计较这些呢，千家驹同志认为我想一辈子吃剥削饭未免武断。
“我建议的根据是《人民日报》的社论”
至于我建议赎买存单年期分20年，赎买金额应为人民币22亿元，定息两字应该更正，我是有根据而不是捏造的。当全行业合营前夕，1955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的社论。这篇文章，我认为是党和国家对赎买政策的方针，亦是党和国家对工商业者昭示了赎买政策的信条。
第一段“我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变革，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说明大约需要15年之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第五段第一节“对于我国工人阶级说来，最适当的正是向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并且不是一下子赎买，而是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逐渐赎买。”“分给资本家的不足四分之一的股息红利，资本家所得，看来不算很多，但是就全国统计，一年就有几亿人民币，积十几年之久，就有人民币几十亿之多，用来作为购买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的代价，是完全足够的了”，这说明国家将几十亿人民币，来购买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
第五段第二节“赎买是对物的，即赎买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除这以外，还有一个对人的问题，即对资本家进行教育改造，适当地安排他们的工作等等的问题”。这说明赎买是专对生产资料的，至于对资本家教育改造安排乃是另一回事。这是对人的和平改造。
从此可以见得党和政府，在事先是有准备，即是需要15年之期，用几十亿人民币，来购买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的。党和政府采取这个和平改造的方针，是从1949年立国之初就确定了的，这个道路是和平的，倘然客观需要，再拖一个尾巴，也是未尝不可的。如果15年再拖一个尾巴，岂不是20年吗？我的建议与党和政府原定计划步骤相对照，恐怕不是相距太远吧，恐怕不是无的放矢？（人民日报6月6日）
右派对各个方面所提的意见，现在综合起来看看，就是一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建国方略，并且具有历史证实的正确性和超前的高瞻远瞩。所有的反击右派的批判文章，有的属于昧良心的胡说八道，有的是糊涂得不可救药。
上面所谈，侧重于政治法律，下面我们再就学术思想，新闻出版，文学艺术，人口社会，科学教育，财政经济等方面，进行举隅。
９，破除对马列洋教的迷信
章伯钧说：“生活上有二个东西，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的。仅仅叫他穿西服，住高楼，吃西餐，而不叫他独立思考，这就好比西郊公园里的狮子和老虎，吃的虽好，可没有自由。”（7月4日，人民日报）这正好可用来批判今日中共之人权即生存权理论的荒谬性。何况连所谓的“生存权”，起码也有四千六百多万被剥夺了去；苟活下来的，也只能算是没有生存权的“生存”，相对于这“二个东西”，都称不起是“生活”。
吴景超教授说：“这些人遇到一个理论问题或实际问题，不是去搜集，分析事实，从事物的客观联系中去寻求答案，而是去查经据典，看看马，恩，列，斯对这些问题是怎样说的。例如，说民族问题的，并不去认真地研究中国有哪些少数民族，分布在什么地方，有些什么特点，而只会背诵斯大林所讲的四个基本特征。。。。。。教条主义对于马、恩、列、斯所没有说过的话就不敢说，离了马、恩、列、斯就什么文章也写不出来。而且还迷信马、恩、列、斯以为他们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可以施诸四海而皆准。”（6月6日，北京日报）
早在1954年3月，他便在《新建设》上发表《中国人口问题新论》，尖锐地指出：“中国人口的庞大，是中国大多数人民贫穷的主要原因。”“中国的财富本是有限的，现在都要供给这许多人的衣食，安能不走上穷困衰弱的路上去。”1957年第三期《新建设》上有他对中国经济发展很深刻，很超前的见解。“如何在最短期内，消灭国民经济中的技术落后现象，使所有劳动者在高度技术基础上生产，都能够创造出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则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一个大家满意的方案。我们对于每一个劳动者所配备的生产资料，如果比理想的水平少一些，低一些，生产还是可以照旧进行的，但是这种生产，就不是在高度技术基础上进行，而可能是在落后技术基础上进行，那是不符合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要求的。”
吴先生是着名的社会学家，但，“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这些社会科学系都一概取消了。过去搞社会学的人大部分都改业了。”他呼吁恢复社会学，也算是大毒草而成右派罪行之一。据他的学生刘佳有的回忆，他被安排讲《计划经济学》。人所共知，计划经济乃苏联一党专政，个人独载下以主观意愿取代客观规律的产物，现在居然命一向以研究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社会的市场经济的大教授去开讲这门课程，不但强人所难，而且还有着穿小鞋的味道。刘佳有，课堂笔记三百多页犹存身边，记录着吴老师的话：“计划经济，既包括工农业，更要考虑教育事业，尤其人口问题，不容忽视，控制生育，应列入国民经济计划。”这一提法被视为与潘光旦优生学一脉相通，鼓吹马尔萨斯人口论，跟毛主席‘人多好办事’的伟论唱反调。最具讽刺意味是人民大学一位批吴最力的青年教师，后来摇身一变，摭拾吴先生的余唾，在讲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到处吹法螺，做报告，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人口统计专家，收入可观，是改革开放后的学阀大富。
其次，吴老师提到现代化需要原始积累时说，二战后殖民主义时代已成过去，人权高涨，靠掠夺落后地区，战争索赔和榨取工农都已行不通了。中国可走的道路，除了自力更生之外，亦可考虑国际间的公平贸易，发展全球通商和合理互利的条件下适当引进外资外技。这个观点被当做新殖民主义和卖国论，是替帝国主义鸣锣开道而大受挞伐。（难道吴老师不才是搞“改革开放”的设计师、先行者吗？）
其三，现代化首先要解决的是通讯，能源和交通运输。交通运输方面，不宜过分强调铁路，水运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较铁路不遑多让，忽视水运是错误的。尤其中国，除北京外，有哪一个大城市不是靠江河湖海发展起来的？即使如铁路四通八达的美国，十大工业城市仍然是水运交通的枢纽。可见铁路并不能取代水运，亦证明到处拦河筑坝，与江湖争田不足取。这个论点十余年后才由美国经济学家福格尔（R。Fogel）发现并整理出一套理论而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名重士林。作为这方面的先知，中国学者吴景超被划为‘反动学术权威’予以打倒。对照现在中国社会实况，他有哪一点说错了？究竟谁反动？谁先进？历史已作了公允的裁判，也给了现在还活着的学人以莫大启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多么崎岖坎坷啊！”（世界日报，上下古今，2003年11月25，26日）
这里又提出了“谁反动？谁先进？”的问题。作者自问自答说:“历史已作了公允的裁判。”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共产党反动，右派先进。”
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说，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人民日报，5月25日，发表了他的言论摘要，现在我发现了谢泳先生在《1957年民间知识份子的言论活动》中载有徐先生言论的较详细的内容，读后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最精辟透彻的剖析。
他在一次教授座谈会上说：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要犯教条主义。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决不能拿来作为中国和人类的指导思想呢？徐璋本认为，这要从整个人类历史和宗教信仰来看。
徐璋本说：
第一：马克思着重提出经济上没有人剥削人的、没有阶级的共产社会，在部分的理想上是正确的，但完全以唯物经济基础来阐明这个社会理想便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和离开人性的“危险性”，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和主义同他所提出来的高度理想口号不能配合的基本原因。
第二：马克思根据“唯物的”、“生产工具和经济制度的”、“社会阶级斗争的”立场宣布说，这种哲学、社会制度和方法，便可以达到大同共产社会的理想，人类地上的天堂，显然是包含着严重矛盾性的一种学说。从人生自然哲学的一体性来看，马克思忽略了“人”的关系而把人看做经济制度的产物，这种倒因为果的学说不能做为“人生哲学”的指导思想。另外，强调“阶级斗争”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战争进化论”同样是脱胎于人类自私仇恨和残忍本能的极端表现。这至多只能用之于被压迫民族抵抗外来侵略过程，比如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论自觉，徐璋本认为，共产党人掀起“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法宝，以为非此不足以巩固“政权”，树立“威信”，实行经济建设，一切以马克思学说圣典规范，严格奉行教条主义公式，结果使人民由感激爱戴变为畏惧沉默；由万分积极和全民振作的奋发自新的景象一变而为奉行政府指令听天由命的消极心理。而由于漠视人民情感，政权刚刚建立就唯恐被人反对，对人民讲威信，这又是马克思的错误哲学和教条公式。到处发生“扰民”，摧残人民的积极心，鼓励消极自私心理，而事后补救办法又是根据中国传统的美德，勇于认错改错，将“人”与“人”的关系加以考虑，也就是不自觉地承认了马克思唯物和经济生产决定人生的错误！徐璋本认为，难道救国救世必须迷信式地奉行马克思忽略人类特征的知识宝库和两种矛盾的片断哲理，然后再以中国的传统美德来补救吗？这并不是真正辩证法的矛盾统一必经过程，而是由于迷信马克思教条公式的“人为矛盾”！徐璋本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须要有更大勇气来认清:“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并不等于马克思学说和主义。如果拿马克思学说和主义来作人类的指导思想，至多只能在政教统一的专政下，使人民不思想，决不可能启发创造性的思想活跃，更谈不上什么百家争鸣。
第三：徐璋本认为，马克思治学态度一方面承受了德国学术界的严谨详尽有条理的优良传统，一方面也承受了德国普鲁士的“绝对性”和“不相容”性。这种宗教色采的绝对性和不相容性，应用在他的忘却人类两种矛盾生物本能的“行动政治哲学”上，就产生了他的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只讲目的、不讲方法的、矛盾的人生政治哲学观。在一个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民族，在长期受各种各样的侵略，在心疲抑郁之余，将这个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配合的政治哲学灌输到人民心目中去，立刻可以燃起火花，用愤怒的心情来作不畏牺牲不怕困难的解放独立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士掌握了这个“行动政治哲学”，并巧妙地付诸实行，使中国在短时间内站起来。这不得不感激马克思所开的这付特效药。不过马克思并不是万能无所不包的圣药，这付猛烈的特效药在环境尚未成熟和特效已经成功之后，用以煽动人类仇恨心理是万万不可的。
第四：徐璋本认为，东方印度和中国特有的对人生本能的深刻体会，和毫无宗教迷信和教条主义的“大同人道主义精神”、“人天一体观”大彻大悟，这个人生自然哲学思想是包括有关经济生产的唯物论的部分的。“不生不灭”“无所不在无所在”是真正彻底的辩证唯物论的“人天一体观”。而“无我无他”、“同生同灭”才是对人生两种矛盾生物本能的彻底解脱，才是实现大同共产社会理想所必具备的条件，而不需要煽动仇恨心理来推动人们的行动和积极心，这是一种最高的境界。同时他还认为马克思所谓“阶级矛盾现象”的来源并不是“自然物质能”和伴随着的生产工具和经济制度，而是基于人类与生俱来的两种生物本能──自私利已与互助利他。
根据以上的理论，徐璋本认为，能真正作中国人民和人类的“指导哲学思想”的，合乎人情的，只有中国的大同人道精神和“爱和怒”的平易人伦哲学思想，以及基督教义中以爱和怒为基础的宗教信仰。而其最高造诣是释迦牟尼所宣示的超人的大解脱：“无我无他”“同生同灭”“同不生同不灭”“无所不在无所在”完美辩证的“人天一体观”。徐璋本认为，这些看法，是他几十年来学术研究的结果，不可能全是对的，他希望大家展开讨论。
徐璋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可以说达到了非常深刻的地步，也是解释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与中国社会相结合，以及为什么二十世纪初，共产主义得以在全球盛行的原因，这样的认识，今天对于我们深刻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都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可惜像徐璋本这样的思想，多年来被历史尘封，以至于人们根本就不知道，在1957年，许多民间知识份子在理论认识上达到的高度。在1957年，多数有价值而深入的思考，是由那些自然科学的教授和学生完成的，特别是物理系和生物系的教授与学生。
《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一文发表于《经济研究》（1957。5）上，作者是陈振汉，徐毓栴，罗志如（三位都是北大经济系教授），谷春帆（邮电部副部长），巫宝三（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甯嘉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副校长）等六人。文章的内容涉及面广泛，分析深刻，很中肯綮，但文章太长，就不正面引述了。反正它的主要论点可以从批判它的文章中得以窥见，这样，既可免去重复引证，又可观赏马戏团小丑滑稽、荒唐的表演。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批判说：“陈振汉秉承章罗联盟的意旨，首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大肆攻击，说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其中包括计划工作，财政工作，金融工作等等，都是‘盲目的‘，根本没有遵循什么客观经济规律，以致偏差颇大，错误很多，损失不小。其所以如此，据陈振汉说，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列甯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过了时’的‘敝屣’，不能指导当前的经济工作，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国家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员不懂得经济学常识，是一些教条主义者，官僚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这个局面岂不是糟糕透项吗？那末怎么办才好呢？陈振汉代表资产阶级右派回答：这好办得很！他的办法的第一条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然早已过时，‘是敝屣就应摒弃’，干脆把它扔掉，改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特别是现代垄断资本的辩护人凯恩斯的经济学说，把它作为国家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好了。办法的第二条是：现在的国家的经济工作的指导人员，既然不能担负领导工作的重任，那末干脆请他们下台，让这批资产阶级右派的‘经济学家’的人上台就好了。经济方面的工作应该如此这般，经济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也应该如此这般。陈振汉的‘意见书’数易其稿，洋洋数千言，其主要内容，事实上就是这样。”（见人民日报9月19日）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杨培新说：“陈振汉说马列主义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案’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着作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对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都说明马列主义经济学在这方面是有一套完整的理论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准备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这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恩格斯在1877年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理论，已预见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80年来，这个规律已为实践所证明。陈振汉把马克思主义嘲笑为‘和尚念经’，这只能证明陈振汉的反动立场。马克思主义指导了九亿人口的国家完成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国家的经济建设的速度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伟大的胜利，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生气勃勃的行动的指南。”
北大教授樊弘揭露陈振汉以主张“竞争平衡论”来宣扬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说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竞争可以使生产中偏差得到平衡，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建设却会产生严重的偏差，并且因为社会主义必然产生官僚主义，所以这种偏差不可能消除。
经济研究所严中平揭发说，陈振汉在十多年前就主张：在中国的外国资本和外国工厂增加的结果并不阻碍而且帮助民族资本的积累。说是因为外国资本输入或外国人在中国办工厂的结果，与民族资本一样，是增加本国人民的生产能力，也就是增加他们的所得。这是陈振汉由来已久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9号）后来的做法与邓小平的说法，简直与此字字相印。
民盟中常委，上海市主委沈志远说：“在学术界，由于教条主义的长时期以来的统治，使我们的学术思想，自由的思想，几乎遭到窒息而死的命运，因此解放八年来，我们的学术界显得非常的沉寂。我们的学术界是没有生命，没有生气的。由于党政领导管得太多太死，妨碍了群众积极性的发挥。我们今天各部门的管理制度恰恰不足以鼓励群众的积极性。在某种程度上倒反把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变为消极因素了。”（文汇报，7月26日）
刘思慕以“剥掉沈志远的画皮”为题，系统揭批他的右派言行:“沈志远以全盘抹煞新中国的伟大成就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把光明灿烂的新中国涂成漆黑一团，把学术思想界说成死气沉沉……要党对‘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单位的具体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个别环节全面地大检查。”因为他认为滋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重大原因’是‘属于制度性质’，他强调要把‘滋长这三种歪风的一些不合理制度大刀阔斧地改革一下’。在政治制度方面。。。。。。在经济制度方面，沈志远露骨地反对计划管理，集中管理。他责骂我们的党政管得太多太死，集中得太庞大，太沉重。他一方面嘲讽这种制度把我们党和政府压得‘满头大汗，寸步难行’，另一方面说什么连‘草纸，牛奶都要管到’，‘一切都要国营，一切要管起来，包下来，把人们的积极性都管光了，包完了’。他用极其恶毒的语句污蔑，丑化整个党。他把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说成是一个结党营私的宗派集团，把党员以至各级领导干部说成是严重脱离群众的特权领导阶级，把人事部门说成是‘鬼鬼祟祟，关起门来包办政治’的特殊人物。”
刚从日本回国的经济学家吴半农说，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某些经济现状，与马列主义的经典分析严重脱节了，比如经济危机在西方世界已经20多年没有发生，这个问题怎么看？（转引自《禅机1957》页171）
１０，要求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
上面，刘思慕揭批的那些，是沈志远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以《党和政府不应管得太多太死》为题作的发言。他说这样就出现了一系列反常的现象：好些演员长期没戏演了，好些教员整年没有书教了，好些名医常年不看病了，好些着作无法出版，只好藏之名山了，好些学术工作者无法从事研究工作了。在我们这个文化落后，知识份子异常缺少的国家而出现这样一些现象，这岂不是糟得很吗？他对学校党委制的作用，认为是形成了以党代政，非党校长无权，校务委员会形同虚设，在系里是系秘书领导系主任的反常现象。为了改正过去的高等学校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以为可以考虑学校党委制的改变问题。他还谈到出版的专业化制度，即把某一种性质，某一门学科的书归一个出版社出版，以为这是垄断，是一家独鸣，就是排斥矛盾，掩盖矛盾，取消竞赛，保护懒汉，奖励不上进，阻碍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它会使思想僵化，企业衙门化，出版事业的生命枯萎下去。为了消除这种弊病，他说：“今后出版事业应向社会开放，允许志同道合的人开办像同人出版社，同人杂志社，书刊出版发行合作社之类的机构，政府只要掌握一些大的政策方针措施，负起监督检查之责，其他事情是少管为好，何况你事实上要管也管不了那麽多呢。”（解放日报，5月17日）
5月18日，人民日报以《老报人批评现在报纸的缺点》为题报导了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陈铭德说：“报纸是人民的精神食粮，新闻工作者是厨师。厨师要是光注意营养价值，不注意色，香，味不行。趣味性和思想性不矛盾，正像色，香，味和营养不矛盾一样。”他建议：一，增办非党报纸，能不能倡办同仁报？二，北京应有晚报。
张友鸾说，旧社会有一句话：“记者不坐牢，不是好记者，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现在呢？他变为可以这样说：“记者不讨厌，不是好记者，报馆不闯祸，不是好报馆。”
萧离说：新闻常被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垄断，他们想竞赛也无从竞赛。
《大公报》社长王芸生说，现在的报纸是报喜不报忧，隐恶扬善。新闻工作者劳动生产率低。
新华通讯社的邹震说，新闻工作的鸣放问题，就是彻底实现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问题。过去，这三大自由，被管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给限制在极狭窄的范围里去。我们的自由被“三害”给剥夺了。我们要向三个主义索还被它蹂躏了的新闻自由。我觉得今天应该喊出“民主办社”和“民主办报”的口号来，使中国出现更多的非党的报纸和通讯社，出现更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或民营的报纸和通讯社。
中国新闻社的郑白涛说，我们中国新闻界的单调，枯燥，是这些教条主义者造成的。一个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官僚式的社长总编辑，比一个检查官更妨碍新闻工作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莫如俭说，我国目前报纸的性质和作用是根据列甯1901年定义：“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舞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而目前我国报纸受那个定义教条的束缚，报纸只限于指导性和思想性。因之不能满足他们（广大读者），产生矛盾。
《人民航运报》记者赵琪，把当时占多数的报纸即共产党的党报称为“领导机关所有制的报纸”，认为它的特点是：一，公文指示多，二，教训口吻多，三，首长言行多，四，有些话不便于讲，五，有些话不敢讲，六，有些话不准讲。他认为“人民群众所有制的报纸”新闻多，服务周到，新闻人物活动多，什么话都可以讲。单纯代表机关意见而不为读者服务的机关报，它的生命已经危险了。
《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不赞成社会主义报纸指导工作的说法，认为现在的报纸是布告牌，留声机。
这些右派言论在6月24日举行的第二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受到批判。中国新闻社孙殿伟批判郑白涛说，郑在社内就有许多反动的谬论，他同意章伯钧的言论，主张中国要实行两院制，主张办反对派的报纸。在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等人的反党活动被揭露后，他仍然替他们辩护，说“党天下”的说法是对的，定息不是剥削，而是和银行里存款的利息一样。他认为目前对右派分子的驳斥是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作法。同志批评他，他说这是共产党愚民政策的成功，并把这些人称作打手。（人民日报6，26）
北大新闻系方汉奇批判顾执中所说的：宪法有的被彻底破坏，有的有名无实，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上都没有得到保证。（按说这是无可反驳的事实，但直至如今，无耻的投机政客们竟然仍能弹舌如簧——紫丹。下面是6月26日《人民日报》所载顾执中先生的原话全文，请读者与今天的情况作一对照。）
宪法有的被彻底破坏，有的有名无实
顾执中说：宪法所规定的条文，有些是有名无实，有些被破坏而没有受到制止。例如宪法第85条规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实际许多现象却不是这样。第89条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法院决定或检察院批准不得逮捕，而肃反时的行动证明这一条文完全被破坏了。第87条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都没有得到保证。例如有些批评人民日报的文章，至今仍没有被登出。报社只登风平浪静的东西，揭露人民内部矛盾稍微联系到某些人物、部长等便不予发表。集会结社的自由更少，许多人民团体几乎都是官方包办。可不可以再有新的民主党派？宪法没说不行，但事实却没有人敢大胆地做。第94条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但高教部和教育部却在叫请大家原谅，说因为学校少，生育没有节制，人太多了，不能人人入学，这芊ㄒ脖黄蘋盗恕Ｏ芊ㄗ?954年通过以后，有的被彻底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也很少有人执行宪法中所规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集中制。大家都把宪法当作一张纸，通过后也就算了。想当年，在讨论宪法草案的时候，大家都愿为保护宪法而斗争，现在从刘委员长到一般公民谁也不提保护宪法了。这样下去，把宪法当成了手纸，乱关人、乱捕人、拆信等等，都可以为所欲为，将来何堪设想！？中宣部的宗派主义情绪很浓厚，解放后对老新闻工作人员很少照顾或者没有照顾。解放后仍允许续办的一些报纸如文汇、新民等报也没有得到政府的照顾，让非党的报纸自生自灭。党报与非党报、党报记者与非党报记者的待遇都不同，非党报记者采访时受到轻视，许多的机关还不让他们去采访。解放前有许多通讯社，现在名义上有两家——中国新闻社和新华社，实际国内新闻只有新华社一家，包办了全国的消息，肚子吃得太饱撑不下。我建议：一、民主党派宣传方面的负责者应该参加中宣部的宣传会议顿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不是句假话，即使不参加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也应该让我们知道会议情况。二、新华社应像塔斯社、路透社等那样，成为国际性的通讯社，国内则开放让民主党派、团体、地方办通讯社。参加了许多座谈会，感觉有两种偏差：群众有些左，人民日报又有些右。在过去运动中受到整的，虽然知道大“鸣”大“放”不应越出拥护共产党和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轨道，但在讲话时，控制不住感情，不免有越出轨道的地方。民主党派成员讲话很苦，稍微讲得厉害点，报纸上便批评，和风细雨一点，又会挨骂，所以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很难做到恰如其分。储安平的发言，意思可能是好的，但用词不当，有刺激性，建议九三学社领导加以讨论，以免引起混乱。
安岗批判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模糊了报纸的战斗方向，说报纸同读者是“五分钱”的关系，只是在商品基础上才能发生作用，并且说不注意报纸商品性的党报是“一片教条主义”，“寡妇脸”，“官报”。右派分子彭文应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发生原因之一，即报纸长期没有揭露错误。报纸要敢于揭露错误，不要报喜不报忧，也不要只打苍蝇蚊子。
可赞可叹！彭文英同章、罗、储、陈作为“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的人证，而被定为中央级的五名终身右派！
自从毛泽东把这种生动活泼的自由办报思想的鸣放，恶狠狠地定为“黑云压城城欲摧”，直到江核心，直到胡温新政，中国的新闻自由被国际公认为最糟而跟北朝鲜一起敬陪末座。
出版界的意见，曾彦修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苏联的出版机构，组织制度是落后的，而我们把自己的传统完全革掉了，一切照抄苏联。“解放后基本上停止了学术着作，而让苏联的小册子泛滥于市场。”对于随便砍掉专门刊物，他认为：“把出版局砍掉中国不会亡，把这些学报砍掉，中国没有科学，却要亡的。”“解放后几年来，光出了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连环画，没有真正的出过一些有份量的东西。”“难道我们单靠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就能立国吗？”“过去搞七，八年，结果出了不少三，四流的翻译书，反特小说。着作出不了，而对外国人的胡说八道的小册子却浪费了不少纸张。”“出版工作去搞些没有味道的事，也是不行的，如为了规定《毛选》在全国同一天发行的组织工作花了不少力气，实在是无聊。”“事情是人办的，对领导，对同志，对组织处于执政地位受到的腐蚀以及广大群众已经“怨声载道”，他认为“八年来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沾染了肮脏的腐朽的东西。。。。。。。因为他已得到某些东西了，官方身份，统治者一分子，生活职业有保障，有东西可保守了，。。。。。。人社存在党员享受特权现象。”
人民日报，7月18日载，首都出版界反右派斗争会上有人质问他：为什么要硬说解放以来没有出版什么有份量的学术着作，难道马列主义的经典着作和毛泽东同志的着作算不得有份量的学术着作吗？有人分析说：曾彦修主张办“同人出版社”，就是不要党的领导，要恢复资本主义的所谓出版自由。
文化部副部长陈克寒，在10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出版工作必须实行计划化》，说：“出版界的右派分子曾彦修，蓝钰，彭子岗等人，都竭力反对出版事业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化。他们认为：计划化‘把个人的积极性限死了’，‘选题计划根本不必要’。蓝钰故意把解放以后的出版工作描绘成‘矛盾百出’，‘笑话百出’，并且把它归咎于出版事业的计划化。他们特别攻击纸张的计划供应制度，提出所谓‘自由买卖’，‘自由出版’的荒谬主张。。。。。。。其目的，是要否定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使出版工作处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以便倾销资产阶级的私货，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１１，发出“救救科学家“的呼吁
可以看出，阻碍各项事业发展的基本关键在于，政治上独裁压制民主，或专业上外行领导内行。特别是，表现在科教文艺方面。毛泽东这个灾星，在这里创造了两个重灾区，他说：“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4页）唯物论大史学家翦伯赞着文《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批判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雷海宗用一本《雅典宪法》作武器，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进攻。他发表了荒谬绝伦的马克思主义停滞论，过时论和不合国情论等等陈腔滥调。他诬蔑地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说成一钱不值，而在另一方面则把他心爱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社会科学’捧上了天。他说：‘整个社会主义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贫乏。’‘苏联历史科学水平之低是惊人的，苏联学者的着作，在资本主义学术界看来连评论的资格也够不上，可以说不是科学作品。’甚至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写历史的书很少，仅有几本也是赶任务的书。’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则‘可以清楚地指出它有那些学派，那些代表性的着作。’又说：‘最近六十年来，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的有新的发展，不断地增加新的材料，对旧材料不断地有新的认识新的解释。但这些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界来说是等于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仍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的认识条件和资料条件下对问题所说的个别的语句’。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真是极尽诬蔑之能事。雷海宗的谬论，主要的是说马克思主义过了时，实际上过了时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所谓科学方法。慢说资产阶级已经临于没落的时代，就是在这个阶级的青年时代，资产阶级的所谓科学方法，也是像马克思所说的，‘好像是一匹笨重的驮马，面临本质与现象，结果与原因，就一筹莫展了。’而雷海宗却说这匹‘笨重的驮马’到了垂死的时候反而出现了一日千里的奇迹，岂不是神话。”
他还批判荣孟源“主张复古主义，企图用主要是封建主义的历史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说孟在《建议编撰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资料》一文中“没有一个字提到马克思主义。”这个逻辑被戚本禹继承下来，给中国的赫鲁晓夫扣上“背判无产阶级专政”的帽子，理由是“《论修养》只字不提无产阶级专政。”这里的论据也是“只字不提”。这时候，大历史学家，言必称马列的翦伯赞将面临灭顶之灾。如果说杨家将杨敬业是一头碰死在李陵碑上，嘲讽雷海宗“把他心爱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社会科学’捧上了天”的翦伯赞却一头碰死在“他心爱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所谓‘毛泽东思想’”的丰碑上。他如此饱学，只是没有学到：“历史的戏剧性在于请君入瓮。”章怡和的文章《历史学家翦伯赞之死》，这样写道:“翦伯赞却已有轻生之念。他大惑不解的是：毛泽东说要给他出路，事实上的生路又在何方？原来都是假的，虚的，空的！绝望之心，生出决绝之念。
“第二天，人们发现翦伯赞夫妇服用过量‘速可眠’，离开了人世。他（她）俩平卧于床。二人穿着新衣服，合盖一条新棉被。在翦伯赞所着中山装的左右口袋里，各装一张字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则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戚本禹接见一个叫“反到底”的造反团时，装大蜡地说：“你们知道什么叫‘反到底’吗？反到自己身上才算是反到底。”（戚这个史痞后来的下场，当然只是为此命题“历史的戏剧性在于请君入瓮”，添一实例而已。）这时候的翦先生还在烧瓮，使劲地批判另一位右派历史学家:“向达在很多会议上的发言中对科学院的党的领导大肆攻击。他说科学院的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一些行政领导的党员干部都是外行，‘根本不懂业务’。他说科学院的党的领导‘有如张宗昌带兵’，把共产党比作北洋军阀。向达说：‘现在史学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的。’又说：‘这几年史学界的人意气消沉。’他闭着眼睛问：‘历史界解放后这样不行，党里负责的人要不要负责？’请问向达：你从哪里看出现在的史学界是‘奄奄一息’，‘意气消沉’？又从哪里看出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对于党的领导雷海宗也放射了毒箭。”翦伯赞的批判并不限于学术领域之内。“他诬蔑‘中国知识份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他说解放后知识份子‘一般地是一言不发的，或者只能希望他们发的一套假言’。大家请注意雷海宗在解放以后所说的都是‘假言’，没有一句‘真话’。大家都知道历史学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真实性，一个言不由衷的专说假话的人，怎么能给学生以正确的历史知识。我们希望他把心里的真话说出来。雷海宗在文章中还谈到不要党‘发号施令’，并威胁地说，不然，知识份子就要说假话，或者‘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地消极怠工了。“（人民日报，10月4日）
致公党中央副秘书长严希纯说，有的在科学机关作领导工作的党员，自己不懂科学，又不虚心学习，尤其不好的是不懂还要装懂。有些党员还把领导科学技术机关看成带军队一样，把科学家，教授，工程师，一律当成自己的下级，不尊重他们的意见，也不给以应有的礼猊。他还说，科学技术工作在研究过程中是允许失败的，但现在却一遇失败就要追查科技人员的责任，甚至怀疑有政治问题加以逮捕。这样专家们如何敢于负责呢？（人民日报5月16日）
《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是民盟中央推派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五人成立“临时研究组”，广泛征求和收集了各地盟内科学家的意见而提出的一份较全面，系统的报告。内容包括五个方面。郭沫若以《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和《社会科学界反右派斗争必须进一步深入》为题进行了批判，随后根据运动的深入发展又作过补充发言。他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许多代表曾经对章罗联盟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进行了批判。”现将“意见”和批判简述如下：
第一，“争取十二年内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保护科学家’，就是采取具体措保证科学家，特别是已有一定成就的科学家有充分条件从事科学工作，扭转目前科学家脱离科学的偏向，首先要协助他们妥善地解决时间，助手，设备，经费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问题，使他们真正能够坐下来，好好安心工作。”
郭沫若批判说：“这个意见书中提出了所谓‘保护科学家’的口号。这显然是企图造成一种印象：我国科学家受到一种威胁，或者迫害，需要加以‘保护’。事实上有人说过这样的话：‘解放以来，中国知识份子遭受了一次‘浩劫’。他们这样不顾事实危言耸听的目的，不外是想离间科学家同党和政府的关系，引诱他们走上错误的道路。”
第二，“目前科学院，高等学校和业务部门之间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本位主义，大家都想保存本单位的干部，不愿外调，甚至怕谈合作，怕这样会拉走了人，影响了自己。有些单位对于少量的必要的人员调动，也张大其词，互相埋怨，因此，在单位与单位之间逐渐形成了一堵墙”。
第三，“要发展社会科学，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对旧社会科学不是改造，而是取消，这些做法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对待旧社会科学应当是改造而不取消，因此应当恢复的应即采取适当步骤予以恢复，应当重视的就应当重视起来。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客观规律。我们认为应该鼓励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政府的政策法令提供意见，政府部门应主动地将有关资料尽量供给有关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并帮助他们创造研究工作的条件。”
郭沫若批判说：“在我看来，今后为了发展社会科学，首要的任务就在于继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队伍，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而不是什么发展资产阶级社会科学。那种‘恢复’资产阶级科学的主张，实际上是开倒车，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社会科学。如果按着这个主张去做，其结果是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而使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重新泛滥。”
郭后来又补充批判说：“他们在这里，一方面污蔑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措施等等都是盲目的，而不是依据客观规律的，另一方面又污蔑共产党和政府不准‘学者们’从事科学研究，只准他们作些政策方面的‘宣传解释工作’。事实是这样吗？暂且不说许许多多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是把宣传解释党和政府的政式A作为自己光荣的职责的，现在我只问问右派先生们：党和政府究竟在什么时候禁止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对客观经济规律进行研究呢？”
第四，“科学研究工作应该有领导的进行。我们希望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工作进一步加强，并建议有条件的省，市也设立相应的机构，以加强领导。至于学术领导和科学研究的‘火车头’，我们认为应在实际工作逐渐形成，不要主观地先行规定谁是领导，谁是‘火车头’。”又说：“科学研究工作除少数必须集中外，应尽可能把研究工作去‘就人’，科学家在那里，研究工作就放在那里。”
郭沫若批判说，“反对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科学工作，反对对科学工作的统一领导，其结果就是要使我国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发展科学事业，就是要使我国科学工作长期停留在落后的状态。”
第五，“过去在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留学生时，有片面地强调政治条件的偏向。我们认为今后应当业务与政治并重。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对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都应当平等地看待。”
郭沫若批判说：“企图以资产阶级虚伪的‘平等’观，在青年中进行挑拨和煽动，指望造成一部分青年对党和政府不满。”他认为，“如果要‘一视同仁’，那倒真正是不平等了。先说工农学生吧，大家知道旧中国在反动统治之下，工农子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特别是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现在，反动统治已经被推翻了，对于这个不合理的不平等的状况，难道我们不应该尽最大力量加以改变吗？”
这位郭大院长把这份“意见书”批得体无完肤，然后扣上了如题目所示的大帽子：“意见书是一个彻头彻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纲领。”——“党和政府的方针是，科学研究工作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意见书中对于这点一字不提。”他说：“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文件，而是章伯钧等右派分子企图夺取国家领导权，首先是文教工作的领导权的阴谋的一部分。”（以上“意见书”引文见光明日报6月9日；郭的“批判”见人民日报7月6日和9月19日）
跟常识水平的是非开玩笑，瞪着俩眼说瞎话。用共产党自己的标准来衡量，郭沫若的马屁也拍得太过火，太伤天害理。1980年5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说：“在批判‘章罗同盟’时，曾经把民盟中央的《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说成是‘章罗同盟’的反动纲领，事实上，这份意见书不是章、罗二人提出的，而是民盟中央分别由曾昭抡和黄药眠负责的两个小组起草的。在这次复查中，我们和有关部门及民盟中央都认为，这两份意见书的基本内容是可取的，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不是‘章罗同盟’的纲领。”这当然不是专门针对着郭沫若一个人的胡说八道而发的，但却揭露了郭沫若寡廉鲜耻、丧尽天良的奴才嘴脸。以他的接触和了解，绝不可能把毛捏造的‘章罗同盟’（明白的事实，是章罗连有“同盟”的可能性都没有）信以为真；无需他那样的通古博今，就该会认识到《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完全是个合理化建议。不管怎么说，他竟能颠倒是非，曲意逢迎，振振有词，逐条把它们批得体无完肤，确实证明“四大不要脸之首”对于他是当之无愧。而“首上之首”毛泽东才是无耻之尤，制造“章罗同盟，古今奇冤”的罪魁祸首。作出这样连自己也明知是纯属捏造，并且相信别人也同样明知他老毛在捏造，他还要在两个“明知”的情况下，涎着脸皮在在光天化日之下捏造；而郭沫若却是在四个“明知”的情况下，硬说:“公鸡会下蛋”。别说这两个人还号称是“大人物”，即便是小瘪三，也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小瘪三。
１２，反对奴化教育，取消党委制，实行教授治校
现在再来看看由黄药眠，费孝通，吴景超，褚圣麟，侯在干，李西山，陶大镛，陆近仁组成的工作组并由黄药眠执笔写成的《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
“目前高等学校中存在有好些问题，问题之所以产生，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一，有许多党员同志对党中央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份子的政策认识不足；二，有许多党员同志没有掌握到学术机关的特点，错误地把它和一般的政权机关等同起来；三，有许多党员同志的民主作风不够，高等学校中的重大措施很少和群众商量，甚至有些人错误地认为一切由党员包办，才算是实现党的领导；四，有些党员同志没有充分认识到知识技术力量在近代国家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五，有些党员同志对于目前要办好高等学校，究竟应该依靠谁，没有明确的认识。
“除了这些有关思想认识的原因以外，学校的领导机构也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在解放初期，各高等学校是用校务委员会来执行领导的。后来学习苏联，采取一长负责制（实际上也并没有执行过）。党‘八大’以后又改为党委负责制。最近人们对于党委负责制表示了不少意见。但究竟什么是学校党委负责制，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党中央对这方面的具体规定。比方党委负责制和普通机关里的‘党组’有什么分别，它和校长，校务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如何？我们也很难说出一个轮廓。既然对于这个制度，我们还没有研究，因此我们也就很难对它表示意见。不过就目前的领导机构的情况看，的确已经显露出好些毛病。如严重的以党代政和党政不分的现象，如校务会议多流于形式，如非党干部有职无权，如群众意见很难通过一个组织系统反映上去，发挥监督作用，如系秘书实际上领导系主任，如在教师中占相当大的比重的民主党派，直到现在还没有一定的地位等等”。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胡锡奎批判说：“在这个以‘建议’作为幌子的彻头彻尾的反动纲领的第一部分里，右派对党，对党员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把在高等学校里工作的党员刻划为‘不懂政策’，‘不学无术’而又‘专断独行’的‘独夫’。把党委制描写为产生‘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东西。右派分子捏造了这些莫须有的罪状，正是为了给从各个大学里赶走共产党员，消灭党委制的这个阴谋提供论据。纲领的第二部分，穷凶极恶地干涉了党的内政，擅自规定限制党在各大学的活动范围的清规戒律，甚至限制共产党开会与说话的自由，这种限制有些类似国民党反动派的《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纲领的第三部分，第四部分，第五部分中，右派更是挖空心思地制造了种种委员会，其目的是通过他们的活动，使共产党的领导权化整为零，全部消灭。其中最狠毒的是右派企图设立以教授，副教授占绝对优势的校务委员会，作为高等学校的最高领导机关，表面上是要扩大民主，而实际上他们的校务委员会是不要校长参加的，他们规定‘党的校长或副校长对于校务委员会的决定持不同意见时，他可以有否决权，但如果这个决议第二次被通过时，则决议仍必须执行。’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否定党委制代之以校务委员会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实行篡夺领导权的明目张胆的阴谋计划。这个阴谋计划是要保证右派可以在高等学校中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把高等学校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据地。”（人民日报7月30日）
在教育问题上，右派的主要观点是，在领导体制上反对党委制，党员特权，力争“民主办校”，“教授治校”。在课程设置上，主张恢复社会学（如吴景超等被批为“实质是要扩大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进一步夺取思想阵地向马列主义进攻。”）。当然，同时也反对一切照搬苏联，对苏联所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洋奴思想，以及反对罢黜百家，独尊马列。在教育思想上，主要表现在钱伟长所提出的培养目标上。他认为，高等工业学校把培养目标设定为工程师是不现实的。如果培养目标是工程师，那就必须把有关的各项知识全部传授给学生，可是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他说，必须把培养学生具有独立工作能力和把全部知识传授给学生二者严格区别开来。高等学校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全知识传授给学生，但是高等学校必须给学生打下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训练学生在一定范围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为将来成为一个工程师作好准备工作。钱伟长认为，当前高等教育的特点是繁琐。课程门数花样繁多，又是基础课，又是专业课，又是专门化课。学生一学期要学十多门课，每周学习时数在30小时以上，一天到晚在教室里换班子，上了这堂课，又是那堂课，以致走马看花，学得不深不透，更谈不上工作能力的培养了。他说，西德的高等学校每周只上17小时，美国有的工业大学每周连上课带实验在内只有20小时，它们也同样培养出了相当水平的人才。他还说，中国学校的专门化设置是采用苏联的，可是苏联的工业水平要比中国大20倍，运用人才的灵活性也比中国大20倍，按中国目前的工业水平来看，分工还不可能过细，对于人才的需求还不可能算得十分精确。因此，专业不宜分得过专过细，以免产生“学用不一致”的倾向。（光明日报1，7）
人民日报，7月4日载，在清华大学批判钱伟长的会上，张子高教授发言，说1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钱伟长关于教学计划，培养目标的谈话，实质上在总的方面否定了学习苏联的方针和教学改革的成绩，在教学环节方面是否定了学习，毕业设计，忽略了专业课和专业设置的意义。他离开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即有计划有目标地培养高级技术干部，而企图转回到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即通才教育。章名涛教授说，钱伟长说现在五年制的学生不如解放前四年制的学生。这就是说过去的英美制的教育制度比现在学习苏联的教育制度要好得多。难道说英美的教育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国家的么？
对钱伟长的所有批判，几乎都是有意，无意地在说废话。比如，说他的主张是这个，是那个，一则有很多“不是”钱的主张，是硬加在他头上再予批判的；二则，“是”钱的主张，为什么就不对？其实，他是在一党专制下，旗帜鲜明地提出教育要发展学生的主体性，特别是他在《中国青年》杂志（1956，15）上发表的文章《过严地管教青年是封建教育思想的反映》，更是一篇反对党的奴化主义，倡导个性解放的民主教育宣言书。“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封建教育思想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封建社会对青年的‘教育’，有一整套，现在我们虽然已经不用那一套‘老成持重‘，‘温文典雅’的字眼，但是这些字眼的某些内容却在‘服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等另外一套字眼内借尸还魂了，有许多对青年的不合理的要求，是借助于‘服从祖国需要’这样的光辉的字眼里混了进来，新名词混进了旧内容，确实迷惑了不少青年。”（何止青年？由革命名词包装起来的最腐朽的封建主义糟粕，不是也让壮年，老年，其中不乏饱学之士，奉若神明吗？___紫丹，下同）
“约束和管教太多，终究是和发挥青年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要求不相符合的。”（人之所以成为人，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成为人，是由他的主体性的性质，及其发挥的程度所决定、所表现的。主体性就是一个人自我实现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共产党的教育就是要千方百计扼杀人的主体性的奴化教育、愚民教育。）
“我也曾见过活泼的青年渐渐地变成沉默寡言，青年自小在一起的好朋友因为怕被检查‘小圈子’而渐渐疏远了，正当的生活爱好和业余特长受到了限制，一切好像都有顾虑，甚至像吃根冰棍都可以算做生活浪费。这样动辄得咎的生活，显然只会伤害他们的锐气，是无益于青年的教育的。”
“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主要的原则性问题上友爱地进行是有好处的，如果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没有‘对象’找‘对象’，则就会产生消极的作用。在目前，这样代表着友好和关心的字眼，像‘帮助’和‘批评’，都变成了‘管教’的代名词，实在指出了我们的封建残余是根深蒂固的。”（因为你钱伟长是国际知名的自然科学家，共产党需要你，暂时还算尊重你，所以你还有人格尊严，还能说出有人格尊严的人才能说出的话。一年之后你给划了右派，再来尝“帮助”和“批评”的滋味，就知道远甚于“管教”了。）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何东昌说：“钱伟长在校内已成为右派的首领了，一切消极因素，都和他混在一起去了！”（人民日报7月21日）与你同为清华副校长的张维说，钱伟长等人炮制的“这个纲领是章伯钧的政治没计院中科学的部分。他策划着用这个纲领首先在文教和科学部门打开缺口。这是他们这个集团在长期内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活动！”之前还说：“依我看，钱伟长他们的意图就是：（1）丑化党，藉以收买人心，达到对科学的领导权，（2）煽动挑拨，（3）抓人事权，（4）反对科学院的领导。”（光明日报，7，6）你们“三钱”之一的钱学森说你已经堕落成为“最恶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吴晗说你是在政治上向党“敲诈勒索”！（人民日报7，6）梁思成称你“索兴撒赖”，“无赖到了极点！”（<争鸣>10月号）
“在学生升学的问题上。。。。。。在不少地方。。。。。。硬性地过多地限制了学生的志愿。有一位爱好农业而有一定基础农业生物知识的青年，在今年偏偏把他‘动员’到师范学院去了，而且限制在只能在某某省的师范学院去了，才算是‘服从了祖国的需要’。”
“大学毕业后，学非所用的人也不在少数。如有意见就给你扣上大帽子。我们强调了服从需要，很少照顾到个人的志愿和专业的培养，使青年在这些问题上受到了不应有的过多的限制。积极为这些问题提出意见的青年，总是被认为落后分子。”
“总之，对青年的清规戒律是太多了，管得太紧太厉害了，我们反掉了自由主义，而让封建主义的残余从后门钻了进来。清规戒律就是不相信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就是封建社会教育思想的残余。”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教育中也有优良的部分，如学思并重，举一反三的启发式，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主体精神。。。。。。可惜，中共这时的教育继承了其中重教轻学，重知轻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贬损自由，压抑个性等糟粕部分，并使之与列甯的“从外面灌输”的教育思想相杂交。这便是钱伟长以现代教育的目光所审视的这个赤色殖民地的教育怪胎。在教师中重视政治，思想改造，轻视业务提高，即反右之后才叫出名堂的，所谓批白专道路，而在业务中，更是轻教研和科研。费孝通在《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中写道，周总理号召“向科学进军”，有的学校只是刮起一阵风，“吹皱了一池春水”。当教师的科研和教学发生冲突后，学校领导“不去分析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更少自觉到这正是缺乏具体领导的结果，反而大叫教学与科研有矛盾，教师名利心重，轻教重研。。。。。。我想，强调知识份子搞科研是为名利双收，是个人打算是不好的，因为和事实不符。”
“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导致被划右派的在5月16日校部领导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把“三害”斥之为:《“三条老虎”横冲直撞给教育事业带来损失》
“党外人士应有职有权，不要以秘书、助教干涉我”
党委制是需要的，但是党的神经系统（组织系统）如何搞须要研究。党对党外人士既然政治上与业务上是信任的，就应有职有权，让年青党员领导党外人士是不妥当的。我在很早就靠近党，我的觉悟与水平都不比新党员差，不要以秘书、助教来干涉我，让预备党员来领导我就不服。
“过去公安工作做的太多了，高级知识分子中是教育、统战与宣传部门的工作”
我始终认为我校党群关系不好，高等学校党委对高等学校的特殊性没抓住，在高级知识份子中属公安部门的问题不多，是教育、统战、与宣传部门的工作，过去好像认为党外人士不可靠，这道墙防范得太厉害，斗争一个人容易，要挽回就难，感情不容易恢复，过去公安工作做的太多了。有朋友问我：“究竟师大党群关系怎么样”？我说以我为例是很好，但这在学小房竟是特殊的。外面对我校统战工作印像不好，对我们的党群关系有一定的看法。校内有些负责同志缺乏自我批评的勇气，我曾几次进言。如评薪工作，黄药眠、萧璋不了解情况，李筠虽好但不懂业务，党委除了两个老头都是年青的，情况不了解，决定级别不准确，何副校长告我有四人不满。实际不如此，我现在半官半民，我了解情况，告诉何副校长能改就改，不能改就应吸取经验教训。
“我身边的老虎推倒了庄稼，撞倒了房子，吃掉了小孩，剩下了骨头”
毛主席在八大开幕词中指出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我听了非常高兴，老虎一捉就捉对了，这三条老虎横冲直撞给教育事业带来损失。知识份子不会造反，学校里不只是公安工作，而问题是宣传、教育、统战部门的工作，要团结、教育。我校工作做的不好，在我身边的老虎推倒了庄稼、撞倒了房子，吃掉了小孩，剩下了骨头，捉住了老虎真是很高兴。
“实际是客人地位，有主人翁感是假的”
我校三个主义都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笼罩一切，教条主义充满教研组，现在有些教师谈虎色变，这些人不是反革命，要依靠这些人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这样的压力怎能发挥他们作用。这一年来情况好些，但基本情况末改。如教育系教条主义的统治从领导起解除了一些（董渭川插言说不见得是解除了一些），基本未变。主人翁的感觉是从主人翁的地位而来，实际是客人地位，有主人翁感是假的，没有什么用处，虚伪的东西没有价值。
“牛皮浸水拖不动，不会出大民主，出了大民主也会解决问题了”
学校的三条老虎，首先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在教研组中的统治最嚣张，据马特反映：逻辑学甯可请人大年青人来给政治教育专业教课，而让马特去教外系本科学生。官僚主义在高等学校为害最小，我与方铭说党委应利用八大文件好好学习，使三条老虎收敛一下。党团员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非常突出，如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教研组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应从党员先检查，根据中央精神在群众面前检查自己。后来党委布置学习八大文件时说要体会精神，不要联系实际，这说明党委不正视工作上的缺点与错误，党委常对错误做解释，这样工作方法不好。我近半年在学 校不爱讲话了，牛皮浸水拖不动，不会出大民主，出了大民主也会解决问题了。
“党政负责人发现错误应拍胸承认，怨有头，债有主”
校党委在贯彻与高校有关的政策不够及时，琐碎小事做得周到，有时很细致，这是思想作风与工作作风问题。做事不敢负责这是不好的，党政负责人对自己要做的事考虑要细致，与群众商量后再做，如发现错误应拍胸承认，“怨有头，债有主”，封建社会的正派人也有这种道德。党委一般同志对问题爱解释，如我向张斧提出百家争鸣政策在我校的贯彻问题，张说：“我们没抵触。”但实际我校漠然无声，这是否抵触？中央政策不执行就是抵触，不愿承认错误，这是对中央政策的态度，党组织不贯彻政策应负什么责任？可能党委意见不一致，战斗性不够，疲踏。
“党委整风应行动起来，不要人家‘将军’、中央鞭策才搞”
整风道理已不用再说，应行动起来，做为党组织这样疲踏不应该，要人家“将军”才搞，我向张刚说这样疲踏不行，学校有些同志诚诚恳恳为党工作，但有缺点：１群众路线走的不够；２末变外行为内行；３政治敏感不够。党中央非常有决心，通过整风运动来调整人民内部矛盾，我校党委等中央鞭策才动，应用种种办法如大会、小会、个别谈，打开道路，争取主动，体现中央政策，听取群众意见，党委个别同志决心不大，老一套想过关。党委是否下最大决心贯彻中央指示精神还值得注意。
“政治上没问题，业务好的排出去这是自私自利”
我校三大主义是存在的，如人员录用、留助教问题上，中文系去年留20几个助教，只有一个非党团员，有的业务很差。分配出去的有些是业务很好的，没有反动的，但因为这些不是党、团员，这些人很有意见，留下的助教也认为不公平，这是完全的严重的官僚主义。我们做的是人民的事业，不是党的家务事，政治上没问题，业务好的排出去这是自私自利，是不合理，我很气愤，团员也不平，党委应查清这件事。党委要下最大决心来改变作风，群众是我们的，如一意孤行则会脱离群众。（《师大教学》146期）中小学的情况可以从《解放日报》（5月10日见报）邀请的22位中、小学教师座谈会中看出一二：
上海第一师范学校王浩川说：我们的校长（也是党支部书记）站在云端上，只顾作经验介绍，而不抓学校内部的教学工作。在“评优”工作中也缺乏民主气氛。群众认为一位蒙领导百般偏爱，事事出风头在先，吃苦头在后的教师，不应该享受优秀教师的荣誉，校长不但不考虑这些意见，还批评大家文人相轻，还在区里介绍本校“评优”经验，说得头头是道哩！很多教师对工资改革预先定好级别，讨论时草草收场不满意。在评级中，全校党员除一人外，都是评的最高级，而工作质量与教龄都超过他们的非党员教师却大都偏低。在生活福利方面，不公平的事情也很多。如房屋分配，真正困难的人得不到照顾，而暴跳如雷的人，或者是人事干部，却可以搬进新屋。校长搬进了新屋不算，还花了公家一百多元的装修费，据说这是有关组织同意的。
上海建筑工程学校林炳彰说：大家对领导偏听偏信，造成了“墙”，很有意见。一个教师说，我有话不愿在小组会上讲，情愿在大会上讲，怕汇报的人走了样。一位教师说：一个党员的假话胜过十个群众的真话。（这决不是个别现象，党员和积极分子就是专门吃这碗饭的——紫丹）
第三师范学校过唯一说：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个党员，一开口就是“我是吃过苦的。”他对待群众的态度是怎样呢？有一次他同教研室同志吵起来，那同志哭了，我就跑进去同那同志谈了几句。当晚这位党员就找我去谈话说：“你在外面讲我坏话。”接着就两手插腰，眼睛一瞪。他生病了，有位教师说：“还是他生病的好，可以不发生什么事情，我情愿替他代课。”他和群众关系的坏，可见一斑。（反右之后，同事之间连这类的真话___共产党叫做是“落后话”或“反动话”，都别想听不到了。能听到的，连夫妻之间都清一色是共产党如何、如何地好！）
